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报端曾郑重其事地告诫革命党人：“民气如火，善用之可以克敌，不善用之可以自焚，一旦暴动起来，不管发动者如何文明，各地难免没有闹教案、杀西人一类举动”。
康有为则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那种革命“流血断头，殃及善良，祸贻古物，穷天地古今之凶残，未之有比之”，“妄倡革命，大罪滔天”。但梁对革命又与康有为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新民丛报》（第89号）坦陈：“革命党何以生？生以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政治不从人民之所欲恶，不能为人民捍患而开利，则人民于权利上得起而革之，且于义务上不可不起而革之。”
不过，他提醒：“革命事业，其与秩序性质最难相容”，“顾其所最危险者，则当新破坏而未能建设之时，中央旧政府既倒，而新共和政府不能成立，或暂成立而旋起冲突，中央纷如乱麻，而各省新经兵燹之后，人民生计憔悴，加以动机已动，人人以好乱为第二天性，自然的暴动陆续起”，则“秩序一破，不可回复。”
梁启超的革命破坏现存秩序言论，再次遭到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孙中山给予尖锐的回应：宣称革命事业以建设为目的，破坏只是手段。对旧的秩序，“革命不仅是破坏，而且是建设；正是为了建设才进行破坏。”进而指出：“革命百无一害，它的目的在于推翻君主专制的黑暗统治，摧毁一切陋俗弊政，以建设新的国家，新的社会”秩序。因为“今之言革命者，其所欲破坏者，异族钳制之势力也，专制之淫威也，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是皆不适宜于社会者也；而其所欲建设者，民族的国家也，民主立宪政体也，国家民生主义也，凡是皆宜于社会者也。”这样的破坏旧社会秩序，本是着眼于建设之目的，是拨乱反正，不得谓内乱。革命党人乐观地认为：“现在革命的目的不同于过去的农民暴动，不再是帝制自为，而是为了建立共和国家，因此，可以尽除历史上群雄相争夺、相戕杀的陈迹，可以尽力于民党内部之调和而避其倾轧，内乱自然也就不会发生”。革命派也同时指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
汪精卫认为，梁启超说来说去无非是不让国民革命，希望维持一个“开明专制”的政府。汪精卫反驳：“须知开明专制者必有二条件：第一，其必须有非常英杰之才；第二，则其人必须为众所推戴。而今日之政府不仅未具二条件之一，而且冥顽不灵，腐朽透顶。故开明专制非适于今日之中国，尤非能望之今日之政府者也。”因此，他代表孙中山明确宣告：“当负政治革命之责任者，惟我国民；负此责任之能力者，也惟我国民。所谓政治革命者，颠覆专制而为立宪之谓也。若能以国民之力，达政治革命之目的，则民主立宪政体必可终获。”（汪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
作为由同盟会员高天梅发起创办的《醒狮》（1905年在东京创刊，主要撰稿人有民国出家的李叔同、陈去病、柳亚子、马君武、宋教仁等）及由同盟会员柳亚子的《复报》（1906年5月在东京出版，其前身是柳亚子在江苏同里的自治学社办的一份油印的周刊），被称为《民报））的“两颗小卫星”，则一直在为《民报》相鼓与呼。《醒狮》在《醒后之中国》宣称：“中国醒后之政体，实行帝民主义，以土地归国有，而众公享之，无私人垄断之弊，以致产出若美洲所谓钢铁王、煤油王者。君官公举，数年而易，仍如法美之例。”所谓“帝民主义”，即是“民主共和主义”，这也与孙中山欲破坏旧帝制秩序，建设民生主义新秩序相一致。
但反满的色彩很强烈。如报载有一首叫做《结客少年场行》诗：
绝好江山入膻虏，
二百余年痛无主；
神号鬼哭血缕缕，
胸中梗塞不得吐。
荆聂奇人今未睹，
我欲阴相同刀俎。
专制毒焰谁敢怒？
有从我游须力努。
《复报》的文字尖锐泼辣，它痛斥“威杖炎赫”的君主是“专制魔王”，该报声称，20世纪的中国是老百姓起来争民权的时代，笔名叫弃疾的作者在《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一文中认为：“中国是中国人公共的中国，不是独夫民贼的中国”，“如今的民权主义，是说老百姓应该组织政府和破坏政府的权利，不能让暴君污吏一味去乱闹的了”。
《复报》对孙中山《民报》主张的“社会革命”，给予高度而平实的迎合。如《贫富革命》一文阐释：欧洲18、19世纪的革命，摧毁专制政体，目的在于破贵贱之界，可是这并没有带来长治久安，接踵而来的又是贫富革命，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国之人，富者少而贫者多。流无数鲜血，仅为少数之富民营一极乐园，尤属千古旷最不平之事。由是观之，贫富界之革命，其能已乎？由是观之，讲自由而不讲平等，仍属缺而不完之学。平等主义，即社会主义也，亦即大同主义也。”故作者赞成孙中山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而奋斗的社会革命。
柳亚子好用诗词来为《民报》助兴，如他《自题中华灭亡小史》很具煽情的革命排满性：
遍地腥膻，何处是唐宫汉阙？叹底事，自由空气，无端消歇。秋草黄遮亡国泪，夕阳染伤心血，倩巫阳招得国殇魂，肠天结。
华夷界，畴分析。奴隶病，室悲切。问何时，唤起中华豪杰。铁骑凭谁驰朔漠，铜鸵见汝埋荆棘。看镜中如此好头颅，拼先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