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上述要求上司不要经常完全表露自己的论述有一些联系。有些事情他最好保持隐私，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当将军就具体行动计划做出决定时，他最好不要到处去讲靠不住的话和疑虑，不要苦恼地绞扭着双手和流露出担心的神情，因为这样的做法会削弱全军的士气。他必须要学会管住自己。我认为健康隐私同样可以把口风严密、守口如瓶和保守秘密包括进来。客观地讲，事实上这是在做大事。
这与我在一个小组的一次讨论期间记下的另一点感想也有关联。那次讨论搞不清楚什么是可取的防卫什么是讨厌的防卫，好像几乎人人都搞不清楚这一点。我记得如果我要插话的话，我会说这是神经质防卫和健康防卫或有利防卫之间的区别。我们应该记住，神经质防卫之所以是神经质，是因为它是不受控制的、自我异己的、强迫的、无理性的、愚蠢的、讨厌的，等等。控制冲动（也就是防卫）有许多种方式，都是可取的，甚至是必要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混乱实际上是缺乏控制的混乱，是冲动造成的混乱。好像只有弗洛伊德不明白这一点。人们经常取笑这种看法，说人需要的东西是得到一些抑制。这被认为是一个笑话，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笑话。我认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事实上最终也不希望，不管在什么时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让我们的不管什么冲动表露出来，这是完全符合事实且正确的。我们能够控制它们，也必须控制它们，这不仅是实际的要求，也是我们自己的私人组织、连续性和价值观念的要求。事实上，在人类生活中始终会有许多冲突，会有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会有许多我们不得不做出取舍的情况，而这正是人类状况的本质。这也意味着冲突是永远存在的，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向一个方向前进时总是要放弃一些东西，因此，我们会为此感到遗憾，并且不得不约束自己。
选择经常意味着承诺一个而拒绝另一个。我们在选择上不能来回摇摆，不能今天否定昨天。例如，一夫一妻制就决定于最终的选择和对承诺的坚守，因此，也必然包括有利的、健康的和必要的控制和防卫。“防卫”一词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了。我用“应对机制”概念来补充它，这是有帮助的。不管怎么说，社会哲学家们不得不再三强调弗洛伊德生活在1910年，强调那时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会说，他们受到了太多的抑制，所有人都是这样。现在，部分是弗洛伊德的功劳，这些不必要的抑制已经被削弱和消除。现在我们经常需要的是控制冲动，甚至是某些有利的抑制。现在我想到了一个例子：在一个小组中有一个妇女，她打自己的嘴巴，想打就打，即使是在与别人谈话时，后来不得不让人粗暴地制止她，小组里五六个身强力壮的人就曾制止过她。实质上，他们是在说“控制一下自己，不要说话了，我们有话要说；控制语速，其他人说完了你再说，不要插嘴，等等”。这件事是有利防卫及应对机制和控制的一个例子。
我经常这样想，T－小组或各种其他叫法，如敏感性训练、人际关系、领导小组等等，都是小组治疗的代名词。由于上述的一些原因，也包括其他原因，现在我认为我的想法有了一点改变。首先，在我看来，治疗一词不管怎么说太过有恩赐的意思而令人讨厌，并暗示某些事情在这些情况下不必是真实的，在精神病的意义上人们是有病的。但我的印象是在这些小组中大部分顾客或主顾并不是普通精神病意义上有病，而只是正常的、普通意义上有病，也就是说，他们是正常的、普通的老百姓。因此他们需要的并不是治疗精神病的那种个人治疗——这暗示着精神疾病——而是个人开发、精神促进、自我实现训练等等。实际上这些词比精神疗法更准确。
我想到的另一点是，如果你把它称为精神疗法，对大部分人来说也是非常令人反感的，即使他们也许需要精神疗法。例如，对体育型体质者、对强迫症者、对倔犟的人、对心事重重的人、对不喜欢精神促进和不相信精神促进的人，等等，所有这些假名和同义词更容易接受。因此我想我会保留某些词（不是暗示治疗疾病），尽管我认为应该有比训练更合适的词，这个词也有恩赐的意思。对这些小组的领导人而言，训练一词与治疗专家一词一样带有恩赐的意思，它暗示着我是上帝，是健康的人，是完美的人，是一路向上的人，而你是可怜虫，是有病的人，是无助的人，让我来帮助你。这种事情必须要避免发生，即使是这种事情最模糊的暗示（如训练小组）也必须避免。根据我的理解，现在强调存在主义的精神疗法对那些亲如兄弟的人是会有用的。这些人遭遇相同、境况相同，大家互相帮助，大哥帮助小弟是出于爱而不是恩赐。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必须放弃这些小组中任何有瑕疵的、健康的人以恩赐的方式对待病人的陈旧的医疗范式。
一个新目标是“学会信任”，放松保护和防卫（特别是反击和报复，特别要放弃将自己作为靶子型的偏执狂倾向——参见劳拉·赫克斯利（Laura Huxley）的《你不是靶子》（You Are Not the Target））。这与表现力学习或自发性学习是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它看做是现实性和客观性训练，因为它是当前事实的训练，与早期事实的训练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早期事实已经成为当前的不现实或错误的期望，这可与弗洛伊德强调来自过去的自由相提并论。因此，如果我说“学会信任”——当信任有实际的保证时，和“学会不信任”——当信任由现实保证时，我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说法。
另一个目标是学会容忍情绪。领导人（我不称他是训练者，这会使我想到训练熊和狗）的冷静，或许是他能够容忍反对意见的方式，或是在有人哭泣时保持冷静的方式，与美国人不信任、不舒服的情绪是相反的，特别是深层的情绪，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T－小组的人易于明白，其他人毕竟不像一般的看法那样，那么容易受到伤害，或者可能是保证区别对待的某些事情。T－小组的报告看起来似乎平常，有人受到批评（但是客观的），有人哭泣，或有人成为发泄的目标等等，小组中也总有人因为受到伤害而突然需要救助。长期来看，这些小组会从简单的经验中学到人们不会因为批评而垮掉，他们能够容忍比他们认为可以承受的更多的批评——如果批评是现实的且态度友好的。
或许再次分开，或许不分开，都是在学习辨别是客观和友好的个人言词还是个人抨击。在我观察过的几次小组会议上，这一点非常显而易见。
学会容忍缺少结构、含糊不清、无计划、没有未来、缺少预计、缺乏对未来的控制，所有这些都是极有疗效的和极有精神促进作用的。或者换句话说，它是个人开发非常可取的方面，特别是创造性的必要先决条件。
我认为强调T－小组的选择性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登上阿罗海德湖那座山的山顶，或在其他与世隔绝的文化中。在这些小组中，没有十足的讨厌鬼，没有真正的响尾蛇，也没有真正的恶意和怨恨。一般说来，这是一些正派的人，至少是想正派的人。如果一个人推断山顶上这些经过选择的T－组也适用于糟糕的条件，必定会造成误解。或许我该这么说，山顶上这些T－小组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是在良好的条件下工作的。也就是说，在糟糕的条件下他们还是否愿意与真正专制的人、与类偏执狂的人、与非常不成熟的人等一起工作，还果真是个问题。由于教员或领导人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情况更是如此。我的印象是这些小组中的每个人都是正派的人，毫无疑问，小组的平均水平也远在普通人的平均水平之上。但这又是一个选择性问题，在这个国家的全部人口中，没有足够优秀的人组成成千上万的小组取代这几十个小组，因此，认识到这是在特别良好条件下的有限度的试验就尤其必要了，因此，要注意教条、虔敬、习惯和惯例。
当我问山顶上的一个人“邪恶在哪里？精神机能障碍在哪里？得到现实保证的弗洛伊德式的悲观情绪和严酷无情的全部价值在哪里？”等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我在山顶上嗅到了强烈的罗杰斯式的乐观主义的气味，即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好人，所有人都会对良好条件有反应等。事实却根本不是如此，在良好条件下，许多人会做出成长的良好反应——但不是所有人。对领导人我也有同样的潜在疑问，从长期来看，显然一个人不可能依靠自我选择来满足对领导人和治疗专家的需要。在个人治疗的文献中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对有可能成为领导人的治疗？当然，我非常强烈地推荐它。
对敌意的全部讨论应该由参加敏感性训练的人毫无拘束地交谈，才能更丰富、更坦率和更详细。例如，即使在我在那儿的几天里，可以肯定地说也看到了人们在公开地练习发表反对意见。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才是精神分析学家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不是弗洛伊德在1890~1900年提出的性欲压抑。性欲不再以同样的方式被压抑了，也没那么广泛了。现在，对抗和赞同像以前的性欲那样受到了压抑。通常，社会更害怕冲突、不和、对抗、对立和敌对，更多是强调与他人和睦相处，即使你不喜欢他们。在这些小组中不仅公开地表示敌意（在一个小组中，我看到全组人尝试帮助一个性情非常温和的人，使他激动到能够批评和反击），而且训练接受敌意、做被攻击的靶子而不会崩溃。我在几个小组里都看到了我们正常美国人的“礼貌”的超越，被视为温情朋友而被接纳的人，公开地对一个非常友好的人说些不讨人喜欢的、批评的话，被批评的人能够接受它而不觉得受到攻击，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关爱行为，当做一种帮助的意愿。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任何批评都是对个人的攻击。但在阿罗海德湖的小组里，有一堂课试图教给人们，在爱之外，在友谊之外，在帮助的冲动之外，可能也包括批评的言词，这些批评与强烈的敌意或攻击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