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考文垂就在没有任何更多防务的情况下，痛苦地承受了德国飞机长达10小时的空袭。在500枚重磅炸弹引起的爆炸中，考文垂像遭受地震一样变成了一片废墟，考文垂成了殉难的城市，为“超级机密”而殉难了。
“丢卒保车”本为象棋战术用语。它已广泛运用到社会的许多领域。其意思是：为了全局的利益，有时要丢失一些局部利益。它有时表现出被动的特征。“两害相衡从其轻”，为了门口的安全而舍车马，为了车的安全而抛小卒。
高明的谋略家，胸中时时都要装有种种利益的砝码，权衡利害，决心和计划不被小利所诱惑，也不为小害所影响，把握全局，措置裕如。
亨利王雪地长跪求教皇
在封建社会，人们往往把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帝和国王比作太阳，但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却说皇帝、国王只不过是月亮，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那就是教皇，只有教皇才佩称为太阳。
教皇是基督教会的首脑。教会本来只是管理宗教事务的团体，但在19世纪的欧洲，由于各个王国内封建主割据林立，连年混战，造成王权衰弱，局势混乱，这时只有罗马教是可以统一指挥各国、各地区的教廷加上各民族又都信仰基督教，因故教会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这就使得罗马教廷成了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政治实体，教皇成了各国国王的共同的太上皇；国王登位、加冕要由教皇来主持；和国王同行时，教皇骑马，国王只能步行；接见的时候，教皇坐着，国王要屈膝敬礼。国王的权力来自教廷。神权高于圣权。不仅如此，教会还在各个国家拥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并且向各国居民收取“什一税”（即每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交教会）文学、艺术、哲学、法律等都必须为教会和神学服务。一个人从出生、成年、结婚一直到老死，处处都要受教会的管理和控制，教会拥有自己的监狱和刑法，还用“开除出教”的办法来对付一切反抗者。一个人如果被开除了教籍，他的一切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也就失掉了。这是一种最令人害怕的惩罚，连国王、皇帝也不例外。
1076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与教皇格里高利争权夺利，斗争日益激烈，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亨利想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获得更多的独立性；教皇则想加强控制，把亨利所有的自主权都剥夺殆尽。在矛盾激化的关头，亨利首先发难，召集德国境内各教区的主教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宣布废除格里高利的教皇职位；而格里高利则针锋相对，在罗马的拉特兰诺宫召开了一个全基督教会的会议，宣布驱逐亨利出教，不仅要德国人反对亨利，也在其他国家掀起了反亨利的浪潮。教皇的号召力非常之大，一时间德国内外反亨利力量声势震天，特别是德国境内的大大小小的封建主都兴兵造反，向亨利的王位发起了挑战。
亨利面对危局，被迫妥协，于1077年1月身穿破衣，只带着两个随从，骑着毛驴，冒着严寒，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前往罗马，向教皇请罪忏悔。但格里高利故意不予理睬，在亨利到达之前躲到了远离罗马的卡诺莎行宫。亨利没有办法，只好又前往卡诺莎去拜见教皇。到了卡诺莎后，教皇紧闭城堡大门，不让亨利进入。为了保住皇帝宝座，亨利忍辱跪在城堡门前求饶。当时大雪纷纷，天寒地冻，身为帝王之尊的亨利屈膝脱帽，一直在雪地上跪了三天三夜，教皇才开门相迎，饶恕了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之行”。亨利恢复了教籍，保住帝位返回德国后，集中精力整治内部，然后派兵把一个个封建主各个击破，并剥夺了他们的爵位和封邑，曾一度危及他王位的内部反抗势力遂逐一告灭。在阵脚稳固之后，他立即发兵进攻罗马，以报跪求之辱。在亨利的强兵面前，格里高利弃城逃跑，最后客死他乡。显然，亨利的“卡诺莎之行”是别有用心的。在他与教皇对峙，国内外反对声一片，特别是内部群雄并起，王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想利用苦肉计取得和解，赢得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再和教皇较量。结果，他成功了。
斯大林识破祸水东引之计
1938年，欧洲大陆风云变幻，战争危机日益临近。希特勒一面大肆叫嚣消灭社会主义苏联，一面又加紧准备，首先向西方侵略扩张。面对法西斯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英、法等国一味退让，他们不做抗击德国的准备，却企图诱使希特勒向东进攻苏联，挑动苏、德在战争中两败俱伤，他们则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祸水东引”政策。为此，英、法卑劣地屈从法西斯德国，签订了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欧洲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下，社会主义苏联力图采取行动，阻止和打击希特勒的侵略行径，维护和平。为此苏联向英、法两国提议，举行王国会议，建立一个针对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同盟，共同抗击德国的战争计划。英、法政府虽然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但毫无诚意，心中仍怀有怂恿德国进攻苏联，使两个潜在敌人共同消亡的“祸水东引”鬼胎。三国谈判很陷入僵局。
苏联此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环境。苏联党看到美、法政府一意孤行地要把德国推向侵略苏联的道路，如果再要同英、法结盟共抗德国绝无可能。而苏联要与德国单独作战，在目前的情形下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斯大林周密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他看到，尽管希特勒无比仇视苏联政权，但他却不敢冒首先进攻苏联的危险，希特勒的算盘是先向西方扩张，击败法、英，统治整个西欧，然后再掉转头向东方进攻。面对着苏联国家安全和利益受到重大威胁，面对英、法政府的险恶用心，斯大林和苏联党决定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使苏联摆脱严重困境和危险。
恰在这时，希特勒已决定实施侵略波兰的“白色方案”；同时，他也知莫斯科正在举行英、法、苏三国谈判。希特勒深感忧虑，他害怕一旦英、法、苏三国结盟，他将在未来战争中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况，而且他也难以实行他的“白色方案”。因此，希特勒在1935年5月到8月间一再通过他的外交部长向苏联政府表示，德国无意入侵苏联，希望改善苏、德关系，使苏、德关系“安定化、正常化”。到了8月20日，希特勒已经急不可耐，因为9月1日就是德国向波兰动手的日子。希特勒直接电告斯大林，要求苏联同意里宾特洛甫赴苏会谈签约。就在这不久以前，日本在远东地区挑起诺门坎事件，向苏联发动进攻；而德、日两个法西斯又在谈判结成军事同盟，苏联有腹背受敌的现实危险。在种种危机下，苏联政府终于做了重大决策：同意里宾特洛南前来莫斯科。
1939年8月22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拥有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经签字便立即生效的大权，飞抵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会谈。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正式签订。条约规定：条约缔结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进行侵犯和攻击；缔约双方之一，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决不支持第三国；缔约国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国家集团。条约规定有效期为10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宣告了英、法纵容德国祸水东引政策的彻底破产，苏联避免了单独与德国作战，反而爆发了英法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英、法两国怂恿德国侵略，自食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大加称赞苏联这一政治外交策略，说这是美、法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条约》的签订为苏联赢得了23个月的宝贵战备时间，它利用这段时间迅速扩军，加速发展东部地区的工业，加紧储备战争物资，这对苏联赢得战争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条约》的签订还加深了德日之间的矛盾，打破了德日的反苏反共统一战线，因为德日之间早有约定共同反苏并互相支持。正当日本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动进攻时，德国竟同苏联互定决不侵犯对方，这大大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苏计划。日本平沼内阁受到谴责，不久宣布下台。这以后，两个法西斯国家的步调从未统一过。1944年6月德国攻进苏联，要求日本从东线配合行动，日本却一动不动，依然按自己的计划偷袭珍珠港，对德国紧急呼吁不予理睬。
现实中的政治和国际政治是极为复杂的，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中的敌我阵线是千变万化、变幻莫测的。高明的领导者必须随时准确地把握局势，清醒地估量矛盾，必须能充分地利用对方相互之间的矛盾，及时变换策略，化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这样才能常保不败之地。
摆脱困境铁托出妙策
1948年3月，南斯拉夫与苏联发生严重冲突，苏联中断了苏南贸易和高职人员。不久，苏南关系完全破裂。
苏联动员了当时“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所属的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几国共产党围攻南斯拉夫，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决议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已落入人民公敌和间谍手中”，“南斯拉夫已蜕化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并宣布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是“杀人犯”、“间谍”、“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奴仆”。苏联还向南斯拉夫人民发动“行动起来”，推翻铁托集团的呼吁。
在进行宣传的同时，苏联废除了苏南友好条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经济封锁。随后，苏联和东欧各国断绝了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把南斯拉夫的外交官驱逐出境。更有甚者，各国还在南斯拉夫边境制造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此时，南斯拉夫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境。南斯拉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各方面依靠苏联，西方国家十分仇视南斯拉夫。但现在，南斯拉夫却陷入了四面楚歌、极其孤立的状态。苏联指责南斯拉夫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它表示同情，西方国家更是幸灾乐祸。南斯拉夫处在苏联及其盟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协中，这给南斯拉夫带来巨大的困扰，使它的经济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水平降到极低程度。同时，由于存在着苏联集团的军事威胁，南斯拉夫的军费一直保持在极高的水平上，这也给南斯拉夫的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
显然，这种处境长期下去是不行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经过反复权衡之后认为，美国与西方集团和苏联集团比较起来，对南斯拉夫威胁较小，是两害之间较轻的一个。南斯拉夫的地理位置使西方难以采取军事行动直接占领它，而且如果西方集团试图占领南斯拉夫，在国际舆论上也说不过去。同时，西方也预计到，占领南斯拉夫会给苏联直接出兵干涉、入侵提供口实。而苏联则不同了，除了地理上的便利外，南斯拉夫原是苏联集团中的一员，苏联很容易以“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名义入侵南斯拉夫。
与此同时，铁托还看到，在当时东西方关系十分紧张，冷战有可能变为热战的形势下，南斯拉夫独立地维持下去，对西方也是有利的。因此，西方也有可能帮助南斯拉夫保持自己政治、经济的独立。
于是铁托决定，在两害相比的情况下取其较轻的一个，向西方靠近，利用西方经济、军事的援助，来使南斯拉夫摆脱由于苏联孤立、封锁带来的严重困境。这一决策果然获得了成功。
美国政府向南斯拉夫提供了3亿多美元的粮食和经济援助，英、法两国也提供了0．8亿多美元的援助，使南斯拉夫的经济困境得到缓解。
1951年，南斯拉夫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军事援助协定”。同年，南斯拉夫与希腊恢复了正常关系。1953年2月，南斯拉夫同希腊、土耳其三国签订三国友好合作条约，规定对所有和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进行磋商，保持军队的接触。1954年，三国签订“布莱德联盟条约”，规定在遇到侵略时，互相援助。1953年3月，铁托访问了英国。1955年，南斯拉夫又与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建立了正常、友好的外交关系。
因为铁托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南斯拉夫渡过了难关，恢复了经济，并且一直保持了独立与安全。西方国家始终未能影响它的独立与主权，而苏联也最终未敢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
当面临两个对手而又无力同时抗衡两者时，必须审时度势，做出比较：在两个对手中谁对自己的威胁最大？谁对自己的威胁稍小？与谁可以找到共同利益，缓和关系，与谁的矛盾无法缓解，对比之后，就应该争取、靠近前者，直至与之联合而抵抗后者的威胁。
昂山伺机抵日寇
为了争取缅甸民族独立，昂山等民族运动领袖曾一度与日本合作。1942年3月，日军占领缅甸后，其掠夺面目日益暴露。昂山等人看清了这一点，开始秘密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1943年8月，昂山等人。分析研究起义计划，觉得时机还不成熟。虽然各地抗日情绪非常高涨，但当时各革命团体、党派还没有联合起来，与印度、中国等国也还没有取得联系，起义部队的武器、粮食、运输、联络等还没准备充分。其中最主要的是，还需要把广大群众进一步发动和组织起来。
于是，昂山利用他的合法的国防部长身份，大力加强了国民军的训练，使这支武装力量在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上都得到提高，人数也有所增加。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全民起义中的主力军。
昂山认为，在缅甸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如果缅族和克伦族这两大民族不能友好相处，要完成全民族的独立事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不辞辛苦地奔走在仰光和三角洲地区之间，进行民族间的调解，解决了两大民族在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纠纷。为了表示对克伦族人民的信任，昂山任命两名克伦族领袖苏山波丁和苏查多为国民军军官，并在国民军中建克伦族营。此外，昂山还与掸、克钦、钦等缅甸其他少数民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缅甸各少数民族，在全民起义中与缅族并肩战斗，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