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层次的理论探讨将帮助解释这一过程。第一层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关于人们共同体演进规律的论述，认为现代民族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演化而来，虽然强调现代民族是较高级形态，却承认世界上还存在许多未达到现代民族形态的其他人们共同体形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把民族视作具有多个历时形态的发展序列，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民族”是历史文化现象，它的历史类型序列正反映了这一点。[22]民族又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一经确认就不再发展的事物。我国民族学者周星、王希恩、刘先照、纳日碧力戈近10年来的研究成果均涉及对“民族”的定义、特征以及民族群体的动态发展的有益思考。周星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发展、存续与消亡，都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或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作为一种历史事象与历史的存在，民族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暂时性。”[23]王希恩的《论民族过程》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24]周星、王希恩两人的博士论文探讨了相同的主题，指导教师都是杨垄教授。杜玉亭先生的论述则深化了这一观点：“民族特征存在时间上有很长期和非很长期两大类型，中国的一些原始民族（指无文字民族）没有辉煌的历史，没有自己的文字，现今又缺乏一个自治州级的民族区域地方，因此，即使其传统文化十分宝贵，堪称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如无有效保护举措，民族特征亦将要被市场商潮所淹没，故这些民族特征的消亡时间就不能与民族、国家同时，而应属于民族特征存在非很长期的一类。市场商潮中的族籍迷失现象并非基诺族一例，而是已见端倪的普遍现象。”[25]周星在谈到与杜玉亭相同的观点时说：“民族共同体的存续，是以民族特征（语言、文化及生活方式等）的存在及其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为前提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特征的集中反映，因而民族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事象和文化过程”。“民族文化特征的消失，当然也就是民族或被同化或走向消亡的过程。同样，民族特征的重新整合，亦即民族共同体的重新组合过程。由于民族特征的变动可能表现为引进新的文化特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也由于民族特征常常表现为民族文化的特性，所以，民族过程一般总是伴随着文化的变迁过程”。“一旦在各种文化变迁和社会演进中发生了民族特别的变化并指向新的民族状态，那就意味着发生了民族族体过程；如果民族文化特征的变动导致了民族自我意识的改变，则意味着民族族体过程的最终实现与完成”。[26]杜玉亭、周星、王希恩等人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其关于民族是历史文化过程的动态把握，已经揭示了民族概念、含义的复杂性来自族群问题实践的复杂性，已经暗含着“民族”这个刚性概念与这个动态历史过程的不吻合性。
从历时性或纵向的民族分类看，氏族一部落一部落联盟一民族（现代民族、国家民族）是客观事实，但赖以划分、识别民族的标准却是多元的，既有针对现代民族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遵循，也有突破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下的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识别。可以说，我国民族学界亟须引入一个包容性更大、更能在共时态意义上准确描述我国人们共同体状况的概念，那就是“族群”。一种观点认为，族群只能指称“那些尚未发展为民族的人们共同体”，[27]而事实上，中国除汉族及一些少数民族外的大部分少数民族，正处于这一尚未发展为民族（现代民族）的人们共同体阶段，它们都已被确认为“民族”。可见，无论国家确认与否，这些民族与现今这些未识别群体、支系、人等都属族群范畴。
第二层次是族群理论。一般认为，柔性的族群理论较之刚性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交通性，当然由于其定义的多样性、随意性，也会带来一定的歧义、误读。族群理论在解释尚未处于现代民族范畴的人们共同体方面越来越显示出适用性。60年代以后，我国台湾的人类学者首先运用族群理论分析岛内群体和海外华人社会。近年来，港台人类学者的分析方法渐为大陆学者熟悉和借鉴，并陆续出现译介国外族群理论的论着，同时也已出现注重从实证出发探讨和充实族群理论的趋势。
族群（ethnic group）常用于指生活方式和文化上与其他团体有差别的任何团体。族群的定义多种多样，我国学者马戎、孙九霞、纳日碧力戈的研究较为深入。社会人类学界比较常用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定义：“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移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持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28]孙九霞分析综合了有关的概念，结合个人的理解，对族群概念作如下界定：在较大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即称为族群。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这两方面都是客观的标准，族外人对他们的区分，一般是通过这些标准确定的。主观上的自我认同意识即对我群和他群的认知，大多是集体无意识的，但有时也借助于某些客观标准加以强化和延续。[29]孙九霞认为该定义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看似宽泛，实则涵盖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民族，如中华民族）、民族（被识别单一民族）、支系、人等。笔者认同这一看法，认为这些定义和概念有助于分析云南省未识别群体。这一概念具有对“人、支系、族”的包容性、对应性和现实性。
族群理论涉及面较广，如：族群的定义，族群性，族群认同，族群的结构、符号与象征系统，族群文化诸要素，族群性与社会记忆，族群与边界等等。近年西方学者主要探讨的族群理论形成三个有代表l生的观点：原生说（primordialism）、现代说（modernism）和神话一符号丛说（myth-symbol complex）。[30]反映了族群理论的深化。
适用于分析云南未识别群体的族群理论有两个方面：（1）族群关系；（2）族群认同。第一方面具有特殊针对性。云南是中国族际社会的缩影，[31]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分布犬牙交错，任何一个县乡均构成族际社会，未识别群体形成多层族际环境，而这恰是族群理论探讨较少的方面。云南未识别群体由于是小群体，构成多层上位或平行族际关系：（1）与中华民族国家的关系；（2）与本地区、自治区域主体民族的关系；（3）与本地区、自治区域其他民族及其支系的关系；（4）与境外共同渊源民族或民族主体的关系；（5）与境内族系相近民族的关系；（6）本群体内部的关系。
第二方面，族群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涉及族群文化的结构，要素及象征系统、族群性与族群认同的关联、族群性与族群意识的主观性等。从认知人类学的角度观察，各群体均有自己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心灵世界的认知系统或传统知识系统，发挥着独特的自组织功能，其内在结构、要素和机制长期处于集体无意识运作状态。而对民族文化瑰宝的认知涉及文化象征物和象征体系，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和关键，族群认同既赖他识以自识，可能依据客观现象实现族群认同，亦可能在族群文化景观、实体消解后，依据主观性的社会记忆、象征、神话来构建自我认同，维系族群的存在及延续。
就第一方面而言，涉及三个层次：（1）族际社会与多民族杂居，这是云南未识别群体的民族关系背景；（2）文化叠压带机制，这揭示了未识别群体的历史文化层积背景；（3）边缘化的处境、异文化的包围，这是未识别群体的族群现状，在“他称”的视野中寻找自识，强化族群概念。
就第二方面来看，主要涉及：（1）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与本族群的文化认同。首先，本族群的文化认同、文化寻根是这些族群眼下正在着手的工作，如金平县莽人到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族中寻根，寻找文化习俗及语言的相似性；金平县苦聪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习俗、生产方式与拉祜族存在差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些苦聪人重又回复到60年代搬出深山老林时的游猎生活状态。在族群文化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可能发展起对国家、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而这须以族群自我认同为前提，以确认这些族群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为保障。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不是凭空产生的。
（2）在族群文化自我认同过程中，认知人类学倡导的强调文化主体的主体意识十分重要，即从我族、我群、本文化的理念出发，揭示本群体的文化象征系统。该文化象征系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印证、检验、强化着族群成员的文化认同。而目前的现状是，对未识别群体的整体文化状况，以及文化象征系统了解甚少。譬如语言，克木语、莽语已被民族语言学界视为两种独具价值而濒危的民族语言。对于无文字民族来说，语言的丧失意味着族群文化消亡，有赖于语言承载表现的整个观念系统、传统知识系统亦将崩溃，而新的文化系统并不可能提供相同的支撑功能。旧的丧失而新的欠缺，将导致文化断裂，最终是族群消失。因此，将未识别群体文化视作自组织系统，加紧整理、挖掘，赶在这些文化消失前抢救保护下来，显得十分紧迫。
（3）民族文化特征的变异导致族群认同消解、族群消亡。我们正处在一个传统文化急剧消失的时代，由于政策、理论认识的制约，我们迄今对云南未识别群体的族群认同现状缺乏深入的人类学调查。世界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理论告诉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文化多样性正像生物多样性一样在消失，研究未识别群体文化的意义正在于抢救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可以提供人类群体应对自然、社会、文化变迁的多重选择和较佳途径，可以开拓人类认识自我的视野和空间，可以从人类多样的过去历史中寻找未来的道路。而现在所着手的未识别群体的文化象征系统的调研，也只能面对一些残片或濒危的文化范畴了。可以预测的是，这些未识别群体在人们真正认识其价值、意义时，族群文化特征也正逐步消失，族群这个实体逐渐被同化、消解。
三、余论
综上，云南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宝库，其自身丰富多样的民族群体为族群理论的导入与验证提供了理想的实证对象。而云南族群状况所揭示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也将丰富和完善族群理论，推动中国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本土化过程。本项研究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族群、民族、支系、人——通过对未识别群体、已确定族属而有争议群体这两类的分析，表明对民族作为历史文化过程需作动态把握，宜以柔性的西方族群理论引入参证传统的刚性的民族识别理论，对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理论作再认识；
第二，抢救和保护未识别族群文化具有突出的保护文化多样性意义，可以在微观层面剖析全球化背景下族群演化的过程；
第三，民族研究是政策性应用性很强的学术工作，人类学研究的最终使命是回归社区、回报社会、关怀民生，因此，通过对云南部分群体现状的深入调研，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提供依据，使这些群体获得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有助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尤其对属跨境民族或民族主体在境外的群体的关注，更要引起高度重视。
注释：
[1]周大鸣：《澳门的族群》，《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周大鸣：《澳门人的来源及文化认同》，《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2]李亦园：《台湾高山族研究回顾与前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第2期；吴学燕：《台湾原住民的历史渊源与早期文化》，《民族学》（内刊），云南省社科院民族学所编，1996年第2～3期。
[3]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吴国富：《关于将“木佬人”归属仫佬族的问题——民族识别个案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龚永辉：《族际识“徕”》，《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5]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顾——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6]景洪市民政局地名办、民族宗教局1998年8月统计资料，《勐腊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秦钦峙、赵维扬：《中南半岛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期。
[8]王敬骝：《克木语调查报告》，《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王国祥：《寻找克木古国》，《云南日报》1999年12月10日。
[10]朱德普：《泐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9页。
[11]范宏贵：《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1]毛佑全：《云南金平芒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文化习俗概观》，《思想战线》1994年第3期；高力士：《曼人的社会经济与传统文化》，《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
[12]晏红兴：《金平芒人社会历史及现状调查》，《金平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13]范宏贵：《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4]思茅行政公署民委：《思茅少数民族》，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634页。
[15]思茅行政公署民委：《思茅少数民族》，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634页。
[16]木霁弘、田壮壮等：《茶马古道调查报告》。
[17]杨毓骧：《施甸蒲满人（布朗族）社会文化调查》，《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杨毓骧：《迷踪七百年的契丹后裔在云南》，《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杨毓骧：《云南契丹的社会文化》，《思想战线》1995年第2期；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拉木·嘎吐萨（摩梭人）、阿继祖（摩梭人）：《摩梭人不是元代蒙古人后裔》，《民族学》，云南省社科院民族学所编，1992年版第3～4页；木霁弘、田壮壮：《茶马古道调查报告》，拉他咪·王勇及（摩梭人）等人的口述材料．
[19]刘世生（彝族）：《石林县黑彝人的历史与文化》，何耀华：《石林彝族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20]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所：《云南少数民族概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1]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顾——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22][23]周星：《民族：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6期。
[24]王希恩：《论民族过程》，《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
[25]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顾——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26]周星：《民族：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6期。
[27]阮西湖：《关于术语“族群”和“部族”》，《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通讯》1998年第14～15期。
[28]Max Weber．The Ethnic Group，In Parsons and shis etal（eds．）THEORIES OF SOCIETY[J]．Vol，1 Gleercol Ihhinois，The Fress Press，1961：306．
[29]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30]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65、134～164页。
[31]周星：《从族际角度理解多民族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社会学家的沉思：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作者简介] 黄泽（1964-），男，云南宣威人，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人类学研究。云南昆明，邮编：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