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成大事必备的9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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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心态之三诚实守信(4)

唐代商业一般都成立行会。行会是同业商人的组织,在行会中由大家推举出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行头”、“行首”,负责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并规定行德。各成员的地位在名义上都是平等的。1956年在北京房山发现的唐代石刻佛经里,记载幽州(北京)的商行就有米行、肉行、油行、果子行、炭行、磨行、布行、绢行、丝绵行、生铁行、杂货行等。当更大规模的商行在宋代出现之时,商行也就制定了类似于划出会员营业范围,规定会员义务、货物价格,经商的商业道德和信义的规约。为了使人容易辨认,各行的衣服装束也不同,很有类似今天的场服、工作服。

宋代的商行对外来散商管制很严,不经投行,不准上市,因此在排除同业竞争的因素之外,保护本地经商者的信誉也就成了十分关键的因素。到了明代中叶,商人的行会组织向会馆发展。

这是一种团结同乡人,经商时相互帮助的乡土性行会组织,台湾学者李亦园在分析晋商(乔家大院)的理财文化时这样说:乔家的人不但有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然后交给经营者去运作。乔氏商业行号中对职工的管理极严,不准接眷来店,不准娶妾、宿娼、赌博,不准自开商号、储私放款等等。但是对工作人员也有优厚的一面,他们行号中有所谓的“顶身股”的制度,也就是高级职员可以依其任职的年份取得不同程度的股权,每三年结账期可取得优厚的股份红利,这可以说已是现代企业员工参与经营的理念了,使职工们视公司如自己的事业,能够尽心尽力去做,不仅结账期可分得应有的红利,逝世时也可以得到长期的抚恤。另有更特别的设计,那就是分红利也有一定限度,不是把所有盈余都照顾均分,而是保留相当分量作“厚成”,也就是增资之意,这样既可以扩大资本,又避免职工因红利分得多而私自发展自己的企业。

乔家的人除了建立经营制度之外,也形成了他们的一套商业伦理,表现了相当细致而有长远眼光的经营精神,而不是功利、巧取豪夺的作风;人弃我取、薄利多做;维护信誉、不为虚假;小忍小让、不为己甚;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等。其中所谓“相与”,也就是互相交往的行为,对破产者有时不要其索赔且还要给予资助,最终得大家一致的拥戴与赞誉。

诚与信是中国思想中的传统品德,是中国商人最崇尚的道德信条,也是他们得以发迹和发展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诚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人们之间的社会行为从功能上说,以合作活动和交换活动为主。例如工厂、农村、机关、公司中,人们的工作都是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甚至在一个家庭中也少不了合作。交换与传递在合作中必不可少,最典型的是在商业领域,买卖、委托、招聘、雇佣等,几乎每一种合作或交换都涉及到守信、守约,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体现了守信守约的多层次性。现代社会,除以法律的硬性规定来保障交换行为的可信外,一个人只有靠长时期的立诚守信行为才能建立起信誉。信誉本身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通行证、信用卡。处世讲求诚与信,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现代社会的座右铭。

青年人要以此为座右铭,不断激励自己,鞭策自己,做一个讲诚信守信义之人,才能在事业发展中取得骄人的成绩。

7.要成大事,择友不可草率

大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共同完成。一个人是否品格高尚,看一看他(她)身边的朋友就知道了。可以说成大事者在选择朋友上从来不草率而就,而是非知己不交。

《诗经·小雅·伐木》写友情以鸟作比喻:“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其诗《序》曰:“《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

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切切思思,兄弟怡怡。”志同道合者为“友”,同出一师之门为“朋”。人们在追寻知识、德行时,在情感契合的基础上,以及在思想和感情的交流、感应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友谊。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钟子期与俞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说明了古人交友贵在相知,贵在真挚的原则。有此,死亦在所不惜。

《史记·管晏列传》上讲了管仲与鲍叔牙的友谊,尤为感人。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牙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牙,鲍叔牙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牙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为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千古一朋鲍叔牙,这是人们羡慕的友情也是许多人期望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友情,这样的深知朋友,所贵在于一个相知,一个真心。这种生死相知,患难相助,交谊深挚的友谊,焕发出的是正义、向善的道德精神力量,呈现出的是中国人民向往真、善、美的民族精神。

比如周宣王时,大臣左儒就曾理直气壮地向君主宣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结果他终于不屈服于宣王的淫威,以死来明君之过。远在春秋时期,人们便以结交友情来作为是否符合道义的标准。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虽然忠君的思想一直存在,但与此并行的同样也有许多为坚持正义和原则,宁肯得罪君王权贵也要救助、支持友人的动人事迹。

欧阳修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交友之道,还在于互补,人贵相遇、相知,双方的长短应相互补充。

个人的情操在相互间的取长补短中得到砥砺,而学识的修养在其中得以培养。我国传统的治学观点是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行而无友则形单影只。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于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知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李白赠友人诗云:“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他在赠孟浩然的诗里,又从另一角度表达了自己看重交友的心情:“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鄙薄金钱多利,交意气相投、操守高尚的朋友,这正是古人择友的标准。

杜甫和李白亦是忘年之交。“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在寂寞的冬日里,杜甫回忆着与李白论诗的情景,不觉深深感到“白与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仰慕之情,不可名状。从这些诗句里,交友所追求的互为补充,互相学习,追求进步与提高的境界得以表达。朋友,既然如此称呼,就要名符其实。

真正的朋友之间是有着一种纯正感情的,这种感情比亲情更理解人,比爱情更持久。这是一种情感中的深谷幽兰,散发着长久的清香,这就是友情,是朋友之间的真正情谊。

为了朋友间的情谊,以实际行动去浇灌友谊之树,使之常青不败。为了友情,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这都是古人们对待情谊的真挚态度。例如广为人知的李白与杜甫,韩愈与柳宗元,白居易与元稹等人之间的友谊故事,长久地在人民中间传为佳话。

青年人交友不仅注重情谊,还要看对方的志向和胸襟。目光远大,胸怀开阔的美德亦是古人看重的,同时也应为今人所用。

《资治通鉴》中记载吴大司马吕岱十分推重徐原(字德渊),推荐提拔他做了侍御史。性情忠直的徐原总是有什么意见就当面提出来。吕岱处理政事时常有失,徐原经常当面谏争,又在公开场合评论,吕岱不仅不怪罪,反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后来徐原早逝,吕岱十分悲痛,说:“我以后再从何人处去听到我的过失呢?”古人为政立德的重要方面便是虚怀若谷,真诚欢迎和听取友人对自己的批评,用以不断改进、提高自己的政绩和操行。

唐代诗人王健曾作《求友诗》:“鉴形顺明镜,疗疾须良医。若无旁人见,形疾安自知。纵令误所见,亦贵本相规。不求立名声,所贵去瑕疵。”他运用比喻说明人要真正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必须依靠正直的朋友。通过朋友的规劝、勉励、指正,求得个人德行的提高。只有这样,才是“君子之交”。

青年人要交“君子”,在交友时要有选择,择善而交,择诚、择信而交。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古人这种对待交友的主张,是和个人的德行、操守有关的。

管宁、华歆共在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豁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华歆的世俗和浮躁,使管宁难以以其为友,这说明了“友者,友其德也”这样一个道理。

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一文中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相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