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梦断病，在《列子·周穆王》中就有具体的记载，其云：“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燔；阴阳俱壮，则梦生杀。其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场；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将阴梦火，将疾梦食。饮酒者忧，歌舞者器。”这就是说一个人体魄的充盈和亏损、衰弱和生长，都与天地相通，与外物相感应。所以阴气太盛，就会梦见趟大水而感到恐惧；阳气太盛，就会梦见走进火海而被焚烧；阴气和阳气都太盛，就会梦见生或死。吃得过饱，就梦见给别人东西；饥肠辘辘，就会梦见向别人要东西。因此，因脉象虚浮而得病的就梦见飞扬；脉象沉实而得病的就梦见溺水。躺在衣带上睡觉就会梦见蛇，看到飞鸟口卸毛发就会梦见飞翔。气血将阴将梦见火，身体将病梦见进食。梦见饮酒，醒来就忧愁；梦见歌舞，醒来就哭泣。《黄帝内经·灵枢·淫邪发梦》中亦有内容与此基本相同的记载，但其占梦断病所记更详，冯伯英先生将其列表如下：冯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161—162页。
从上可见，先秦之时五行与梦象、五脏六腑直接相配合来占梦断病的。
相面断病之俗在先秦也十分流行。《左传》文公元年云：“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入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也食子，难也收子。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说的是叔服给公孙敖的两个儿子看相。扁鹊也说：“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史记·扁鹊传》。他给齐桓侯相面断病是一个著名的病案。据《史记·扁鹊传》记载，扁鹊初见齐桓侯，即断言化病在皮肤纹理之间，不治将深。而桓侯认为自己无病，反说当医生的“好利”，“欲为不疾者为功。”五天后，扁鹊再见桓侯，说你的病已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乃认为自己无病。又过了五天，扁鹊再见桓侯，说你的病已进入肠胃子，不治将深。桓侯不答话。五天后，扁鹊再见桓侯，认为他的病已入骨髓，无法治疗，一见便后退跑了。相面断病实际上是望诊之始，与占梦断病相比科学性多一点，是汉族中医望诊学的滥觞。
《黄帝内经》在《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和《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根据古代相面断病的理论将人种分为阴阳二十五人共二十五种，其中对人群的肤色、 喜恶、寿夭、疾病、心理等都依五行学说加以说明。
3.祝禁治病
先秦之时治病用祝禁术。
祝术亦称“祝由”，是用祝祷、符咒治病的巫术。《说文解字》云：“祝，祭至赞词者，从示，从儿口；一曰从兑省。”《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云：“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唐王冰注：“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论语·子路》云：“子疾病，子路请祷。”《尚书·周书·金滕》中记述了周公为武王用祝术治病的事十分典型：
周战胜商后的第二年，武王生了重病。太公、召公说：“我们为王恭敬地卜问吉凶吧！”周公说：“不可以向我们先王祷告吗？”周公就把自身作为抵押，清除一块土地，在上面筑起三座祭坛。又在三坛的南方筑起一座台子，周公而向北方站在台上。放着玉，拿着圭，就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史官写了策书，祝告说：“你们的长孙姬发，遇到险恶的病。假若你们三位先王这时在天上有助祭的职责，就用我姬旦代替他的身子吧！我预顺巧能，多才多艺，能奉事鬼神。你们的长孙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奉事鬼神。而且他在天帝那里接受了任命，普遍取得了四方，因此能够在人间安定你们的子孙，天下的老百姓也无不敬畏他。唉！不要丧失上帝降给的宝贵使命，我们的先王也就永远有所归依。现在我来听命于大龟，你们允许我，我就拿着璧和圭，不敢再请了。”于是卜问三龟，都重复出现吉兆。打开竹简看书，竟然都是吉利。周公说：“根据兆形，王会没有危险。我新向三位先王祷告，只图国运长远。现在期待的，是先王能够俯念我谋国长远的诚心。”周公回去，把册书放进金属束着的匣子中。第二天，周武王的病就好。
先秦之俗祝由时巫医一般要用“刍狗”仪式。所谓“刍狗”就是“结刍为狗，巫祝用之”陆德明释文引李颐所云。转引自《汉语大词典》第2卷第189页。《老子·道德经上篇五章》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庄子·天运》亦云：“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其而爨之而已。”
先秦的一个名叫苗父（一作“茅父”）巫医，“以菅为席，为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皆平复如故。”《韩诗外传》。又有一名叫俞跗的巫医治病“不以汤药，搦木为脑，芒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复生。”《韩诗外传》。又《说苑》中亦有相类之记载。这种肜模拟致病鬼神形状，然后用语言咒祝治病的巫术，正如《黄帝内经·灵枢·赋风》所云：“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由此可见，祝术是先秦治病的基本方法之一。
此外禁术类似祝由，但方法略有不同。《说文解字》云：“禁，吉凶之忌也。”就是避开凶险不吉利的时辰，以免触犯神鬼之灵，而选择吉祥的时辰、日期进行治疗的方法，诸如禁蛇出法、禁鬼神法，禁明法等。《抱朴子》云：“吴越有禁咒之法，能以气禳灾鬼，蛇出皮豹不伤，刀刃箭镞不入；又能禁水使逆流，禁疮使血止；禁钉使自出。”而先秦流行的饕餮等纹饰，则是一种禁鬼神法，因为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吕氏春秋·先识览》。所以其是禁怖鬼神，尤其是致病的疫鬼的一种禁术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155—156页。
从此以后，祝禁术在汉族中从未绝过迹。
4.大傩驱疫
先秦之时防病行傩祭驱疫之俗。
傩，是先秦驱险恶鬼邪魔疫疠的祭祀。《论语·乡党》云：“乡人傩。”《吕氏春秋·季冬》亦云：“命有司大傩。”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
大傩驱疫的方法，据《周礼·夏官·方相氏》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拨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集韵》云：“难，却凶恶也。通作傩。”这就是说由方相氏（即是巫师。又是傩仪中的主神）操作，身掌熊皮，玄衣朱掌，头戴黄金力目的面见，手中挥动着戈和盾，率领助手百隶等换家换户去寻找，以驱赶疫鬼。可见傩祭有主神、面具、服饰、道具。故《礼记·月令》云：“季春命国傩，季秋天子乃傩，季冬命有司大傩旁磔。”说的是季春季秋·季冬此三月都有后鬼要随阴气出来害人，用傩祭可以攘四方之门的疫气。在河北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音侯乙墓出土的漆画中有狰狞恐怖，不可名状，为人与各兽形混合物的方相氏画像。
《楚辞·九歌·大司命》就是一首傩祭驱逐温疫的歌，瘟神下降时“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兮飘风兮先驱，使涑雨兮洒尘”，一付狂傲的姿态。后来主祭的老人拿着一枝可作药用的升麻登场，对瘟神发出了嘲笑和警告：“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愁人兮奈何？愿若兮兮无亏！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程嘉哲：《九歌新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此外，先秦之俗将傩祭中驱逐强鬼之祭称之“”。《礼记·郊特牲》云：“乡人。”郑玄注：“，强鬼也。谓时傩，索室驱疫，逐强鬼也。”
5.从砭石到针刺
先秦之时医药风俗虽然巫风笼罩，但治病仍需要切实的疗法，砭石就是最早使用的一种外科工具。在商代的一些遗址中时有砭石发现。如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曾出土砭石3件，尖端圆纯，长约20厘米，形似镰刀。其中一件出土时装在一只黑色朱彩带盖的扁长方体漆盒内马继兴：《台西村商墓中出土的医疗器具砭镰》，《文物》，1979年6期。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址出土了一件长约13厘米，外表光滑的石棒周世荣：《湖南石门具皂市发现商殷遗址》，《考古》1962年3期。可是砭石之俗在战国时才真正兴起。
砭石，亦俗称“砭针”。《说文解字》云：“砭，以石刺病也。”是先秦之时作外科工具，或切开脓肿，或切除赘瘤。《山海经·东山经》即云：“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郭璞注：“可以为砭针治痛肿者。”《淮南子·说山训》亦云：“医之用针石。”高诱注：“针石所抵，弹人痤，出其恶血。”《管子·法法》也云：“毋赦者痤睢“睢”为或疽之论。之砭石也。”《韩非子·外储说石上》又云：“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则烦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砭石弹之。”《战国策》卷三又云：扁鹊给秦武王治病，“怒而投其石”，高诱注：“石，砭。所以砭弹人肿者也。”《黄帝内经·素问·异治方宜论》也云：“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疡。其治宜砭石。”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砭石之俗逐渐发展，其功用除治外，还可用于热熨，1964年湖南长消耗生下麻战国墓出土一扁圆形石器，两端有琢磨痕及火烧痕，一面光滑如镜，考证认为属用砭石热熨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社，1994年5月版，第195页。；还可作按摩，1964年湖南益阳桃博战国墓出土一凹形圆面，凹槽中可纳一手指指腹，经鉴定为原始按摩器傅维康：《中国医学史》第11页。；还可用于针刺。故全元起给《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作注时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针石，二砭石，三镵石、其实一也。古来未能铸铁，故以石为针，故名之针石。言工以砥砺锋利，制其大小之形，与病相当。”
在此镵石就是一种“头大末锐”能“去泻阳气”的石针。《史记·扁鹊列传》云：“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镵石挢引。”司马贞《索隐》：“镵音土咸反，谓石针也。”山东微山县两城山汉代“神医画像石”五幅，扁鹊所持针具即为镵石叶又新：《锥形砭石》，《中华医史杂志》1980年2期，此即汉族针炙之源。
最早的镵针因是石、玉、骨制，形制比较粗大，作针刺使用要特别小心，故《黄帝内经·素问·奇病论》云：“身赢瘦，无用镵石也。”战国时出现了青铜针，1978年在内蒙古达拉特树林召公社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中有一枚长46厘米，中身有四棱，横断面呈菱形的青铜针徐又芳：《中国的针炙》，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页。《黄帝内经·灵枢·九针论》所云：“九针”大致反映了从砭石之俗到针刺之俗的演变过程，但是，直到汉代刘胜墓出现了金针、银针，才完成从砭石到针刺的过渡，此后，针炙之俗才逐渐替代了砭石之俗。
6.从追长生药到以毒攻毒治病
先秦之时对草药治病的认识是从追求长生不死药的风俗开始的。《山海经·大荒南经》云：“有不死国，阿姓、甘木是食。”甘木就是所谓的不死树，吃了可以使人长寿。于是先秦之时人们为了追求不死之药而尝百草，有伏牺“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有神农“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帝王世纪》。人们在尝百草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药物的辨识和利用，以毒攻毒治病。即认为疾为毒，药亦为毒，而毒药可驱病邪之毒，正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云：“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也。孟孙之爱我，药石也。美不如药石。夫面犹生我，之美，其毒滋多。”说的是没有痛苦的疾病不如使人有痛感的药后。《尚书·商书·说命上》云：“若药弗暝眩”，注：“《方言》曰：饮药而毒，海岱之间谓之瞑眩。”说的是药力过猛，饮后差别昏眼花，但这种有“毒”的药却可以治好病，谓之“厥疾弗瘳”《尚书·商书·说命上》。所以《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昧，水泉之甘苦，令民众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说的是神农分出了有“毒”的为药。所以《黄帝内经》云：“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说的是按体质强弱确定不同的用药。又云：“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
先秦用药之初，其俗均为单药单方，没有复方，如《山海经》中的药物名据统计：有矿物类药5种，植物类药28种，木类药23种，兽类药16种，鸟类药25种，水族类药30种，其他类药5种，总计132种，药方相当简单，均为单药单方单功用，没有复方赵璞珊：《〈山海经〉记载的药物、疾病和巫医》，《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科院俞推出版社，1986年版，第264—270页。后来，人们为了防止药物的毒性，用药逐渐通通权变达，《墨子·兼爱》云：“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其疾所自起，则弗能攻治。”《吕氏春秋·察今》亦云：“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从而药物配伍成方之俗兴起，《庄子·徐无鬼》云：“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药也。其实也，桔梗也，鸡雍也，豕零也。”说的是用鸟头、鸡头末、桔梗、猪苓配伍为方。其中乌头极毒，其余无母，配伍得当则活人，不当则杀人。《吕氏春秋·别类》更明确地说：“夫草有莘有，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万堇不杀。”说的是草类中有莘有，单独吃下其中一种会致死，合在一起服用则能延寿。万这种虫和毒药堇配在一起就不会毒人。此后草药配伍为方之俗成为汉族中医学的传统治病方法之一盛不衰。
战国之时用草药治病已成风俗，故《周礼·天官·医师》云：“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五药”，指入药的草、木、虫、石、谷。……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