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希凡回忆：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我曾从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他保存的毛主席对我们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文的批语，涉及到文章内容的，主要是《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的一些看法，有以下3条：
（一）在《评〈红楼梦研究〉》的第二节，我们谈到贾府衰败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关于贾氏封建贵族家庭衰败的问题，这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贾氏的衰败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贾氏的衰败就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原因。”
毛主席在这两段文字旁边做了细密的圈点，并加了一句批语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二）在文章的同一节里，我们谈到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破败时，讲了这样一段意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贾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地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这倒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并不是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在这些分析旁边作了疑问的标记后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三）在文章的第三节，我们讲到俞平伯先生对文艺批评的见解时，曾引用了他的原文：“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我们说，俞平伯先生的这种认为文学批评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只凭主观好恶的看法，是违背文学的阶级观点的。
毛主席对这段话的批示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附录：
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一
《红楼梦》是我国近二百年来流行甚广而且影响很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去年（1953午）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这部作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使优秀的祖国文学遗产“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十六卷321页），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财富，这正是人民出版机关的光荣任务之一。
同时，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说，我国占典文学发展到《红楼梦》时代，在艺术成就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因此，学习和继承《红楼梦》艺术创造上的成就，对于提高我们的创作也是有很大意义的。
那么，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者来说，毫无疑问，新版本的出版，也起了有力的督促作用。现实向《红楼梦》的研究者提出了最迫切的严肃而富有战斗性的要求：正确地分析评价《红楼梦》，使它从各种谬说中解脱出来，让广大的人民更好地欣赏它，让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学习它，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红楼梦》一向是最被人曲解的作品。近二百年，红学家们不知浪费了多少笔墨，不仅他们自己虚掷了时间。而且也把这部现实主义杰作推入到五里云雾中。所以，直到现在，各种各样的谬说还在影响着一部分读者对《红楼梦》的认识。新版《红楼梦》出版后，在各个刊物上陆续地出现了评论文章，对旧红学家们的种种谬说作了一些批判，同时也提出了些新的见解，这种工作是及时的、有益的。但是，正因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也就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正确的观点方法来对待。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击中旧红学家们的要害，作出科学的结论来，否则，不但使战斗显得软弱无力，而且会产生新的不良影响。
《新建设》1954年3月号发表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就《红楼梦》的“传统性”、“独创性”和著书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绍。其中某些见解较之他的《红楼梦研究》一书是向前跨进了一步，但评价《红楼梦》的基本观点仍旧是前书的继续与发挥。作为两个年轻的《红楼梦》的爱好者，我们愿就《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二
《红楼梦》出现在清代王朝的所谓“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期正是清代王朝的鼎盛时期，但也是它行将衰败的前奏曲。在这历史的转变期中注定了封建贵族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衰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集团的内部崩溃开始表现出来了。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贵族家庭也是在这一巨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困的生活。曾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雪芹，在“贫穷难耐凄凉”的境遇中，对“已往”的“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的盛世，自然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19世纪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一样，曹雪芹的某些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z年5月版，第463页〕，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经预感到本阶级的必然灭亡。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用典型的生活画面、完整的艺术形象熔铸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深刻地暴露了它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
要正确地评价《红楼梦》的现实意义，不能单纯地从书中所表现出的作者世界观的落后因素以及他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来作片面的论断，而应该从作者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整体及其反映现实的真实性的程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有些杰出的古代作家所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和他的世界观中某些消极因素不很相称，甚至存在着极明显的矛盾。但是，由于作者忠于现实生活的描写，在艺术形象的创造中，有时也能不自觉地战胜他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正如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时所说的：“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63页〕曹雪芹也正是以这样的胜利写出了伟大的杰作《红楼梦》。
因此，也只有从现实主义创作的角度上来探讨古典作品的倾向性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恩格斯论到文学的倾向性时写道：“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54页〕
俞平伯未能从这种角度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他在《红楼梦简论》中说：“他（指曹雪芹——笔者）对这个家庭，或这样这类的家庭抱什么态度呢？拥护赞美，还是暴露批判？细看全书似不能用简单的是否来回答。拥护赞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判又觉不够。先世这样的煊赫，他对过去自不能无所留恋；末世这样的荒淫腐败。自不能无所愤慨；所以对这答案的反正两面可以说都有一点。”又说：“他自然不曾背叛他所属的阶级，却已能够脱离了阶级的倾向，批判虽然不够，却已有了初步的尝试。”由此，“可见作者的态度，相当地客观，也很公平的”。（着重点均为笔者所加。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再分别注出。）
俞平伯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红楼梦研究》一书否认《红楼梦》倾向性论点的新的面纱。他在该书《红楼梦底风格》一章中，大大赞扬了所谓《红楼梦》“怨而不怒”的风格之后，又把《红楼梦》与《水浒》对比一下，说：“我们看《水浒》，在有许多地方觉得有些过火似的，看《红楼梦》虽不满人意的地方也有，却又较读《水浒》的不满少了些。换句话说，《红楼梦》的风格比较温厚，《水浒》则锋芒毕露了。”这意思也就是说，《水浒》有显明的反封建的倾向性，“愤激之情，溢于词表”，因而惹起了俞平伯的不满，而《红楼梦》却具有“怨而不怒”的温柔敦厚之风。依照俞平伯的论断，“怨而不怒的书，以前的小说界上仅有一部《红楼梦》，怎样的名贵啊”！从这种反现实主义的批评观点出发，势必得出那样模梭两可的结论。
《水浒》和《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成就上各有其不可抹煞的价值。但从鲜明的政治倾向来看，无疑问的，《水浒》是一部描写伟大农民战争的作品。它热烈地歌颂了农民起义军反抗封建统治者的英勇斗争，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罪恶，从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中揭示出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痛苦。它较之《红楼梦》从封建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暴露其罪恶，却是更加直接、更加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
毛主席告诉我们：“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25、826页）
俞平伯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地把《水浒》贬为一部过火的“怒书”，并对他所谓的《红楼梦》“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力图贬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俞平伯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在《红楼梦简论》中，他把《红楼梦》的内容分作“现实的”、“理想的”与“批判的”三种成分，而“这些成分每每互相纠缠着，却在基本的观念下统一起来”。这所谓“基本的观念”，也就是他在《〈红楼梦〉的传统性》一节中很明白的说过的：“《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既然《红楼梦》是“色“空”观念的表现，那么书中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带着丰富的现实生活色彩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只能是图解这个抽象观念的影子。即像俞平伯所说：“这些人，若大若小，男男女女，生旦净末丑角色各异，却大伙儿都来表演这整出戏叫《红楼梦》。”这也就是说，《红楼梦》不是现实主义作品，而是生旦净束丑各种角色所表演的一出“戏”，其中人物形象就成了这“戏”的客观扮演者。
也许俞平伯会说，“色”空”观念是《红楼梦》原有的，并非己创。是的，我们也承认此说有所本，甚至也承认作者的世界观有着这种虚无命定的色彩。书中许多地方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这也正是曹雪芹世界观中矛盾之所在。但如前面所述，评价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绝不能简单化地以作者世界观的某些落后因素为主要依据而下断然的结论，而是要看作者的世界观的整体对其创作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的程度，要看作者是否忠实于现实生活的描写。
我们从这一原则出发来探讨《红楼梦》所得出的结论与俞平伯的结论恰恰相反。《红楼梦》之所以能在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就在于曹雪芹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和世界观中的落后因素并不完全一致。《红楼梦》不是“色”“空”观念的具体化，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人们通过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获得的认识不是坠入命定论的深渊，而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深刻憎恨，对于大观园被压迫的女奴以及叛逆的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的热烈同情。所以把《红楼梦》解释为“色”“空”观念的表现，就是否认其为现实主义作品。
俞平伯既然把《红楼梦》的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因此，也就必然会引出对人物形象的唯心主义的理解。他在《红楼梦简论》中说：“书中人物要说代表作者哪一个都能代表作者，要说不代表作者，即贾宝玉也不能代表他。”这意味着人物形象不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创造出来的，而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这说法实际上也是《红楼梦研究》中某些论点的重复。例如，该书以极大的篇幅讨论钗黛问题，仅只从表现形式上论证二者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无所偏爱的，都各自体现着作者所理解的美的一面，合起来可以构成一个“综合”的人物。即所谓“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但俞平伯的根据除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诗和一些拼凑起来的形式主义的考证外。就只有《红楼梦曲》《引子》中的“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一句。俞平伯解释说：“是曲既为十二钗而作，则金是钗玉是黛是很无可疑的。悲悼犹我们所说惋惜，既曰惋惜，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吧。”
很显然，这种解释未免牵强附会。依照冠于红楼梦十二支曲之首的《红楼梦引子》来判断，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者所要悲悼的是全体年轻一代的悲惨结局，而最主要的是贾宝玉、林黛玉，因此金玉之原非只指钗黛，则甚明显。
最充实的论据还是作品本身。就以红楼梦十二支曲子而论，在俞平伯所引证的《红楼梦引子》之后，明明有一首《终身误》，清楚地说明了作者对钗黛的态度。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第五回）
自然，俞平伯并未忽略此曲。然而他所感到有趣的却不再是作者对林黛玉的态度问题，而是钗黛次序的先后问题，于是就轻轻地用“《终身误》是钗黛合写”一句话把内容回避了。
俞平伯想用这种形式主义的论据来否定旧红学家们右黛左钗或左黛右钗之说。自然，旧红学家们对《红楼梦》这场恋爱纠纷说过很多龌龊的牵强附会的话。但是，即使在前八十回中也表明了贾宝玉不爱薛宝钗而爱林黛玉，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关于这个问题，俞平伯即使再费几十页文章的考据勉强把钗黛合为一人。也是不能说服读者的。
我们并不想多从考据学的观点来批评俞平伯，他这种观点之所以不能立足，最主要的是对现实主义文学形象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