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之一说这是张艺谋拍的电影，叫《一个也不能少》。
陈家祺听了好高兴，说“你也在电视上看过呀？很好很好。”——他可能不知道，这部片子火了好一阵，人家还是正儿八经在电影院看的呢。
他从眼科中心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那一年春节，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局给他送来了请柬，让他去开新春茶话会，说是副厅级以上的老干部参加。这一下他才弄清楚，眼科中心是副厅级别，所以他这个中心主任是副厅级。旁人跟他开玩笑：你这是一个不小心，成了副厅级呀。
他确实没料到，这按老说法，该属于高干了，想想不仅哑然失笑，先前他还自嘲为“九品芝麻官”呢！
众人看来，高干也好，高知也好，陈家祺都当之无愧。
陈家祺单纯，是因为他一门心思在工作上，别的顾不上，也不想顾。任你灯红酒绿，诸多诱惑，他都不为所动；陈家祺也丰富，他大情大爱，不管家人友人，还是病人国人，心里都装得下；他大医大德，不但医术精，知识面也挺广。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他都涉猎，都说得上来。世界上最新的眼科医学动态，他更是时时关注。岂止是关注，他自己也在不断更新知识，力求创新。
正因为如此，陈家祺的单纯和丰富才同样让人感动。
正常与不正常
一天早上，正是眼科中心门诊大厅的挂号高峰时间，陈家祺的专家号却早已告尽。
此时，陈家祺刚走进电梯，准备上楼换了白大褂就去诊室。
大电梯上了十几个人，电梯门在徐徐关闭。
突然，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以敏捷的身手，抢在门关之前闪进了电梯。人未站稳，就急忙冲着一电梯的人问：“请问陈教授在哪”？
“哪个陈教授”？有人答腔。
“陈家祺”。话音刚落，笑声四起。
陈家祺也夹在人群中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给我爸加个号”。
简单地问明病人情况，陈家祺同意了。这是当天早上第五个加号。
走出电梯，早有好几个人堵在门口，也在等着陈家祺给加号。
病人们第一次挂不上号时，都急火攻心，怕陈家祺架子大，难说话。待到东问西寻见到陈教授，才发现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陈家祺总是把门诊号加到极限，尽量满足病人的要求。
诊室门口叫号的护士半是无奈半是敬意，说：“很正常啊，陈教授次次门诊都要加很多号，找他的病人太多了”。
偶尔有其他急事，陈家祺也会正点结束门诊，这在护士们看来，反而不正常了：今天有什么事呀，怎么这么早下班呢？——按时下班这种很正常的事，到了陈家祺这里就成了第一个不正常。
在陈家祺领导下的三病区医护人员，如果谁没有吃过头儿买的盒饭，那就是第二个不正常了。他的助手呀，学生呀，但凡因为手术或门诊过了吃饭时间，陈家祺就会请值班护士去定盒饭，而且交代要买质量好的、带汤的，贵一点不要紧，钱归他个人掏。晚上做手术前，他还经常从家里提来一大包饼干、牛奶，给大家当夜宵。
有一天中午，做手术又是一点多才结束，几个年轻人都觉得肚皮贴到了后背上，饿惨了。陈家祺笑眯眯地说：“去隔壁的大排挡，我请你们吃饭。”
大家也不跟他客气，围着桌子坐下了。陈家祺把菜点好，才告诉大家：你们慢慢吃，我回家了，家里煮了我的饭。
几个小伙子有些扫兴，但实在饿了，也就风卷残云吃将起来。没想到吃饱了服务员又端出一碟姜葱炒花蟹，说：别急，陈教授还点了这个菜，他已经埋单了。
——小伙子们很感动，拼命吃，虽然他们都知道，陈教授不这样做，那就不正常了。
还有，周末假日等法定休息的时间里，陈家祺都准时回病区查房，有时还根据需要安排手术。否则，就肯定不正常了；
再有，陈家祺出差外地，明明有白天的航班，他却专门坐夜班飞机，因为他白天工作太忙，把时间花在飞机上不划算。如果哪一次他坐了白天的航班，准是有特殊情况，对于他就有些不正常了；
再比如，参加每两年一次的眼科医学会议，陈家祺必定带着新的改革建议，空手而去这等不正常的事，至今还没有发生过，也不可能发生。
收礼与不收礼
在住院手术送红包已见怪不怪的今天，陈家祺不收礼不吃请不要红包，却又是仁心仁术的真实故事，在病人中广为传播。
陈家祺却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人有了病已是不幸，希望用金钱买回健康不奇怪，合理的费用也肯定要交，但素不相识、经济拮据还要送医生红包，谁会心甘情愿？真的是万般无奈，甚至很愤慨，这钱你能收吗！你收了，在病人心里就没了形象。人总要讲点精神，不能给医生丢脸。
手术前送红包的病人，都是为了求平安求医生做手术尽心尽力。他们不知道，陈家祺眼中的病人，只有病因、病情、治疗方案的不同，没有地位、身份、金钱的差别。他手中有个登记本，记下了许多等待手术的患者姓名，先后顺序完全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来排列。优先做手术的，全是眼疾最严重、家庭最贫困的病人。——这样的医生，怎么会吃请收礼要红包呢。
病人治好眼疾后，自然感激不尽，尤其是从黑暗中回到光明世界后，更觉得陈教授的大恩难以报答，这时候封个红包，送点特产，都是心甘情愿之举，但陈家祺还是不肯收，他告诉病人：治疗花费已经不少，今后还要继续用药，钱留着备用。再说，陈家祺看到病人痊愈，才是最大的快乐，这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但一般人不知道，从来不收礼的陈家祺，竟也有收礼的时候——
上个世纪80年代，陈家祺给一位香港的患者施行了角膜移植，手术非常成功。患者高兴得不行，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想送给陈家祺代步，陈家祺多次婉言谢绝，那位先生还是执意要送。
陈家祺不是不想要啊，当时医院采集角膜供体，都是陈家祺和其他医生骑着单车去，保存条件差，又很费时间，不利于植片的活性维持。陈家祺早就希望有一辆车，为取材专用。请示了医院领导后，陈家祺收下这辆车交给了眼库。
车有了，司机没有。那时学车可不像今天，到处有驾校，医院一时找不到培训的地方，那辆车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也是天意吧，恰巧这时有位部队首长请陈家祺看眼病，治疗后视力恢复了，无以回报，就说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只管说。
这回陈家祺没有拒绝，他想部队汽车兵多，就问能不能请新兵汽车培训班帮着培训一个司机。
首长说没问题，保管把你的亲属培训合格。
陈家祺这才说明事情的原委，首长一听大为赞赏，很快落实了这件事。眼库终于有了自己的专职司机，角膜取材的时间比原来大大缩短，给病人移植用的角膜就更能保证质量了。
收礼与不收礼，听上去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但对于陈家祺来说，却可以达到辨证统一，那就是一样的境界，不一样的做法，一切为了病人的利益。
好脾气与发脾气
岁月如水，季节更替，不管春夏秋冬，无论天阴天晴，似乎都不能影响陈家祺的心情。他总是以他那真诚、友善的笑脸示人，他的好脾气在业内是公认的。
问同事，问下属，问学生，问病人，大多数人都说：没见过陈家祺发脾气。哪怕是谁做错了什么事，陈家祺也不会发火骂人。他宁愿用行动补救，用事实作答，让当事人去思考错在哪里，于感动中鞭策自己永不再犯同样的过错。“响鼓不用重槌”，他的学生几乎都有类似的经历。
比如，陈教授发现有些医生写住院病人的病历不够认真，有时有错别字。他对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容忍的，但他的表达方式却温和而又颇具分量。他会说，你们来看看我写的病历，什么地方不好就指出来，如果有错字，那就是我的责任。部下和学生谁都见过陈教授写的那些几乎无懈可击的病历，对照自己，很容易就看到了差距，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病人，陈家祺就更不会动气了。眼疾患者有时难免超乎异常的急躁，言语也就不大礼貌，但陈家祺根本就不计较。有些病人心里没底，特别想跟医生倾诉，絮絮叨叨说起来没完，旁边的助手和学生有些不耐烦了，陈家祺却还在耐心地倾听，细心地解释。长时间受他的影响，一位学生感慨地说：我在跟陈教授学习之前，看见病人就烦，现在不同了，看见病人就想帮他看，希望他们快点好……
在父母、妻女和亲人面前，陈家祺是典型的孝子、贤夫、慈父、好兄弟。他那么忙，居然长年“承包”了全家人的早餐，有时出去买卫生、新鲜的糕点、牛奶，有时干脆自己动手，或煮面或褒粥，品种、味道、质量都属上乘；对女儿那更是呵护有加，从来没说过一句重话；稍有空闲，他就去菜市场采购，回家煲一锅女儿最爱的鸡汤，炒几味妻子喜欢的家常菜，虽说整体水平和妻子比还有差距，但也算是“偶尔露峥嵘”。饭后，他又服务到家，送上一盘洗净削好的水果……
一天下午，陈家祺做完两台手术已是七点多了，晚上还有两个病人等着手术。他对同事说，今天家里没人，我要回去给女儿做饭，你们吃饭吧，我会准时赶回来。
大半个小时后，同事们还没吃完饭，他就回来了。有人随口问：“吃完了？”
“没有。”
“为什么？”同事好生奇怪。
“别让病人等，我迟点吃不要紧。”陈家祺一脸的笑。为了女儿，挤时间也得做饭；为了病人，他饿着也没二话。好脾气，好心肠，好得让人自惭形秽。
可就是这样的好人，居然有病人把他告上了法庭。
那个病人两只眼睛角膜穿孔，陈家祺为他做了修复手术，而且很成功，如果不做连光感都没了，现在有了视力。但病人怎么也不满足，觉得没达到自己想象的效果，三天两头来吵闹。陈家祺骂不还口，照样帮他看病，见他家境不好，还想办法给他节省费用。
岂料这病人越发以为自己得理了，索性倒打一耙，告了状。案子一审败了，不认输，再往上打，当然还是败，于是喊打喊杀。
同事们打抱不平，说这可应了一部电视剧的名字——“都是天使惹的祸”，做得怎么好都不落好了。偏偏陈家祺稳如泰山，依旧不急不恼。这何止是好脾气，早已经是修养到家，进入境界了。
只有少数人见过好脾气的陈家祺发火。而那为数不多的几次发火，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患者，为了他人。
一次是为了原眼科医院副院长、教授、恩师杜念祖。
陈家祺向来尊重前辈和老师。杜教授退休后移居美国，每年回一次广州。但他出国后原来分配的公家住房已经拆了重建，又还没有新的安排，所以杜教授回广州就成了无房一族。
作为学生，只要听到杜教授回来的确切日期，陈家祺每次都要去机场接老师。哪怕航班清早抵达，他也不顾学生的劝阻，一定要自己去接。而且在这之前，就去帮老师落实住处——向医学院分管领导反映情况，要求解决杜教授的住房问题。因为住房紧张，分管此事的人员表示不能解决，陈家祺听说后非常生气，马上去找医学院领导说明情况。他满脸通红，提高了嗓门说：杜教授为党为我们医院工作了几十年，是有突出贡献的老领导、老专家，不能因为他出国了退休了，就找理由随便打发人家。这样做，谁走了还愿意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