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生平不详，字惠班，一名姬，班固班超之妹。曾嫁曹世叔，早寡，故又称“曹大家（姑）”。因班固所著《汉书》还有部分内容未成即卒，后和帝命她（另有马续配合）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因满腹才学，屡受召入宫，为皇后及诸贵人当教师。另著有《女诫》，一卷，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7篇，宣扬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
《汉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二部。因是班氏父子、兄妹所作，古又称其“班史”。此书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包括整个西汉一代。全书共有“帝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100篇，后人辑为120卷。它继承《史记》的优良传统和写作特色，叙事结构严密，词简意赅，语言流畅，形象鲜明，对后世史学和文学都有很大影响。但其中也有不少篇章强调五德始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说法，属于认识上的不足之处。本书多用古字，向称难读。汉以后注者数十家，通行者为唐颜师古注本。
按照当代史家黄仁宇的看法，班固的《汉书》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受了更多的正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以及“为尊者讳”、为帝王粉饰的成分，“文以载道”之路过于明显，也便少了许多真实性和生动活泼的价值。晋人傅玄亦认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书”。比较起来，《史记》更加富有情感，生动犀利；《汉书》则更加整饬规范，雍容典雅。司马迁更是个文人，而班固更是个学者。
比如《史记》中把《项羽本纪》列在《高祖本纪》之前，描述“西楚霸王”是一个虽暴躁但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并对他的英雄末路表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是一个伪君子（其实就是）。他形容吕后残忍虐待戚夫人，以致她的亲生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汉书》中有关刘邦的一段，倒还是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但是《高后纪》中便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之事一字不提，只在书末《外戚传》中一笔带过。此外，《史记》中除了《刺客外传》，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涉及三教九流、整个社会；《汉书》中却不过只有一篇《东方朔》而已，很少有关于这些“非正派”、“下流人”的篇幅。司马迁还借《货殖列传》表达个人的私利观，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便可，天经地义。但这却受到了班固的指责。不过话说回来，班固对有些人物的评价，纠正了太史公的一些偏颇之处，更加公允。
(第四节）文学体裁“全面开花”
东汉文坛，要是不算上末年的“三曹”，则虽不像西汉那样有几大泰斗级的人物：司马迁（中国史传散文第一大家）、司马相如（两汉辞赋第一大家）、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河南洛阳人，两汉政论文第一大家，博学能文，主张改革，屡遭谗毁，曾任长沙太傅，代表作有《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等；他也是西汉辞赋大家，前文曾提及）、晁错（著名政治家、政论家，代表作有《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等），但诸体皆擅，群星闪耀，全面发展，为后世文学开创了很好的局面。
辞赋。在第八章《汉赋》一节中，我们已有所了解，此处从略。东汉的辞赋大家，主要有班固及其《两都赋》、《终南山赋》，张衡及其《二京赋》、《归田赋》等。
散文。东汉散文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大都明白晓畅、不傍经典；代表作有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扬雄的《自叙书传》、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等。后期多发愤之作，指切时弊，既富于激情，颇有气势，且骈散相间，注意文采；代表作有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等。此外，史传散文以班固的《汉书》为代表，上一节已有详细讲解。
文论。大哲学家王充也是杰出的文论家。他在文艺理论上的几点主张是：1，重视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要求文人负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任务，不能只为“调墨弄笔”、“美丽之观”。2，强调文章形式要服从内容，与内容相统一。3，主张征实，尖锐批判“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4，主张用通俗晓畅的语言为文。5，重视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因袭。
乐府。在第八章《汉乐府》一节中，我们已从音乐的角度讲解过。乐府本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机构，秦代已有，而两汉为盛。六朝时，人们把合乐的歌辞、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成的诗歌统称为“乐府”，于是演变成一种诗体名称。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是现存乐府诗最完备的著作，辑录了陶唐至五代的乐府诗100卷，主要从音乐角度分12类。汉代乐府诗主要有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等。汉乐府民歌真切传达了民众的心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艺术上以叙事为主，善于剪裁和安排情节；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刻划其性格特征；善于运用比兴、拟人、夸张、铺陈和烘托手法；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句式上打破《诗经》的四言，以杂言为主，并渐趋五言。代表作有《陌上桑》（属相和歌辞），通过叙述罗敷拒绝使君调戏的故事，歌颂了她坚贞的品质和不慕权贵、敢于反抗的精神，鞭挞了上层人物的荒淫，表达了劳动人民维护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凛然正气。《孔雀东南飞》（属杂曲歌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作于东汉末年，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残酷迫害，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为反封建礼教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此外还有《上邪》、《东门行》、《长歌行》、《十五从军征》、《江南》等。
诗歌。班固的《咏史》是最早出现的文人五言诗，系有意模仿乐府民歌之作，质木无文。东汉中后期，创作者大增，至《古诗十九首》产生而达到成熟。《古诗十九首》被称为“五言之冠冕”、“五言之《诗经》”，最早载于萧统所编《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风格相近，且非一人一时之作，泛称为“古诗”。创作时代为东汉末年桓帝、灵帝年间，作者是中下层文人，思想内容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特点，是饱含着生命意识觉醒之初对人生易逝的感伤；艺术上浑然天成，长于抒情，浅近平淡，语短情长，言近旨远，耐人寻味。名作有《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生年不满百》等。
“建安文学”。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北方文坛曾异常兴盛。它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50年。建安（东汉献帝年号）文学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稳定的产物。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远大的抱负、积极通脱的心态，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慷慨悲壮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并确立了特有的“建安风骨”美学风范。其代表人物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曹操（公元155—公元220），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死后被追尊为魏武帝。其诗歌《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真实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观沧海》写登临碣石眺望大海的所见所感，展现了作者吞吐宇宙的气概和宽广博大的胸怀，豪迈悲凉；此外还有《龟虽寿》、《短歌行》等。其散文代表作《让县自明本志令》、《举贤勿拘品行令》清峻简约，朴素自然，情真意切。
曹丕（公元187—公元226），文学家，字子桓，曹操次子，后为魏文帝。其诗作以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之作为主，体裁多样，形式上颇受民歌影响，语言通俗，描写细致。《燕歌行》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散文名作《与吴质书》含蓄深情、情文并茂。《典论·论文》是我国较早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予以很高评价，并指出各种文体的特点，提倡“文以气为主”。
曹植（公元192—公元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遭兄猜忌，郁郁而终。建安文学时期才华最高的大诗人，19岁即作《铜雀台赋》。其诗歌前期多为描写贵族游乐生活和应酬赠答之作，也有一些追求政治理想、向往建功立业之作，还有少数反映汉末战乱、社会残破的篇章；后期主要表现政治上受压抑的遭遇和苦闷心情，在暴露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上有一定意义，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七步诗》等，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语），对五言诗从民歌向文人诗的发展很有影响。又工辞赋，《洛神赋》笔触细腻，文辞艳丽，刻画惟妙惟肖。其散文抒情言志文辞剀切，叙事论理简练有序，具有强烈感情色彩，如《求自试表》等。
“建安七子”。以王粲（公元177—公元217）成就最高，其《七哀诗》、《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精神。前者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后者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有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徐干的《中论》被曹丕称为“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外还有孔融（《杂诗》和散文《荐祢衡表》）、陈琳（诗歌《饮马长城窟》）、阮瑀（章表书记《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应玚（长于文赋）、刘桢（诗歌《赠从弟》）等。
蔡琰，即蔡文姬，生平不详，东汉末年陈留人，中国古代著名才女。著名书法家蔡邕（下节有详细讲解）之女，博学能文，善音律。初嫁河东卫家，夫亡无子；后为乱兵所掠，又嫁南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居留匈奴12年；为曹操遣使用金璧赎回，改嫁同郡屯田都尉董祀。著有《悲愤诗》、《胡茄十八拍》等。
(第五节）当书画不再只是文图符号
我们常说的大艺术，包括文学、音乐、书法（中国特有，可与绘画合为书画）、绘画、雕塑、舞蹈、戏剧、建筑等，过去主要是7大门类（近世还出现了电影、电视，被称为第八艺术）。这些门类的开创和发展，两汉时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并作出了卓越的成就。对于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我们前面已有讲解，本节重点讲一讲书法和绘画，也附带讲一讲与绘画相近的雕塑。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写字、画图之类，不过是人们当作一种用来记录的文字、图形符号而已。到西、东汉时期，书画已不单纯作为记录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了。再加上兴起于西汉、鼎盛于东汉的乐府（音乐和文学）、百戏（杂技、戏曲和舞蹈），大艺术门类便更加的全面、丰富。虽然今日东汉留传下来的书画艺术品数量并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绚丽风貌和壮大气象。
两汉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西、东汉300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再变章草、真书、行书，变迁剧烈。至东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且书体风格多样，艺术上登峰造极。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东汉隶书已进入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100余份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此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主流系统的汉石刻；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已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扬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崔瑗的《草书势》。
两汉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草书的前身是隶草，再到章草（即汉章帝刘炟的草书），最后才成今草，都是在东汉时期完成。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其他著名书法家还有史游，曾以隶书草写作《急就章》；王次仲；擅长隶书，唐人张怀瓘《书断》说他以隶草作楷法；曹喜，东汉章帝时人，史载他工篆书，创悬针垂露法；梁鹄，东汉末年人，善隶书，为曹操所欣赏。
张芝（？—约公元192），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境内）人。生活于东汉末年，出身官宦家庭。《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魏书家韦诞举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张（芝）、钟（繇）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对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书迹今无墨迹传世，仅北宋《淳化阁帖》中收有其《八月帖》等刻帖。
蔡邕（公元132—公元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少博学，好辞章。东汉末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世人也称他“蔡中郎”。后董卓乱国，拜他为侍中；卓遭戮，他亦获罪而死。蔡邑除通经史、善辞赋、精音律、好鼓琴外，还擅书画。其书法长于篆隶，尤以隶书造诣最深，名望最高，被誉为“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汉灵帝熹平四年，其所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每日络绎有人来临摹。曾创“飞白书”，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书断》评论为“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汉碑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是研究两汉书法的重要实物。东汉立碑之风兴起。甘肃成县天井山摩崖《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又名《惠安西表》），系建宁四年（公元171）所刻之隶书，庄严雄伟，结字高古，方圆兼备，用笔朴厚。杨守敬评论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后来书家落款之例。《西狭颂》的姊妹篇——陕西略阳县白崖《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埔阁颂》，系建宁五年所刻之隶书，字形结体多取横势，章法茂密，风格古朴中含沉郁。康有为评曰：“吾尝爱《埔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可见它对后代书坛的影响。此外还有著名的《曹全碑》，现藏于陕西博物馆碑林，系中平二年（公元185）刻，被称为汉碑中的美女，娟秀清丽，舒展超逸，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山东曲阜孔庙的《礼器碑》（又名《韩敕碑》），系永寿二年（公元156）刻，被翁方纲夸为“汉隶第一”，对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孔庙的《史晨碑》，系灵帝二年（公元169）立，两面刻字，书法工整，波挑神采飞逸，造型丰美多姿，章法疏密匀适，笔法笔意二者俱全；孔庙的《乙瑛碑》，系永兴元年（公元153）刻，翁方纲称其“骨肉匀适，情交流畅”，是汉隶趋于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山东泰安岱庙的《石门颂》，系建宁元年（公元168）立，间架稳实厚重，笔画端正粗壮，有严峻之态，被后世书家视为“神品”，清代伊秉绶隶书即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