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爱就党罗·福临六岁即位。在清人关以前，继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贵族诸王议立。当时，大清皇朝中比较有权势的亲王、郡王共有七位，他们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
代善是皇太极的兄长，握有正红、镶红两旗，可他当时已经60多岁，已没有了年轻人的雄心，而且正红、镶红两旗的力量在八旗中也是最弱的。
济尔哈朗功勋卓著，屡建奇功，当时掌握着镶蓝旗。皇太极抱病在身，军国大事便经常委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这两个亲王共同处理。可济尔哈朗只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基本上没有继承皇位的可能。
清世祖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公元1643年－公元1661年）。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时年34岁。豪格自幼年时就追随父亲皇太极征战于沙场，颇有战功，当时已被晋封为亲王，与伯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直接拥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的势力，其中正蓝旗由豪格统领。这三旗代表皇权势力，而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因此三旗大臣都主张立豪格为君。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极的异母弟弟，比豪格小三岁。在皇太极当政时期，年轻的多尔衮作战勇敢机智，很快以其卓越的战功、出众的才干和对兄长皇太极的忠心，超越几位兄长，被封为睿亲王，参决军国大事，在军中享有赫赫声威，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据说多尔衮相貌最像其父努尔哈赤，深得父亲喜爱，努尔哈赤曾有意将其作为自己的汗位继承人。可努尔哈赤去世时，不满15岁的多尔衮无力争夺汗位，这才让皇太极继承了汗位。当时，多尔衮身边人才济济，武英郡王阿济格是多尔衮的同母兄，豫亲王多铎是多尔衮的同母弟，多尔衮三兄弟握有正白、镶白两旗，两白旗都主张立多尔衮为君。
就这样，清廷内部形成了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两派的严重对立、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则是没有争位之心的中间势力。争夺双方都握有重兵，一时间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但是双方又各有顾忌，一旦刀兵相见，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双方都加紧了私下的活动。
两黄旗的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巩阿代、鳌拜、谭泰、塔瞻等人齐往豪格家，策划立豪格为君，索尼等六人更“共相盟誓，愿死生一处”。豪格又派人去探听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意向，济尔哈朗当即表示愿立豪格为君，但要与多尔衮商议。
此时，多尔衮也在探询两黄旗各大臣的口风。索尼等人非常干脆地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中之一，其他非我所知也！”看到两黄旗的人很团结，也很坚决，多尔衮感到压力很大。他想，济尔哈朗与自己地位相当，平时就有竞争，想争取到济尔哈朗的支持有困难。弄不好，济尔哈朗还会倒向豪格一边。代善老谋深算，绝对不会做出得罪某一方的行为。
考虑到此，多尔衮决定另谋出路，以变通的方式掌控大权。
皇太极死后的第四天，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在崇政殿议立新君。当天黎明，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派精锐部队包围宫殿，宫内气氛紧张。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豪格为君，阿济格、多铎则针锋相对，异口同声地说：“请睿亲王登临帝位。”多尔衮长于审时度势，没有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多铎见兄长迟迟没有发话，干脆站起来说：“哥哥推辞，如果众位没有意见，就该立我，我的名字当年也在太祖（努尔哈赤）的遗诏中。”多铎的争立增加了斗争的戏剧性，使局面更加混乱。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表态，又说：“要不立我的话，论年长，当立礼亲王代善。”多铎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不能让豪格继承汗位。
这时，代善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我已年老体衰，力难胜任，睿亲王若应允，实是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代善提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意见。
这时，济尔哈朗仍然默不作声，多尔衮也不作声。
政治斗争，既需要勇气和智慧，还需要耐心，要沉得住气。多尔衮沉住了气，济尔哈朗也沉得住气。他们两人似乎下定了决心，不到关键时刻，决不吐露自己的心声。
豪格沉不住气了，他“呼”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我福小德薄，不敢当此重任。”说完竟拂袖而去。
这时，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況“我等食于先帝，衣于先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如果不立帝子，我等愿从帝于地下。”言下之意，不立豪格就要与两白旗拼命。
代善见形势不对，劝说双方：“我虽然是先帝之兄，但早不预政，又已经年迈，与此议不合。”说完代善也走了。
多尔衮看到与豪格相比自己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蓝旗坚决支持豪格，镶蓝旗主旗济尔哈朗、正红旗主旗贝勒代善也倾向于立豪格，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自己勉强称帝，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说：“诸位王爷说得都有道理，但豪格情愿退出，没有继承大统的心愿，因此我建议立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我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福临为皇太极的庄妃所生，当时只有6岁。皇太极共有11个儿子，其中4子早夭，皇太极去世时，只剩下7个儿子。在这7个儿子中，有地位的后妃所生的一共两个，他们是6岁的福临和2岁的博穆博果尔。
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出乎在场人的预料。既然立的是先帝之子，两黄旗大臣也无话可说，济尔哈朗的利益得到了尊重，他也就表示了同意。多尔衮让手下人请回代善和豪格，代善一到，就明白了一切，于是表示支持。豪格回来的时候，吃惊地发现，一切都不同了，支持他的两黄旗的将领们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气势，对于豪格，他们似乎只剩下满腔的歉意。看着这些，豪格也没了脾气，只好委曲求全，同意了多尔衮的意见。
于是清朝的诸王大臣盟誓效忠新皇上，就这样，6岁的福临被推上了皇位。
在这场皇位争夺中，多尔衮成为了实际上的赢家，他既排除了强大的政敌豪格，又使自己在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拥立小皇帝的风波平息之后，多尔衮很快成为掌握朝政实权的摄政王。
顺治元年（1644）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俸禄、冠服、宫室之制都要超过一般的亲王。第二年，多尔衮又被封为皇叔父摄政王。到顺治五年（1649）十一月，又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人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到此时，多尔衮的权势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当然，这场皇位之争的和平解决，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人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很重要的。同时，爱新觉罗，福临也就成为了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代皇帝。
顺治帝在位十八年，在孝庄皇太后的辅佐下，削平群雄、打击朋党、沿用汉制、历行节俭，使当时百废待兴的国家得以休养、生息，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但是，正当他风华正茂年轻有为之时，在他的宠妃董鄂氏死后不到半年，他也从清宫中消失了。顺治帝突然下落不明，给后人留下巨大的谜团。有的说他！出家当了和尚，有的说他病死宫中，说法各异，疑云重重。
一是出家为僧说。
据《清朝野史大观》和《清史演义》等说，董鄂妃死后，顺治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万念俱灰，看破红尘，最终抛弃帝位，遁人山西五台山，削发为僧。人们不禁要问：顺治帝真的是为了美人（况且美人已死），连江山社稷都不要了吗？
有人认为，顺治确实是因董鄂妃之死而出家的，并剖析了他与董鄂妃相爱的心路历程。据说，董鄂氏聪颖俏丽，知书识礼，十五岁时应选秀女，不久被顺治之弟襄亲王钠为福晋。后来，她以亲王命妇人侍后妃，屡人宫禁，与顺治帝频频接触。当时，顺治的皇后和妃子都是皇太后的侄女，他与她俩根本没有感情，形同陌路。董鄂妃的贤良温驯，柔媚可人，使顺治一见钟情，董鄂妃对他也萌生爱意，于是，顺治帝凭皇权在握，逼死胞弟襄亲王，占夺弟媳，并将其接人宫中，不久即被封为皇贵妃，备受宠幸。从此，顺治帝原来的后妃皆受冷落，引起她们的不满和皇太后的怨愤。顺治十四年，董鄂妃生皇四子，次日顺治帝即宣称此乃“朕第一子”，明白显示此子为皇储，董鄂妃将成为未来的皇太后。孝庄皇太后感到此举将对她亲手操纵的满蒙联姻的政治格局构成威胁，对她一手包办的皇位传承是个讽刺，于公于私都无法容忍。于是，便想方设法除掉董鄂妃。当年冬天，正当董鄂妃产后不久，皇太后忽然要去南宛养病。下谕旨让后妃及文武百官近前视疾问安。董鄂氏岂敢违旨？只得冒着风雪赶到京郊南宛，“朝夕奉侍废寝食”。董鄂妃经不起如此折磨，面容憔悴，身体衰弱，内心凄苦。更不料，她的爱子只活了四个月就早夭了。这个打击犹如雪上加霜，更使她一蹶不振，从此忧伤郁闷，不到三年便撒手人寰，抱恨西去。顺治帝无比悲痛，辍朝五日，大办丧事，追封董鄂氏为孝庄皇后。半年后，顺治帝就出家当了和尚。以此说看来，顺治真是个“情痴”了，他在女方死后都不能自拔，这在历代皇帝中极为。
有人则认为，他出家不假，其真正的原因是他厌倦了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斗争，想逃避现实，宠妃之死只是个导火线。据考证，顺治自小登基之后，名为皇帝，实不掌权。先有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多尔衮摄政，后有刚毅多谋、独断专行的母后临朝称制，使他形成了喜怒无常、骄顽暴烈的脾性。精神和心理都受到了严重的扭曲。他的一部婚姻史又涂上了浓浓的血腥政治色彩：母后出于统治集团的需要，强加给他一个不如意的皇后和妃子，而带给他极大喜悦的与董鄂妃的爱情却昙花一现，董鄂妃成了残酷的宫廷斗争的牺牲品，这一切带给他的是无尽的哀怨和愤懑！他身为一国之君，却受制于人，连自己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人生如梦，世间如棋，他不想混迹于这种勾心斗角的生活中了。
可是，皇帝出家当和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行不通的。于是，顺治精心设计了一个“病死”的假象，以掩人耳目。据《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元旦，朝臣应援旧例庆贺朝见，朝廷却突然下令朝臣免见。然而，顺治却在养心殿破例召见了王文靖，进行长谈，此后一连三天都单独与他密谈。此时顷治才二十四岁，身体康健，为何紧急磋商？初六日夜，他又被顺治召见，对他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他三拟诏书，顺治三次过目，钦点，直至第二日中午才算定稿，晚上顺治就去世了。此集作者是顺治最宠信的汉族大臣，他说三次面君内容关系重大，“不敢在书中披露”，据说，初五早晨，大臣们突然发现宫廷异样，撤掉庆贺春节的对联、门神’初七晚朝廷下大赦令，刑狱囚犯几近一空，同时传令民间不要炒豆，不要点灯，不要泼水——这正是当时民间祈福天花患者的风俗。即是说，顺治是出天花而死。可是，继位的人康熙也出过天花。这能不令人感到疑惑么？
后来人们普遍认为，顺治帝的情缘断绝之日，正是其佛缘缔造之时，并有文证、事证、物证在。
“文证”是说，顺治的儿子康熙，曾四次上五台山，目的就是探视他出家的父亲。前三次上山，必屏退诗人，独造高峰叩谒，第四次顺治已故，他则吟诗哀悼，诗意悲凄。
“事证”是说，顺治帝曾对宫中禅师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还表示：“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他从宫中消失的前几日，还叫最宠信的内监吴良辅，到悯忠寺削发做了和尚。
“物证”是说，康熙年间两宫西狩，途经晋北，在五台山上竟找到了内廷器物，作为供御之用。这些器物当是顺治随身所带。
二是病死宫中说。
许多研究者认为，顺治帝并未出家，而是病死宫中。董鄂妃的去世给了顺治帝以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他沉溺于极端痛苦哀悼之中，用蓝笔批阅奏本达四个月之久。（按清代定制，皇帝与太后之丧，蓝笔批本也只二十七日），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垮了，自己曾感叹道：“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就在他哀伤不能自拔的时候，疾病又向他袭来了。他染上了烈性传染病“天花”。这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挣扎了几天之后，顺治帝就病逝了。距董鄂氏死仅四个多月。《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记，王熙奉诏人养心殿，谕：“朕患痘症，势将不起。”《青绢集》载，朝廷“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痘”。清史专家孟森亦发表《世祖出家事考实》一文，指出顺治帝是死于天花。
究竟上述四种说法哪个为对呢？现在还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