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二人做一个比较的话：王安忆的写作有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从《小鲍庄》到《长恨歌》，是经验和笔法逐步积累，不断更新的过程。更注重技巧。正如她自己所说：“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写作技巧的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她也未能例外。张爱玲从一起笔就是最好的，无论语言、结构、情节，似乎一个字都改不得。她最优秀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二十五岁之前完成的，后来写的反而要逊色许多。她没有累积过程，故而显得干净、凝练，引人入胜。
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小说都有一种女性的妖娆，一种媚。然而，张爱玲的小说是媚在骨子里的，她从故事接近高潮处入手，下笔就是故事，然后渐涌波涛，一潮迭一潮，重在对话、情节，重在对故事灵魂的塑造。而王安忆媚在语言，一连串华丽绚烂的比喻、对比，一层一层地揭开人物命运，让读者慢慢去体悟，慢慢去了解，慢慢回味，非常舒服、熨贴，仿佛一口好茶，饮过之后良久，那茶味儿又自喉间泛上来的齿颊生香，别具一番风情。
曾以《隐形伴侣》、《情爱画廊》等一部部作品轰动文坛的女作家张抗抗，在2002年6月推出《作女》。这一部以时代新女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探访作女们的隐秘心灵，叙述语言唯美精致，使作品焕发出一咏三叹的艺术魅力，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者题记说“本书献给‘她世纪’”，而书的封底这样写道“本书故事背景新锐、深厚，是为‘她世纪’留存的一本‘作女’档案”，可见张抗抗是立志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来写作这本书的。
1、我“作”故我在：作女群像的塑造
所谓“作女”，是指那些不安于平静的生活，总渴望新鲜和刺激，以不断折腾自己为乐趣的女性。她们把“作”看作一个褒义词，一个永不满足、不断追求新目标的代称。卓尔和她的朋友们阿不、DD、A小姐、B小姐、C小姐、夏娃等是“作女”的代表。35岁的卓尔，就一直在“作”：不满意丈夫刘博的四平八稳，作掉了婚姻；为了去南极，甚至幻想用“性引诱”使老板就范——辞退她以拿到一笔钱，因为她如果主动辞职会什么也拿不到，最后用“恶劣”的表现使杂志社辞退了她，而此时去南极的名额已满，她白白作掉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好工作……
她的那些女朋友也个个能作。阿不买了一块荒地，种了大片玉米养了许多狗，只为她闲时可以坐那儿看看星星；A小姐人称月光女神——月月挣下的钱月月花光，为了看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离开了好工作；DD把亲朋好友集资的一千多万，投入股票市场，又以前夫留下的别墅为抵押，贷款几百万投资一家网络公司，谁知股票市场一落千丈，网络公司似漏钱的黑洞，债主银行纷纷讨债，作掉了自己的生命……不计后果得失，只为当时一念之想或短时间的快感或者说激情，是她们的写照，而且，“如今‘作女’已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一簇簇一团团成片成片的灌木林，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精神群体。”
在“作女”队伍里，不再有温良贤淑的相夫教子、勤劳持家的主妇形象。虽然作女们走出来一个个明艳亮丽，衣着优雅时尚，她们不断放弃已有的工作和爱情，不断有新的开始。对她们而言，不断改变才是生活的方式。她们有恋人的热情和浪漫，有情妇性感的外形和旺盛的欲望，但她们不要当老婆的贤惠和勤劳，她们为自己而活。男人在她们面前是低声下气的：芦荟烧得一手好菜，对女性温柔体贴，老乔一心巴望着卓尔的爱，连潇洒傲气的郑达磊也不得不接受卓尔的女上位，并在三分钟就蔫了。
2、对词语的有意识颠覆
张抗抗有意识地颠覆了许多词语，这些词语的原有内涵是男性赋予的，带有浓重的男权文化色彩。作者在对其重读中赋予其现代意义，也加强了本书的女权主义色彩。
“作”。那么，什么是“作”呢？作者在京城的方言里专门找了一个字，用来形容这类女人，念平声，意指那些不安分守纪、自不量力、任性而天生爱折腾的女人。按作家的理解，“作”是女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看不见对手而且永无休止的心灵战争。“作”是一种创意的实现，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使自己的人生有声有色。“作”是一种运动，它呈现出女人身体波浪般的曲线，因为女人的气力不够，她们要顶开头上那块几千年沉积的盖板，只能一下一下地拱动，拱动成为作必要的姿势。“一个女人作的动力是从她身体深处爆发出来的，是欲望无法实现的焦虑。”“作是女人解放的标志，女人的天地越作越广阔，只有作着，女人才能感觉自己蓬勃的生命。”张抗抗用她一贯的雄辩把她对作女的理性思考融会进了作品之中。
“爱情”。张抗抗笔下的作女们是没有爱情的，她们不肯把自己圈进家里，不肯结婚，即使结了婚也会想方设法地离婚。小说中穿插了许多关于翡翠鸟的描写文字，每段结尾都有这样一句“不，这个城市没有翡翠鸟，在北方，卓尔再也没有见过它们。”这些美丽灵巧、恩爱有加、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鸟中精灵象征着什么呢？爱情？理想中自由的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与一个不知名的人的一夜欢梦，与世隔绝的美，燃起的篝火、烤鱼……一切自然本真，朴素而又奢华的享受，卓尔拒绝留下任何联系，怕破坏完美的感觉。而现实中只有利用和浮躁的作。
“我要你”。卓尔对森林中那位观鸟人说过，酒醉后对芦荟说过，“这句被男人说了千年，从来属于男人专用的话语，从她嘴里蹦了出来。为什么只能是他们要，而我不能要呢？”这种反叛性的思维主宰了她的性生活。她会因为丈夫不经允许与她发生性关系而恼怒；她会在芦荟想要时奋然挣脱“你怎么不问问我想不想要呢？”她会选择老乔这样的性伙伴，在饿了馋了去找他，称之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自己的身体。陶桃流落南方时，选择与一个广东老板的情人关系，男人供她生活和在一所金融大学里读书，“人的任何部位和器官都属于自己，所以一个女人当然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无论出售还是出租。”话是卓尔说的，陶桃是这样做的。女人除了自己的美丽身体外就没有别的吗？卓尔说还有，“比如头脑”。
有论者这样评价：“作女们自己在经济、个性、情感等方面的独立，极端不安于现状的表现，以及勇于出击获取更多自我空间的行动，改写了传统女性的既有路线，她们不仅是温柔贤淑传统女性的对立面，更是中国传统秩序的反叛者，她们像斗士一样沉迷于肉体和精神的冒险，所以在世人眼里，她们是不折不扣的男权社会的搅局者。”70我想这正是张抗抗想表达的。
3、《作女》中的女性意识
从封建帝制的解体就开始提妇女解放，五四时期的人们崇尚恋爱自由，然而从丁玲的《梦珂》和女作家萧红的亲身遭遇里，我们会悲凉地发现，女性追求婚姻自由的结果不是《伤逝》中子君的死亡，就是梦珂、萧红那样的身心俱伤，“非但不是一个解放的过程，而是一个从封建奴役走到资本主义性别奴役的过程，也是女性从男性所有物被一步步出卖为色情商品的过程。”71建国后，妇女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且，大批妇女走向社会，与男人一起参加各种社会工作也成为事实。然而，千百年来，女人在男权社会里讨生活，依傍男人的历史，能因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在一朝一夕改变过来吗？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那样忙了事业忙家庭，两副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女人依旧处于被动的地位，被男人规范着，包括女人的衣着、工作、爱情、生活方式，这种被束缚、规范的生活状态，甚至是女人主动贡献的。
作女是不同的，比如卓尔，她一直试图反抗这些规范和束缚。有意让自己不加修饰；她酷爱运动，每周去登山，有自己的滑翔机……除了内心的激情，她可以什么也不要。小说的结尾，她卖掉了房子、车、滑翔机，漂走天涯了。这样的女性实际上已不同于以往的女性作家所书写的女性形象。她们适应这个高速变化的时代而生，是光怪陆离的都市造就的，她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聪明美貌，在这个都市的缝隙里游刃有余，女性的直觉和敏感帮助她们利用每一个到手的机会，她们甚至不择手段地制造机会，完成自己的梦想。她们能挣钱，所以不必要像传统女性那样仰男人鼻息生活。她们独立强悍，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穿梭于超市商场美容院健身房之间，生活得高贵从容。
在林白陈染的小说里，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女性形象，她们沉湎于自我，不肯结婚，充溢着敏感、锋利、反叛的情绪。她们是带有女巫气息的向男人复仇的妖女，“这个人是一种带毒的液汁，稀薄而尖利，如同月光与刀刃。”（林白《长久以来记忆中的一个人》），但这些女人仍是渴望爱情的，《守望空心岁月》里把姚笠爱的一再失败归结为“缺乏讨好男人的热情与技巧”，这在作女那儿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首先她们不会去讨好，其次，她们花样百出，只会让男人想方设法来讨好她们。对于男性社会为她们事先设计的方式和角色不屑一顾，执意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作女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一点点的演变的，或者说拱动的。物质社会的极大丰富为她们的表演提供了场景，“在这里，女人所需要的一切，在百货商厦购物中心批发市场应有尽有了，女人的痛苦只是牡丹卡上超支的款项数目。”女人在这个商品社会如鱼得水，“这正是一个使劲的疯狂地在‘作’的城市。每一粒弥漫的灰尘中都漂浮着许多陈旧而新鲜的故事。既然马路在‘作’，楼房在‘作’，道路树在‘作’，卓尔为什么就不可以‘作’呢？”
如果说卓尔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作女”典型，是女性主义的宣言者，陶桃则是现代都市中的传统女性，看上去新鲜，内里陈旧。她也曾“作”过，从东北那个边缘小镇，到哈尔滨，再到北京，从一个小保姆到银行经理。从外表而言，她很现代，美丽优雅，足够时尚。问题在于她要找一个男人结婚，爱上郑达磊后，她舍弃了与朋友的交往，一心一意营造她的美貌，用心良苦地怀了孩子，想以此为绳索缚住男人。她心甘情愿让自己傍着郑，以他为自己的天，为自己的宇宙，消融了自己，也失去了郑的爱。陶桃的两次流产都是独自面对的，“没有一个男人出现在她床边，更没有一个人像西方的爆炸案发生后那样，声称对此事负责。”如果说第一次是她主动选择的，那时她漂泊在京城，不愿与广东佬结婚，是她对命运的清醒把握。第二次则是被动的，一心想要的孩子丢掉了，一心想嫁的男人只送来一堆冰冷的饰品作为补偿。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在女人天赋的身体里有着太多的负累。生育本身会损耗掉多少时间、精力，会使女人后天地弱于男性。正是出于这一点的考虑，以卓尔为代表的作女们拒绝婚姻，宁可收养孤儿或做试管婴儿。
这种作女形象，我们在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作品里也能找到，卫慧、棉棉、安妮宝贝作品中那些沉迷于酒吧歌厅和男人的女主人公；周洁茹《我们》中的四个女孩子，等等。一点点拱动的姿态，一点点从传统道德、世俗习惯里挣脱出来，到张抗抗那里达到一种极致。
4、热销冷读
《作女》实际上也是一本概念化读物，作者也赋予了一种概念，要写出“作女”这类女性，故而在行文中一味让她作，作得有些不近人情。比如她在郑达磊的求爱面前，她最后去寻找翡翠鸟，都有一种刻意为之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卓尔的生活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任性为之、不思后果的女人形象，尽管她已经35岁，炮仗一样的性格，一点就着，一着就撂摊子，辞职走人，似乎潇洒，实则完全不负责任。她也不爱男人，除了记忆中有些眷恋的看鸟人，她对所有的男人都是利用的态度：对老乔是理疗的对象，以免性苦闷，更重要的是“老乔有老婆孩子家庭幸福，不至于生出要想缠着她结婚的荒唐之念”；把芦荟当作中性人，“彼此兴趣投缘，相知友善”，是陪她聊天解闷，随叫随到的蓝颜知己；对郑达磊由厌恶到有好感，到上床后对他的凌辱的态度，实际上是对所有男人，对男权社会的凌辱……
她们不同于卫慧棉棉笔下的另类女性。在卫慧棉棉的笔下那些女性是挣扎的、痛苦的，只能在酒吧歌厅去发泄，她们寻找爱和生活的信仰，在男人与男人之间周旋，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寻找，沉迷于肉欲之中。她们貌似前卫、另类，实际上精神颓废消极，是不能独立面世的，甚至她们害怕阳光，只在夜晚的遮蔽下生活。
也不同于林白陈染笔下的女性。在林白陈染晦涩的叙述中，仿佛一个昏黄的院落，坐着一个枯寂的女人，她不乏美貌，却严重自闭，在精神幻梦里体验自由，她没有工作没有同事没有交往的朋友，她只在厚重的窗帘掩盖下，坐在昏昏的屋子里抽烟，或对着镜子顾影自怜，或是对另一个女人心怜爱之。
相比较下，张抗抗笔下的作女是明朗的、阳光的，充满生命激情和活力的，她们之所以选择“作”的生活方式，也是为了让自己的激情保持下去，为了生活的新鲜，不平庸。作女不伤害他人和社会，她没有明确的目的，如卓尔所说，只是体内的一股劲儿促使她不停地作，“上班下班，看人眼色，重复，每天的日子没完没了的重复，就像一颗被送入轨道的人造卫星，绕着地球一圈圈转，一直转到报废，然后变成碎片消失在大气层里。我够了，再这样下去，我迟早会死掉的！”只有在作中她才能感觉到快乐。她明知道“能作的女人也许常常令人讨厌，她们往往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作的女人一半是失败的女人，作得收不住，作进监狱里去的女人也是有的。”比如阿不，把自己作进了拘留所；DD，把自己作进了火葬场；卓尔自己，作掉了婚姻和工作……但她们又是快乐的，在作中体会到了快乐，这是新世纪的新风景，有愈演愈烈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