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26年。
［创刊地点］上海。
［创刊背景］
新纪《大公报》，属北方第一大报。
该报创始人为英敛之，后售给皖系财阀王郅隆，因经营不善而于1925年停刊。1926年9月，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之人盘进《大公报》，名为“新纪公司”旗下的《大公报》，经营颇有起色，使之继续成为中国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仅1927年，该报发行量达7000份，基本做到收支平衡。1931年发行达到35000份，位居全国报刊的前列。上海沦陷后，《大公报》上海版、汉口版先后停刊。1939年，蒋介石曾给张季鸾二万元，要他设法在上海开办一家报纸。可是上海租界当局不同意。于是张季鸾让胡政之携款到香港，作为《大公报》的开办费。这样，《大公报》香港版于1939年8月13日正式刊出。1941年12月因日军占领香港而停刊。1948年3月18日再度复刊的香港版发行至今。
［作者张季鸾小传］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榆林城人。
毕生从事新闻报刊事业。被时人尊称“政治家”、“一代报人”。张季鸾出生于山东邹平县。父亲张楚林，清代进士，在山东省做过几任知县，后死于济南。
张季鸾于1903年随母回榆，曾在榆林、礼泉、三原等地就学。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并创办《夏声》杂志，鼓吹革命。1910年归国，应同盟会员于右任之邀，赴上海主办《民立报》。1912年经于右任荐举出任临时政府总统秘书。曾为孙中山起草“大总统就职宣言”，并用电报向《民立报》报道了这一新闻，这是中国自有报纸以来，第一次拍发新闻专电。嗣后他奔波于北京、上海，先后创办《民信日报》、主办《中华新报》，接连发表社评，揭露袁世凯、段祺瑞丧权辱国、残害民众的罪行，曾两度身陷囹圄。1926年，他流亡天津，恰遇留日同学吴鼎昌、胡政之。三人商议办报，时值旧《大公报》停刊，联合筹资5万元，接办了《大公报》。张季鸾出任总编辑，拟定“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办报方针，力图使《大公报》成为一份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喉舌。多次以榆人化名撰文，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同时反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员，揭露国民党政权腐化现象。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疾呼国民爱护领袖，力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因社评言简意赅，泼辣敢言，称誉报界。
［创刊词原文］
本报不党、不私、不盲、不卖。
本报以文章报国。代民众说话。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而（报纸）断不能为金钱所左右……使为公众之喉舌……不孜孜以求利。
本报乃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
［焦点评析］
在旧中国民营报业历史中。至少有三类出身不同的办报人——文人、商人和官人。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利用私资、集资或其他方式办起了报纸，共同组成了中国民营报业的阵营，从而成为民营报业的同路人。但由于他们办报前的职业身份不同、办报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经营报纸的理念和方法不同，又使他们的最终归宿各异；商人大多终是经商逐利，官人往往自去为官，真正支撑民营报业这片天地的还是文人。这虽然不是绝对的普遍现象，但却是不同职业出身报人的职业习惯和不同职业追求的体现。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中。民营报业曾占有重要地位。其不但报纸种类和数量繁多，且办报人的身份复杂。其中文人、商人和官员是办报构成的主体。这里所谓的文人、商人和官人，一般是指这些人在办报之前从事过的有一定时段又比较固定的职业：文人是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较深厚的文化功底，是“会做文章的人”，且是决心以文章报国，从一走上社会就从事与文化传播事业有关的人。商人和官人则不同，他们也可能是读书人，但他们办报前多是正在或较长时间经商和为官的人，经商和为官是他们人生事业的理想。上述三种人从办报那天起，从事的是同一事业，走上了同一道路，成为了同路人。但由于他们办报的动机和人生理想不同，就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分道扬镳。商人和官员的办报多是其事业的一种过渡，有了机会就仍去经商为官，办报往往成为其人生的一段插曲。
张季鸾是个典型的文人，作为文人办报，贵在“论政”而不参政、“以文章报国”和“代民众讲话”。因而张季鸾主政时期的新纪《大公报》主张“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而（报纸）断不能为金钱所左右……使为公众喉舌”。所以，张季鸾认为：中国办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胡政之也经常标榜“文人论政”和“为民请命”，他在追忆张季鸾先生时，就认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新纪《大公报》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明确办报的目的是制造真正的舆论和促进国民的民主意识，新纪《大公报》提出“不孜孜以求利”，办报纸仅仅为“谋生”。由此可见，作为文人的张季鸾，其办报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推出由王芸生撰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并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十六字，连载两年半。之后，由张季鸾作序，辑录为七卷本。该书在王芸生临终前修订，1980年3月再版，由赵朴初题写书名。
1934年，《大公报》连载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产生极大影响。此作连载二百五十天，读者每天都以急切的心情等待阅读三毛故事的发展。以后，该书由《大公报》社正式出版。总编辑王芸生亲为制序，说：“《三毛流浪记》不但揭露了人间的冷酷、残忍、丑陋、诈欺与不平，更可贵的是，它刺激着每个善良人的同情心。”
1939年4月15日，《大公报》刊登了本报同人的《报人宣誓》一文：
今天是第二期抗战第二次宣传周的教育文化新闻日，本市新闻界定于今日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当报人宣誓之际，我们愿一谈报人的本分。
中国之有现代报，历史不及百年，报人的地位，尚未尽为社会所认识。但其故不在社会，而在报人。报人欲为社会认识，必须报人先自认识，报人欲为社会尊重，必须报人先自尊重。新闻记者这种职业，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要干得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个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人类、对国家、对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勇士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平时的报人，已应如此；若当国家对外作战，以全民族之力拼存亡主权之时。报人的工作益为艰巨。而报人的坚贞、明敏与勇力，更为加倍的需要。
本报同人执役于新闻事业，多者二十余年，少亦十载左右，我们不敢自信已克尽厥职，但有充分志愿，向此鹄的以趋。本报是民营事业，不受公家津贴，同人等皆愿终身为报人，不兼公职，不受外给，故本报虽有相当长久历史，而始终为书生事业。但愿此报能与国家同休戚，威利不足以动本报的精神。艰险亦不足挠同人之心志。在平时，我们曾本这种志愿与精神，对国家社会略尽微职。抗战爆发以来，我们始终在抗战大纛之下，挣扎奋斗，以尽言论界一兵卒之任务。在第一期抗战之中，本报曾随战局推移而转战于津沪汉三地。尽管财产受损失，同人受奔波，而我们的志愿与精神，则愈坚愈奋。当本报去年在汉停刊时，我们曾说：“我们的报，在津在沪，经多年经营，有相当基础；但自暴敌进攻，我们的事业财产。已大抵随国权以俱沦。所以报纸出版，实际上只是几个人，此外毫无所有。而这些人之可能贡献国家者，只是几枝笔与几条命。我们这一年多实在无成绩，但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为最有效率的使用。”这种决心，以前如此，现在及将来亦必于此。
这天是报人宣誓的日子，他们除略述该报同人的志趣外，更郑重宣诉他们的决心如下：
我们誓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陵之际，绝对效忠于抗战。我们对国家的敌人必诛讨，对民族的败类必摘击，伐敌谋，揭奸计，是我们不敢后人的任务。我们对忠良军民，必敬爱褒扬；对汉奸国贼，必严厉贬责。我们拥护政府抗战建国，服从领袖的领导；但绝不阿谀邀宠，逢迎取媚。我们誓做国家的忠卒，并愿做政府的诤民。我们绝对守法，但对法令范围以内的言论自由，必为最善之使用与尊重，我们不愿幸获法外的便利，同时也不愿见政府弛法以养奸。我们必本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精神，守分尽职，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效忠。
对此誓词，我们既产生敬佩，也产生疑问。办报纸有个创刊词就得了，还犯得着像党人那样宣誓吗？这里头断然是有问题。什么问题，读者读完后自可揣摩。
大公报一向注重“文人论政”、“言论报国”。报纸每天都刊登时评，指点江山，臧否人物。而报纸的灵魂，实际就是张季鸾的思想和主张。他每个礼拜只到报社来一次。有时单独找王芸生和社评委员会们谈话。有时接待朋友。有时把编辑部的人召集起来在一间屋里，讲讲当前的时局。王芸生等人就从这些谈话中，或直接得到指示，或间接受到启发，执笔为文。但有些重要文章，他还是亲自动手。比如，1941年5月23日刊登在大公报的著名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就是他在卧病期间亲自写的。
张季鸾绝对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日寇侵华的厌恶和仇恨是发自内心的。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想一些点子。找出一些题目，让报纸做文章，鼓舞抗战的士气。但他不喜欢空喊口号，他总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靠着强大的逻辑力量，靠着缜密的推理，靠着带感情色彩的文笔来打动读者。他当时的身体很是赢弱，但讲起时局来，还是口若悬河，并不像个病人。尽管病魔缠身，他还两个月去一次香港，指导香港大公报的工作。
张季鸾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很特殊的。
1927年，他写文章骂过蒋介石，蒋介石不以为忤，后来还待他以“国士”之礼，他有知恩图报的想法。但他不沾蒋介石的光，一辈子办报。
1935年，张季鸾回乡省亲，蒋介石派人送一万元作路费，他拒受：1941年，他病重时，借住在老友康心如家，不住政府的宾馆。蒋介石又赠一万元，他还是不要。他定的“四不”，自己是信守不渝的。越是如此，蒋介石对他越是十分敬重。他死后，蒋曾两次吊唁，三次谒墓。
有一年，蒋介石大宴群僚，还请了一些外国大使，时间已到，还有一位客人未来。大家不知是位什么重要人物。忽然，蒋介石陪着一位身着布履长衫的小老头进来，并让上主宾席。蒋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张季鸾张先生，道德文章名满天下。席间，还不断为他夹菜劝饮，让那些大员们错愕不已。
新纪《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是自有公论的。而正是在张季鸾、胡政之时代，大公报达到了它的巅峰。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在张季鸾先生的主持下，坚决反对各种投降议和，坚持全面长期抗战的观点，这种政治态度是异常鲜明的。他亲自执笔和指导别人撰写的大量社评，都反映了这一点。而作为报纸的社评，思想的深刻，说理的透彻，文笔的老到，一时无人能望其项背。至于他关于大公报的“四不”。是他对一张民间报纸的独特理解，他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大公报并非国共两党的机关报，它不可能完全站在共产党一边，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虽然蒋介石尊他为“国士”，但张季鸾并不拿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一文钱。对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和腐败行为也多有抨击。这样的报纸，力求体现一种民间的立场。应该说。这样的办报理念，还是有着合理的成分，否则，张季鸾何以能得到蒋介石的仰重？这也便是我们为什么要着重而认真评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