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权力而追逐权力的人恰恰是不该得到权力的人。这种人往往会滥用权力，为了压服人，制服人，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私利而使用权力。
——亚伯拉罕·马斯洛
我对管理文献中论述领导的材料是不满意的。我再次想到了存在某种对民主教条的虔敬，而不是把环境的客观要求当做领导的中心或组织观点的倾向，如在麦格雷戈的著作中。我认为我探讨该问题的方法是来自完美（范式的）情形或开明情形的观点。在该情形中，情形的客观要求、任务的客观要求、问题的客观要求、集体的客观要求绝对起支配作用；而且在该情形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决定因素。这将给出谁是这种特定情形下的最佳领导人这一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范式情形中，我必须假定对集体中的每个人（一个人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的技能、才干和能力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我还要假定对问题情形所有相关细节的认识是完全率真的B－认识（89）；我还要假定所有人都具有健康的特性（只有这样才不会太敏感，不会让人感觉受到侮辱或伤害，不会让人人都缺乏自信或自我，以为被花言巧语和虚情假意所操纵）；我还要假定这是个完美的情形，每个人的任务、问题和目的完全被融合了，这就是说，任务或责任不再是与自我相分离的东西，不再是外部强加于他的东西，而是他如此强烈地认同这项任务以致离开了那项任务你无法确定他真实的自我。
现在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人热爱他的工作，全神贯注于他的工作，喜欢他的工作，到了他认为自己与工作几乎无法分离的程度。如果我是一个心理学家，热爱心理学，而且我天生是一个心理学家，能够从中得到完全的满足，等等，那么试图想象我不是一个心理学家，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我就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了。如果这是在肢解我，我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了。噢，这种对任务或责任的完全认同是B－心理学（86）的一个方面。人们对此可能还不太了解，因此我最好想出一个容易的方式来解释它。这有些困难，因为它跳过了工作和娱乐之间的对分，跳过了个人和其劳动之间的对分，跳过了自我和非心理现实之间的对分，等等。任务的概念、职业的概念和责任的概念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而且是确切和必要的部分，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我认为在这些概念被分割和将它们对分的文化中，这是难以理解的。
嗅，就算所有这些理想的条件都具备，那么，将会出现的B－领导与我在印第安黑脚族中看到的功能性领导是一样的，或许与我在一群年轻人组成的篮球队中看到的良好的团队精神、没有人私自不听从指挥也是一样的。印第安黑脚族往往没有掌握最高权力的总领导人，例如，像我们的美国总统，而是让不同的领导人掌管不同的功能。例如，作战小组的领导人是每个人都认为是领导作战小组最优秀的那个人，在饲养牲畜方面最受尊重的人或领导人是最适合做这项工作的那个人，因此一个人有可能在一个小组中被选为领导人，而在另一个小组中却被排在最后。当然，这都是非常明智、符合逻辑且理性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确有不同的能力，特别是在成百上千人的集体中，比如说，我们不能指望最适合安排拜日舞的人，与最适合充当和加拿大政府谈判的政治代表的人，正好是同一个人。黑脚族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才干是非常现实的，总是选择干得最好的人去干具体的工作，从不感情用事，也不考虑他在其他工作上千得好不好。这可以称为功能性领导，或者采用我喜欢的叫法，称为B－领导。它与客观情形的客观要求相符合，与总体现实、自然现实和心理现实的客观要求相符合。
黑脚族中这种B－领导的另一个方面是，领导人完全没有专门给予他的任何权力，也就是说，他并不能真正地影响任何人或命令任何人。通常，由于选定的领导人非常客观地认为他是那项工作的最佳人选，集体也认为他是那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因此在集体和选定的领导人之间有一种相互的给予和付出。假定他们都有同样的目的，那么领导人就是一个枢纽前卫，他发出信号，协调集体达到共同目标，而不是由他发布命令，行使权力，想方设法去影响和控制别人。事实上，他完全是应这个集体的要求，出来充当集体的得力助手或集体的仆人，将集体组织起来，形成合力，就像一支足球队那样，并在正确的时间发出正确的信号，不然就会出现混乱。附带说说，在领导人无必要时，印第安黑脚族也不去烦扰领导人，在某些情形下只有无固定界线的、无组织的集体，全然是无结构的，但也运行顺畅。
在这种情形下，集体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与我在这些论述管理的书籍中读到的那种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例如，在黑脚族的集体中和在我见过的其他B－集体中，集体往往对领导人充满感激而不是充满怨恨，好像大家明白让他承担了责任，是因为碰巧他最适合做那项工作。同时他也明白，在完美的情形下他最适合做那项具体工作，无论喜欢不喜欢，无论愿意不愿意，他都要做那些工作，完全出于一种责任感。
这与我们美国的政治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领导人往往自己选自己。有些家伙有当州长或其他什么长官的野心，那么他会参加竞选并说：“我要当州长。”然后他参加竞选运动，与所有其他想当州长的人竞争，我们把这称为竞选和进行一场艰苦斗争等等。从B－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合适的，甚至是危险的。可不管怎样，它仍是为合法的工作挑选合适的功能性领导人的一种非常差劲的方法。
说它危险是因为它往往将候选人的资格正好交给了那些追逐私利者，交给了那些神经质般地需要权力去统治其他人（D－权力）的人，而不是让最适合这项工作的人、让做事谦虚和不喜欢出风头的人担任公职。或者如我在谈论领导的一篇文章（24）中说过的，追逐权力的人恰恰是不该得到权力的人，因为他对权力的需要是神经质般的和强迫般的。这种人往往会滥用权力，为了压服人、制伏人和危害人而使用权力。也就是说，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私利，而有意无意地使用权力。这种人当上领导人之后，任务、工作、情形的客观要求往往被忘记了或在混乱中遗漏了。他基本上是为自己筹措一切，是为了神经官能症的自我治愈，是为了自我满足。
那么，如果我们寻找最适合做领导人的人，也就是实际上最适合解决问题或使任务完成的人，即最能理解情形的客观要求的人，因此也是这种情形下最无私的人——就要寻找绝对不能盛气凌人地对待人和随便差遣人的人，因为根据定义他得是心理健康者。领导工作本身完全不能给他带来乐趣和满足，因此，通常必须由别人推举他出来，他清楚地知道他承担了责任，他要做有利于集体的事情而不是反过来。我们的情形是大多数政客自己选自己且追逐权力，而不是谦逊地等待邀请和理解。好胜而爱出风头的人恰恰是不该掌握权力的人，最可靠的掌权人是不喜欢权力的人，因为他最没有可能为自私的、神经质的或施虐欲的目的而使用权力，最没有可能为炫耀的目的而使用权力——所有这些都是D－领导人的动机，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遮掩，意味着忽视或忽略集体的、情形的或工作的客观实际要求。我记得在谈论领导的那篇文章中我曾经指出，这些是判断你能当还是不能当领导人的最适当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对领导没有任何渴望，这是对他有利的关键点。如果一个人为领导、为当头儿而奋斗，那么这是对他不利的关键点，我们会怀疑他是否符合要求。
还有一种说法，这是区分B－领导与D－领导，区分追逐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权力和寻求做好工作的权力的最适当标准。后者使我想到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B－权力。
B－权力
B－权力就是做该做的事情的权力，就是干该干的工作的权力，就是解决客观问题的权力，就是把该办的工作办成的权力，或者用更时髦的话说，B－权力是培养、保护和增强所有B－价值观念（诚实、善良、美、公正、完美、秩序等等）的权力。B－权力是建立美好世界的权力，是使世界更接近完美的权力，用最容易理解的话讲，它像将弯曲的东西弄直或将未完成的事情完成的格式塔动机，例如，将墙上一幅弄皱的画搞平。实际上遇到这种情形所有人都会有点恼怒，“要求”弄皱这幅画的参观者站出来并把它搞平。在这里，搞平是一种满足，被弄皱的画是激励的触发器。这是一个将事物恢复正常的问题，是一个把肮脏的房间打扫干净的问题，是一个使凌乱变得整齐的问题，是一个正确地做事的问题，是一个完成未完成的工作的问题，是一个产生闭合、产生良好格式塔的问题。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倾向，尽管我们其中一些人对某种B－价值观念比另一种更厌烦、更有动机。例如，如果在钢琴上弹错了一个音符，对艺术敏感的人或对音乐敏感的人可能就会局促不安。有一则关于勃拉姆斯（Brahms）的轶事能说明这个问题。有人随意地拨弄钢琴，并不经意地弹奏起来，但演奏到一半就离开了。勃拉姆斯不得不起身将曲子弹奏完毕，并说：“我们不能让乐曲永远没有结束。”
这与一个人要等听到楼上的人鞋子落地的声音才能入睡的故事有点像；优秀的家庭主妇有整理东西、清洁东西、不在饭后留下肮脏厨房的冲动；这些都是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所说的要求特质的小例子。在要求特质的情形中，环境、现实、自然或者情形要求将某些事情干完，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从这些不重要的例子进入为大部分人生提供巨大动机的重要例子，例如，不公正、不公平、虚假的拨正。我们都有某些与B－价值观念有关系的敏感点，这些敏感点使我们感到愤怒并迫使我们采取纠正措施。例如，（《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上有一则说明这个问题的小趣闻，一个男人对机场餐馆提供的令人作呕的牛排和高得离谱的价格表现得非常倔强——他将牛排送回厨房，他们给他端上来一份更难吃的牛排；他又送回厨房，他们又给他端上来一份还要难吃的牛排，他又把它送回厨房。这里的关键是他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表现出的倔强。我想可以这样说，这就是我称为义愤的概念——一种非常可取的愤怒。有时这是一种激励我们追查某些骗子的推动力，即使受骗的不是我们自己。特别是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感到谎言必须要揭穿、真理必须要宣扬的动力。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人们为真理而甘冒生命危险的情形，他们宁愿赴刑场也不肯撒谎。
对非常善良的人、非常健康的人、非常正派的人，即得到完全发展的人而言，世界的情形完全是引起愤怒和需要整顿的情形。要扭转这种情形，要使万物更完善、更真、更美、更正确、更公正、更合适等等，就需要权力。B－权力就是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事物，一种所有正派的人都应该去追求而不是回避的事物。如果我们都这样想的话，那么，B－权力就是世界上最使人愉快的事物，而不是我们在美国一直认为的那样是最令人不快的事物。这种混乱是不能区分邪恶的权力、不健康的权力、神经质的权力、D－权力、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权力，与干一件好工作的权力、正确干的权力、干好的权力而带来的混乱，就好像我们假定唯一的权力就是这种施虐狂的或自私的权力，但在心理上它完全是与事实相反的。
那么，如果我们理解B－权力，B－领导人就是寻求B－权力的人，就是依据B－价值观念的目的而正确行使B－权力的人。这是与我在那些管理书籍中看到的概念完全不同的领导概念和权力概念，它与责任几乎是同义词。
在工作情形中，如果我们理解上述客观的分析，B－领导人可定义为能将工作干得最出色的人，至少是能组织安排各类事情，将工作干得最出色的人。我不能理解任何其他的领导定义，如领导人是能够影响人们的人，是能够控制人们的人，是能够任意摆布人们的人，等等。首先，这些定义太一般化了，不够多元化，即我也许非常愿意服从比如说狩猎探险方面干得比我好的一个优秀的功能性领导人的命令，但我难以想象接受他在出版方面给我的命令。如果哪个人有任意摆布我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我一定是个病得非常严重的人，他也一定是个病得非常严重的人——如果他要任意摆布我的话。
B－领导人不需要任意摆布任何人，既然讲开了，我再谈谈B－追随者吧。实际上可以用定义B－领导人的方式来定义B－追随者。B－领导人是在令人困惑的情形下融合了目标、命令或目的的人，他如此认同他们，以致要他们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去做。这可能意味着其他家伙是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而不是领导人自己，因此B－追随者很可能是与B－领导人一样最渴望B－领导人来当领导人的人。
不同情形的要求不尽相同，对领导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完全民主的情形下，我们也许会选择一个领导人，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甚至是生杀大权，就因为特定情形要求特定的领导，例如，在一条救生艇上，在一支军队里，或在一个外科手术小组里。那么，在这种情形可能会有直截了当的命令，没有道歉，没有婉转，也没有矜持。当然，在这种情形B－领导人必须要有发布命令的能力，不会因发布的命令而感到内疚，不会觉得他是在利用别人，也不会有任何的惊慌失措。此外，如果他的工作是宣布无期徒刑或死刑，他也必须能够这样做而不会崩溃。这就是客观的情形对客观的领导人的客观要求。当然，这在其他情形下也许是极其不合适的。我想现在我要说的是，在许多情形下，上司应该是非常强硬和专制的上司，虽然我认为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情形下，客观上更加需要参与管理和参与式经理，而不是厉声地下命令并要求无条件立即执行的强硬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