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美国我们很少干这种事情，我们只是在生气时才会批评别人。我们对爱的定义通常并不包括批评、反馈或反省的责任，但我认为最好改变这种想法。奇怪的是，如果对这种使人不愉快的事实的反馈发生的话，它会产生两种方向的爱——受到正当批评的人也许暂时受到伤害，但最终他得到了帮助，必然会表示感激的。不管怎么说，对于我它是极受尊重的标志，例如，如果有人认为我足够坚强，足够有能力，足够客观，他可能会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犯了一个愚蠢可笑的错误。只有那些把我看做是需要小心相处的、敏感的、意志薄弱的、脆弱的人的人，才不敢与我意见相左。我记得当我最终明白我的许多研究生从不与我意见相左时，我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老天作证，他们把我看成了什么人？我是如此脆弱以致经不起一场辩论的人吗？然后我去找他们，这样告诉他们，它在两个方向上都有帮助。当然，我对他们感觉更好了。
我认为，上述分析是一个小练习，用来解释来自“亲密训练”组织中心的所有这些小组过程，和了解建立整体理论的某些后果以及来自这个观点的全套观察资料。它真的有用。我认为，当我们采用其他的诚实中心点、经验开放的中心点或变得更自然和更善于表达的中心点以及其他什么中心点时，这个练习提出的问题是不会出现的。每个中心点都有各自的优势，可以把其他中心点做不到的某些事情解决。现在整个练习会找出每个可以想到的中心点，然后按这个观点收集全部数据。
无论如何，为了继续探讨有关T－小组与开明管理，我回忆起1938年和1939年我在布鲁克林大学小组治疗的经验（未发表）。一般的看法是（我想我会尽力回忆这群人，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来自社会的、哲学的、开明的、世界改进的观点是，所有这种自我公开和亲近程度的增加，会塑造更好的个体、更好的群体、更好的人际配对关系。我有许多这种例子，其中有些是从我的个体治疗中获得的，为了说服其他人相信这会是一种良好的自由，例如，可以增添到联合国的基本自由中去，开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是很容易的——对我们的兄弟（所有男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尽可能多地表露自己，尽可能和蔼地向他们诚实地反馈我们对他们的印象的自由、义务和责任。当然，一般说来，这是一个试图将整个人类集拢起来的方法，一种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建立更健康的群体、建立更大的群体和组织、建立更美好的世界的方法。
当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我全然无法回答的问题，我料想现在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例如，这些T－小组实际上是温室事件。代表们全部是自我选择并支付了大笔钱的学生，他们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在非常优秀的人的支持下工作。我的大体印象是，教员和领导人都是层次非常高的，他们好像都很能干，而且好像都是些乐于助人、讨人喜欢的杰出人才。这是非常成功的小型领导人计划。我记得在布鲁克林大学，一小群热心人如何开设了社会科学的一门新课程，将普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天晓得还有什么，拼合起来。我们给学生提供了一门不曾有过的最奇妙的课程，每个人对它都赞不绝口，每个人对它都心满意足，他们要做的就是让它成为所有新生的必选课。但很快出现了胜任教师短缺的情况，这门课程最后变成了胡说八道，原因很简单，由四五个经过挑选的、适合讲授这门课程的发起教师组成的第一小组，发展成了十组五六十个教师，可世界上并没有这么多适合讲授这门课程的人才。当然，布鲁克林大学更没有那么多这样的人才。因此，各种不胜任的、不合适的人成为教师，并毁掉了这门课程。
我们需要受过训练的和有某种性格结构的人担任这些小组的领导人，他们必须有点像慈母，有点像严父，有点提供帮助的渴望，他们以助人为乐，等等。世界上并非人人都是圣贤，对那些强迫症者我们该怎么办？对那些精神分裂症者我们该怎么办？对那些急于加入这些小组而目的是要毁掉它的精神变态者，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和这些学生是一群高层次的人，是从全国人口中挑选出来的精英，而对那些徒具形骸占绝大多数的人口我们该怎么办？他们不接受这种看法，也不认为它重要。我想，这是在浪费时间，是徒劳无益的。也许应该试验一下——如果我们从联合国和未来的美好世界的观点，而不是根据挑选出来的、只占人口百分之一还不到的少数幸运者的观点，来思考采用开明方式的这些小组。
通过个体精神分析一个接一个地改变人，进而改变世界的方式，完全是没有指望的——原因很简单，精神分析学家太少了，而且永远是如此——而现在组建的这些极少数的T－小组和在全国推广的方式，和在全社会开展普遍的社会运动比起来更无效，简直好比沧海一粟，更不要说全世界了。但是即便如此，技术发展是不变的事实，这些原理可以运用于许许多多现在它们还没有得到应用的情形——例如，在学校的小孩子当中。我不知道有什么地方的小孩子会离得那么遥远以致它们不能运用的情形，不能让我们用非常有帮助的方式对五六岁、七八岁小孩子们说话。
当然，从长计议是必要的，但我必须说，我读过的所有论述管理和组织理论的书籍都不够全面。它们缺乏远见和高度，缺乏独特见解。它们是根据一家具体的工厂、一个具体的地点、或一群20人的小组来写的。这些作者和研究人员必须学会从2亿人的角度、从20代人的角度，而不是从正在经营的小杂货店的管理的角度思考。他们必须视野广泛，处事更达观，能够从长期的角度观察问题，必须能够把人当做物种、当做人种、当做一大群彼此间的行为实际上只有并不重要的微小差别的手足同胞——也许我要强调这一点。
我想起了我在小组治疗实验中一个实验（每年一个小组，连续两年）。该实验要求每个人除参加一个大约25人的小组外，还要充当说话者、倾诉衷肠者、小组中另一个人的病人，对方则充当治疗师、倾听者和其他什么人。每个人在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中要扮演两个角色——对于一个人是病人，对另一个人则是治疗师。我训练了这两个小组的全部50人，为了教会他们倾听和让他们保持缄默等等，我除采用基于罗杰斯式的良好倾听的快速方法外，还向他们所有人讲授了心理分析的基本原则，即自由地谈论他们心里想说的任何事情，不要批评它，不要组织它，不要做其他任何事情。印第安黑脚族就是采用这种方式交流的，他们自然地组成一对，他们将这称为“特别钟爱的朋友”，每对的两个人非常亲密，并随时准备为对方献出他们的生命。
我想我现在一直在说的是，所有各种促进人际关系发展的治疗，依靠的都是亲密、诚实、自我公开、对一个人自我意识的敏感性——和因此而产生的反馈对别人的印象的责任的意识的敏感性，等等——从用词的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都是极有突破性的策略，即改变整个社会的方向，使其向更完美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如果类似的某种事情得到广泛实施，它也许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突破。我想整个文化在10年之内会因之改变，其中的一切也会改变。
我一直在尝试尽量简化这些治疗小组的技术和目标，否则，个人开发小组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叫法。首先，我认为最明显的是，通过来自其他人的反馈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刺激价值观念，参加无结构小组后我们最深层的性格有可能显露出来，因为可以看到我们最深层的内心世界，而不是我们外在的社会角色和刻板印象。首先，现在的关键是承认我能够身处于一个完全将自己暴露的环境中：我如何看待别人？我如何影响他们？他们看到了我的什么？他们同意吗？我如何用不同的方法去影响不同类型的人？
第二个需强调的是被称为此时此刻体验的东西，罗杰斯把它叫做体验公开，我把它叫做清白感知。这里既强调体验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心灵，也强调学会体验其他人，像体验自己那样去体验别人，即能够真正地倾听，真正地观察另一个人，用第三支耳朵真正听懂他演奏的音乐和他说话的声调措词——他想说什么和他实际上在说什么。那么，这就是一种感知训练（94）。
除开上述两点，第三个要强调是诚实表达的能力，即是自然的，不仅能感知而且能够没有抑制、没有自负的抑制、没有阻碍和困难，诚实地说出和表达感受到的或感知到的。当然，这是行为层面的陈述，它等于在说，讲诚实的话，做诚实的事。当我对卢宾（Lubin）说起这番话时，他表示同意，还加了一句，那是与小组过程本身有关的建议。但我打算略过去，只当它对个人开发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没那么直接。也许以后我会回到这个群体本质的话题上来，但现在我对它没有兴趣。
（现在我想到了另一个模糊的想法，但我没有一点把握。不，我想大体思路还是有把握的，只是对具体细节没有把握。）大体上我们需要的东西之一是允许在我们的交流中少些结构化的东西。我们的世界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优秀的思想和优秀的作品几乎完全是逻辑的、结构化的、分析的、书面的、现实的，等等。但是，显然我们需要更有诗情画意、更有想象力、更多隐喻、更多荣格所说的原始性。在我的著作《存在心理学探索》（86）的附录中，我为此呼吁，指出我们是多么理性和书面化，多么缺乏比喻，我还指出即使在科学领域我们也因此受到多大损失。我想我开了一个好头儿。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的一个印象是这些T－小组允许一种无结构的交流，这是他们允许的所有其他新事物中的一项。一个人可以尽力表达他的感情，这每个人都明白，但不管怎么说做起来仍是一件困难的事。此外，也许最好的做法是不要使用有指示意义的词，而是使用有隐含意义的词，采用断断续续的或迟疑不决的交流。这种交流结合了次要过程和主要过程，我在我的论文“认识的两种形式”（Two Kinds of Cognition）（67）中描述过这种交流方式。也许我应该修改那篇论文，把这个新内容增加进去。我想我在那篇论文中遗漏了对治疗情形的认识。在治疗情形中，一个人试图表达对另一个人的感情和情绪，而在世间万物中感情和情绪是最难以理性的、有条理的语言来表达的，因此，这种小组治疗实验、这种亲密、这种自然的情绪表达，需要新形式的无结构交流，而且允许采用新形式的无结构交流。或许仅仅是观察这种无结构交流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研究课题。例如，我发现有许多人在讲话时断断续续、迟疑不决且字斟句酌，然后摒弃，然后又想起来并重新来过，先说了一句，然后说“不，这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让我再想想”，等等。我想我应该向这些小伙子们建议这个课题，因为我怀疑我是否有时间和机会来做这个课题。我想我应该把它作为另一个目标列入T－小组的目标清单中。是的，我想我会这么做的。严格说来，接受缺乏结构的交流、甚至是无结构的交流，重视它，珍视它，并教会人们能够这样去交流，是T－小组训练的目标之一，但目前还是无意识的。我该多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存在心理学探索》一书中的那篇附录值得作为一篇独立的论文发表，结果对许多人会很有价值。也许我应该对它进行修改，或者请人来修改，进一步完善那篇附录要表达的思想。也许我应该把它作为了解心灵现实的另一面，我在这篇日记开头很久前就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我想我该对它多说几句。
在T－小组发生的几乎每件事都可以概括为中心点与精神现实的基本冲突，所有精神现实都被我们的文化忽视了、贬低了、压制了、压抑了。这是一种强调物和物体，强调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的文化，一种几乎将实际知识和实际科学与用他们的十指和双手干活的人——像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等同起来的文化，一种几乎完全将内心生活的精妙排除在外的文化。我现在谈论的是这个知识体系或知识领域的各个方面，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除知道如何压抑精神外并没有得到其他指导。实用主义的我们强调现实世界的结果，完美的我们强调抑制和压抑、原罪以及人的心灵充满罪恶的教义，这些都是为鼓励人们压抑和抑制全部精神生活，为随时保持对精神生活的严密控制而设计的。
很多情绪、大量学习和所有各种结果都是由任何类型的个体或小组治疗体验引起的，这并不奇怪。它在一定程度上像是把人带入了另一个我们以前不曾知道的世界，或者像是学习一门新的科学或观看一套新的完整的客观事实、自然界的另一面，或者开始意识到了内心的冲动、主要过程、比喻思考、行为的自然性，意识到了梦、幻想和愿望大体上是由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所支配，而不是由桌椅板凳等物和物体所支配的事实。这也许是因为大多数人、特别是这些T－小组和类似群体恰恰是最不相信精神的人，那些工程师、经理、商人、校长、世界上的普通人，还有那些认为自己坚强、精明、有见识、现实的人等等，通常对精神世界一无所知。由于这些参加小组训练的学生中大多数人是“物质”人，这也许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惊奇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它就像一个滴酒不沾的人第一次喝酒，一下子就醉倒了。
我也许还要谈谈这些小组的另一个后果或目标，这与弗格森的看法相同。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后果的概念化，他说的千真万确——许多人有了新的概念化。首先，关于人类生活的简单事实——例如，个体认识敏锐性的差异，不同的人之间实际上是不同的。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许多概念失效了，并以这种既包括现实世界的物和物体，也包括敏感性、恐惧、愿望和希望的精神世界的方式被重构了。新型理论和态度于是建立起来。我想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些态度——我称为“基本性格态度”，这是对包括自我、重要人物、社会群体、自然和物质世界，以及某些人、超自然力量的态度——和你在任何人的性格结构中看到的一样深奥。这些态度的任何变化实际上都意味着性格的变化、一个人深层部分的变化。我怀疑这些学生小组中部分人的某些基本性格态度的变化采用了相当彻底的方式。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和非常重要的后果，因此，我该说它最好作为教员的一个自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