《一个地主的早晨》和《勃里库什卡》的作者非常了解俄国农村的生活以及农民的农奴制依附关系的严重后果。在《战争与和平》中，农奴制的惨状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托尔斯泰并不认为这种惨状比他那个时代的半农奴制的、资本化的俄国社会灾难更触目惊心）。的确，我们知道皮埃尔庄园里农民的悲惨状况，知道伊拉金为了一条名叫叶尔祖的狗而把三家农户献给了隔壁的地主，我们也知道，老公爵博尔孔斯基因为生气就用拐杖砸菲利浦，然后立即安排人送他去当兵，但这一切都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博古恰罗沃的暴乱场面是这个平面上唯一鲜明的事件。在这里，托尔斯泰忠实而出色地描写了农民的心理。农民暴动的本身被看成是人民生活暗流活动的结果，也就是指出了深刻的、意味深长的原因，而不是表面的、偶然的原因。但是，在整个这部小说的上下文中，博古恰罗沃的农民暴动被看作反爱国主义的行为，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民天真地相信，法国的皇帝会给他们自由。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并没有广泛地反映出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和紧张性，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示俄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功勋，以及团结起来反击敌人的全民族的统一。在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人民性首先是作为民族性来揭示的。托尔斯泰把民族共性看作贵族优秀分子同人民的融合（这个统一体把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上层社会排除在外，在小说中以批判的，讽刺的态度对他们进行了描绘）。
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注意借鉴过去几代人的经验，寻找各阶层人民团结的可能性，他在过去伟大的经验中找到了这种可能性，并打算去解决当时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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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史诗般的开头以一条暗线把战争与和平两副画面连接成一个统一的结构整体。就如同“战争”表示的不仅仅是一些敌对军队的军事行动，还有在和平生活中被社会道德方面的障碍分离的人们的英勇仇恨一样。“和平”这个概念在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表现出和揭示出各种不同的意义。和平——就是处于非战争状态下的人民的生活；和平——就是在博古恰罗沃策划暴动的农会；和平——就是日常生活的利益，它与遭人遣责的生活不同，它妨碍尼古拉·罗斯托夫成为“出色的人”，而当他去休假，对这个“荒谬的世界”一窍不通时，使他感到懊恼；和平——就是没有阶级之分的全体人民，他们因国家受到凌辱而感到痛楚；和平——就是最亲近的周围的人们，不管人身处何处，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生活中，人总是离不开这些最亲近的周围人，就好像图申的特殊“世界”一样；但是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全宇宙，皮埃尔在向安德烈公爵证明《真理王国》的存在时经常谈到它；和平——就是人们的兄弟情谊，它不以民族和阶级的差异为转移，尼古拉·罗斯托夫在会见奥地利人时，对这种兄弟情谊致了祝酒辞；和平——就是生活；和平与战争并肩而行，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互为条件。
对托尔斯泰的这种历史性的叙述而言，战争、和平、大规模的会战、日常生活的场景（如：命名日午餐，化妆的人，圣诞节节期的溜冰）这些都很重要。尼古拉·罗斯托夫的狩猎描写得比他参加过的在奥斯特罗夫纳亚市郊袭击保罗格勒骠骑兵的事件更为详细。大概，在小说所描写的20场战役中，只有波罗金诺战役描写得像这场狩猎一样详细，壮观的战役和狩猎同样揭示了俄罗斯性格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
在小说的总体结构中，和平否定战争，因为和平的内容和要求是劳动、幸福、以及自由的、自然的、因此也是愉快的个性表现，而战争的内容和要求是使人们疏远，是破坏，死亡和痛苦。在奥斯特利茨战斗之后俄国军队撤退期间，奥格斯特堤坝上成千上万人对死亡的恐惧，尤其是托尔斯泰把这种恐惧同堤坝其它时期的景象相对比，从而使人产生深刻的印象。“多少年来，一个头戴尖顶帽子的老磨主（工人）拿着钓鱼竿坐在那里，而他的孙子挽起衬衣的袖子，翻看喷壶里摆动着的银白色鱼。多少年来人们安宁地驾驶着双套车，载着小麦，戴着毛茸茸的帽子，穿着蓝色的上衣，和其它一些白色的大车一道沿着这个大坝走过，车上布满了白色的面粉。”波罗金诺战役的可怕后果在下列情景中给予了描述：“成千上万的人都死了，穿着制服的士兵倒在田野里，草地上……这正是数百年以来波罗金诺，戈尔基，舍瓦尔金诺，谢苗诺夫各村农民收割庄稼，放牧牲畜的地方。”当尼古拉·罗斯托夫看到“房内敌人那张普通的脸，下巴上有一个小坑并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时，他清楚的意识到了在战场上必然会被打死的恐惧感。
在《战争与和平》中偶然的、必死的普通见证人，也能观察到世界的大事和一些重大的社会生活现象，而这个简单、自然、没有成见的观点为作者提供了必需的“人道”的观点。作者从人道的，道德的方面来看待事件，深入了解它们真正的历史本质。
对“充满血腥，痛苦和死亡”的战争真谛的描写，托尔斯泰早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就把它宣布为自己的艺术原则，它是以对待战争本质的人民观点为出发点的。
人民的统治者：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以及整个上层社会很少感到这些痛苦。他们要么像拿破仑一样认为这些痛苦是正常的，要么就像亚历山大漠视受伤的士兵一样，对这些痛苦极其厌恶，不屑一顾。
托尔斯泰本人在《战争与和平》中注意到，讲述战争的真实情况是很难的。他的创新不仅仅是与他描写战场上的人相联系（在欧洲文学中斯汤达也是这样做的，毫无疑问，托尔斯泰考虑了他的经验），但最主要的是托尔斯泰首先揭示了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真正的英勇精神，从而使虚伪的英勇精神暗淡无光，他把战争设想成一种日常的事情，同时又是对人的所有精神力量在极度紧张时刻的考验。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样了情况：真正英雄主义的载体是一些普通质朴的人，如：大尉图申或季莫欣，被历史遗忘的将军多赫图罗夫和科诺夫尼岑，从不谈及自己功勋的库图佐夫。正是他们影响了历史事件的结局。“梅德韦杰夫，去歼灭敌人！”——这个命令的力量并没有因为图申“尖声地说出它”而减弱，就像他所有的英雄气概并不会因它滑稽的外表而变得暗淡一样。一些高尚的词语，库图佐夫总是作为普通，好像是日常的话对巴格拉季翁说：“祝你建立伟大的功勋”，这与拿破仑虚伪浮华的漂亮语句形成鲜明的对比1146。
1146在《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者对待战功的这种态度里看得出起源于古俄罗斯军事小说的深刻传统（见《列夫·托尔斯泰与古代俄罗斯文学传统》，载Д.С.利哈乔夫著《文学·现实·文学》，列宁格勒，1981）。
拿破仑是这部历史小说中唯一一个直接以讽刺性的文学手段来描写的形象，作者恶毒的讽刺，毫不掩饰的愤怒既没有饶恕安娜·帕甫洛夫娜和她沙龙的一些光顾者，也没有饶恕库拉金，德鲁别茨科伊和贝尔格的家庭（我们回想一下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对朱丽·卡拉金的“爱情”表白，或者贝尔格一家的招待晚会），也没有饶恕亚历山大一世，但是这种讽刺性的怪诞手法只有当不知自我崇拜的限度，也不知犯罪与撒谎是多么粗鲁的拿破仑出现时，才有充分的理由（拉夫尔斯基事件，授予光荣的拉扎列夫士兵军团的奖章事件，带着儿子肖像的场面，波罗金诺战役前早晨的梳妆打扮和进入莫斯科的当天对大贵族代表团的徒劳无益的期待）。
在“谈谈《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一文中，托尔斯泰表明，对于从事历史事件描写的艺术家而言，没有，也不可能有主人公，而应该有人民，托尔斯泰以这种人道的标准走近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们，他使拿破仑声名狼籍，使库图佐夫美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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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战争与和平》期间，托尔斯泰是这样来确定自己的审美信念的：“艺术家的目的，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去解决一个问题，而是要使人们去热爱无数永不枯竭的生命。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可以写一本小说，毫无争议地来确定对所有社会问题的自以为正确的看法，那么我不要花上两个小时就能完成这样的小说，但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所写的东西现在的孩子20年以后还将阅读，他们将因为我写的东西而哭泣、欢笑和热爱生活，那么我将奉献我的一生和全部精力。”1147
1147Л.Н.托尔斯泰全集，第61卷，莫斯科，1953年，第100页。
“热爱无数永不枯竭的生命”——这是《战争与和平》的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生命的力量和它永远变化发展的能力被确立为公认的，唯一永恒的价值。从《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者的观点来看，这种崇高的价值决定了人民的历史活动以及与人民群众交往的特权阶层代表人物的命运。
人变化的能力隐含着道德成长的潜在可能性；善于不让自己局限于狭隘的生存圈子则开辟了一条通往人民群众、通往和平的道路。这本书的英明之处和生气勃勃的热情以及它的全部诗学都是以懂得这种辩证法为基础的。
《战争与和平》的人物没有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甚至也没有分好人和坏人，但分成变化的和僵化的人物。宫廷和上流社会在小说中遭到了批判，首先是因为这一阶层的人“像生活的幻影一样”生活，因此是僵化不变的。
艾伦总是对所有的人报以同样的微笑，当艾伦第一次出现时，她“不变的微笑”被提及了三次。瓦西里·库拉金公爵就像艾伦一样，只善于懒惰演员的“同一种激动”，即总是表情呆板。“娇小的公爵夫人”博尔孔斯卡娅完全无辜的媚态并没有被饶恕，只是因为她用同一种顽皮的语气同旅店主人、将军、自己的丈夫以及丈夫的朋友皮埃尔交谈。安德烈公爵大约五次听到她“谈论祖博娃伯爵夫人时也使用同一句话”。老公爵夫人不喜欢皮埃尔，她总是“用面无表情的呆板目光”看着皮埃尔，不改变自己的眼神。作者努力地发现，即使在她激动的时候（谈到遗产时），她的眼神也依然如故，这一外在的细节足以用来判断她的精神贫乏。
贝尔格讲话总是非常准确、平静、而且彬彬有礼，他从不浪费一丝精力，总是只谈论涉及他个人的事。这种呆板也表现在国家改革家和表面上异常积极的活动家斯佩兰斯基身上，尤其是当安德烈公爵发现他冷漠的、神秘莫测的、漠视一切的目光时，看到他毫无意义的微笑时，听到他生硬而清晰的笑声时。此外，朝廷部长阿拉克切耶夫和拿破仑的达武元帅二人呆板的眼神与“生活的活跃”形成鲜明的对比。伟大的统帅拿破仑本人总是对自己感到满意。就像斯佩兰斯基一样，他有一副“冷漠而自信的脸”和“把每一个字母都说清楚的刺耳、准确的嗓音”。
托尔斯泰不仅揭示人的性格特点，而且揭示人瞬间的内心活动，有时也突然使那双神秘莫测的眼睛活跃起来，使这些冷漠清晰的人活跃起来，于是瓦西里公爵就不再是他自己了，死亡的恐惧笼罩着他，别祖霍夫老伯爵去世时，他嚎啕大哭；娇小的公爵夫人预感到自己的难产时也感受到真正的恐惧；达武元帅瞬时间忘记了自己残酷的责任，把被捕的皮埃尔看作人，看作兄弟；一直都很自信的拿破仑在波罗金诺战役那天也感到惊惶失措，无能为力。托尔斯泰相信，“人就像河流一样”，每一个人身上都具有所有的可能性和作任何发展的能力。当那些思想僵化，自以为是的人想到死亡或面对死亡的威胁时，这种能力就会出现（用死亡考验生命——这是托尔斯泰惯用的情节）。但是对这些人而言，“可能性”并未变成“现实”，他们不能脱离他们“习惯的道路”；直到小说结束他们也始终这样内心空虚，恶习累累，令人愤懑。
外表静止不变是内心冷酷无情，精神消极颓废，对个人和自己阶层利益以外的共同生活漠不关心的最准确特征。所有这些冷漠而虚伪的人们都不能意识到危险，不能体会到俄国人民遭受拿破仑入侵时的艰难处境，也不能深入到“人民的思想”中去。他们只有通过虚伪的爱国主义游戏振作精神，如：安娜·帕甫洛夫娜·舍列尔或朱丽·卡拉金娜；通过国家受到威胁时所获得的小衣柜来振作精神，如：贝尔格；通过接近高层权力机关或期待奖品和职务的提升来振作精神，比如波罗金诺战役前的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
他们虚幻的生活不仅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是毫无生气的。由于接触到真正的情感和思想，他们的生活渐渐地衰落瓦解。托尔斯泰写道，甚至皮埃尔对艾伦的爱慕之情，虽深刻却很自然，抑制了一切，并使安娜·帕甫洛夫娜沙龙里的虚伪话语萦绕不绝，在这里“玩笑并不好笑，新闻并不有趣，热闹也显然是虚假的”。
但是虚伪的渺小，真情的伟大在整个俄罗斯面临威胁的时候表现得最为鲜明。
托尔斯泰笔下优秀的主人公在12年的考验中都合乎历史潮流，因此他们理解了生活的意义并获得了幸福。在托尔斯泰的书中，功勋与幸福并行。12年前皮埃尔似乎预感到了这一点。他充满了“等待可怕事情时的高兴”（对托尔斯泰的诗体风格而言，这种对立原则的结合是很典型的——存在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在艺术中实现的）。经历了这些“必然会改变他整个一生”的灾难之后，皮埃尔相信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作为坚定的信念他说出了全书最珍贵的思想之一：“我们认为，只要把我们从习惯的道路上抛弃，一切都会完蛋，而新的美好东西就会马上从这里开始。”能够摆脱习惯的生活条件，打破现有的生活框架，以便于参与到新的人民的活动中去，这是该小说最初的主要情况。《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描写由严酷历史事件引起的进行生活的伟大革新的书，而修饰语“新的”在讲述主人公的心理历程时占首要地位。
有可能会觉得，在托尔斯泰史诗般的内容中，他认为人民的世界观是不变的，从人民中来的人是没有心理发展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些像库图佐夫或卡拉塔耶夫一样的史诗般的典型人物，他们的变化能力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反映出来。这种能力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天生的本领，总是能与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相一致，并与全部生活进程平行发展。托尔斯泰创造的探索型的主人公付出了内心斗争、精神探寻和痛苦的代价，而这是具有史诗般气质的人们所固有的。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些普通的人们也能够“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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