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26年2月21日。
［创刊地点］上海。
［创刊背景］
时值南方国民政府准备大举北伐的前夜。《创造月刊》是在《创造周报》、《创造季刊》相继停刊后，仍由创造社的自命“孤竹君之二子”的郭沫若、郁达夫分别担纲。但酝酿出此综合性文学刊物的人，则是具有“文学革命派”之称的成仿吾和郭沫若等。参加编辑撰稿的成员有冯乃超、李初黎、王独清、阳翰笙、靳以、朱镜我、郑伯奇、蒋光慈等。同年四月一日，创造社成立出版部，这是由五元一股的青年股东们凑合起来的。因刊发的文章迎合青年躁动与郁闷的心态，致使业务一度蒸蒸日上，而出版部所在地几乎成了一个文学俱乐部。1927年底，因创造社成员各奔东西而停刊。
［作者郁达夫小传］
郁达夫（1896—1945），名文，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浙江富阳人。1913年随兄赴日留学，1921年回国。自1923起，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为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所著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出奔》等文笔优美，但带有颓废情绪。抗战爆发后，应郭沫若之邀，加入军委会政治部三厅，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同年底，赴新加坡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1941年，又兼任《华侨周报》主编。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
［创刊词原文］
卷头语
达夫
天地若没有合拢来的时候，人生的缺陷，大约是永远地这样的持续过去的吧！啊啊，社会的混乱错杂！人世的不平！多魔的好事！难救的众生！
回想起来，《创造季刊》的出世，去今已有四五年，周报的废刊，到现在也有两三个寒暑了！
我们觉得生而为人，已是绝大的不幸，生而为中国现代之人，更是不幸中之不幸，在这一个熬煎的地狱里，我们虽想默默的忍受一切外来的迫害欺凌，然而有血气者又那里能够！
我们过去的努力，虽不值得识者的一笑，然而我们的一点真率之情，当为世人所共谅。现在我们所以敢卷土重来，再把《创造》重兴，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招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至于创造社的脱离各资本家的淫威而独立，本月刊为大家公开的园地等等可以不必再说，想早已为诸君所察及。以后每期的稿子如何，执笔者何人，更不必自吹自捧，预先来引诱诸君。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请诸君安心的，就是“我们所持的，是忠实的真率的态度！”《创造月刊》，从今日起，又得每月与爱护创造社的诸君相见了。
［焦点评析］
郁达夫早在东京就读时。就参与了郭沫若等组织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回国后便执掌这个团体的牛耳。
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中，无论是为人为文，他都算得上是极具个性的一位。他的创刊词一如他的创作，恰如其人，从不顾忌别人怎么看，而任其备受压抑的情和欲痛苦流泻，看似漫无节制而近于狭邪，但实则却内蕴骨力和高洁，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他很直率地说：“我们觉得生而为人，已是绝大的不幸。”
在创造社，除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外。小说、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便是郁达夫。他最先是以小说名世。从1921年出版小说集《沉沦》，到1935年发表其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他的小说集中在这一期间内创作和面世，而且形成了极为强烈的社会影响，曾一度被认为与鲁迅小说“双峰并峙”，各代表了一种趋势和成就。显然，鲁迅代表的是写实主义的倾向，而郁达夫代表的则是浪漫主义了。其实更准确一点说，郁达夫小说的倾向性特征，是兼取了新旧浪漫主义的内在精神，而且颇受了些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更由自身的内在气质注定，从而形成了浪漫抒情的浓重自传色彩。他说过：“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只要是爱好文学的读者，总会读过他的《沉沦》吧。《沉沦》是郁达夫小说的开山作，这篇作品引起了歧议，但也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决定了他小说创作的基本路向。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留学日本的青年，他渴望身心的自由和爱情，但又因为“弱国子民”而备受轻侮和嘲弄。作品控诉了帝国列强的恶劣行径。
郁达夫还有一类小说，表现了一种更为高尚、美好的精神与情感，这类作品以《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为代表。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沟通了痛苦生存的知识者与苦难生存的下层劳动者之间的隔膜，使其中作为知识者的“我”在与那些具有善良心性和美好情感的劳动者在生存遭际中发生关联，让劳动者的无私的精神和情感照亮这些知识者痛苦心灵中的黑暗。
郁达夫的为人与为文是自成一格。无论是记游、记人、记事，都才情并生、文笔优雅、真实可信。正如他在创刊词所言：“我们所持的，是忠实的直率的态度！”
但是，郁达夫是一个并没有革命创造力的人。他很希望《创造月刊》从今日起得到鲁迅这般文化名流的投稿。然而，鲁迅老是“漫而应之”。其原因也就是他所创办的刊物。大多徒有虚名而已。说是“创造”，无创造而言。鲁迅就曾在其《伪自由书》的“前记”里谈道：
对于达夫先生的嘱咐。我是常常“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说罢，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虽然他们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隐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有的也化为奸细，而在“创造”这一面大旗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象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的就熟识了，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约寄来，则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我当然应该漫应曰可以。但应而至于“漫”，我已经懒散得多了。
而郁达夫自己也说得很清楚：
我们过去的努力，虽不值得识者的一笑，然而我们的一点真率之情，当为世人所共谅。现在我们所以敢卷土重来，再把《创造》重兴，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招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郁达夫在其创刊词中的所言，在创刊后不到半年之中，似乎得到了些许担忧的印证。由于郭沫若明显地弃文从政、出奔广东、参加北伐，致使刊物走向低谷，达夫因而大为不满，骂郭是官僚、是堕落，是对创造社的不负责任。郭沫若自己虽然后来闻此淡然处之，但他也自觉难辞其咎：创造社“这盛况并不是春和景明的繁花，而是在暴风雨激荡中的海燕。因为我个人的政治关系，在孙传芳统治江苏的时代，它已经几乎遭到了封闭；在孙传芳被打倒之后，它是更加危殆了。”至于对郁达夫的斥骂，郭沫若只是“禁不住发出苦笑。我自然是乐以礼赞；我们达夫先生是顶有情操，顶有革命性的人物啦。……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亏负了他。”
郁达夫死得很悲凉，给日本人活埋在苏门答腊。但他总算保持了一个文人“弱者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