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做着同样的梦：总是那样的露天大操场，总是那样的水泥大舞台，幕布高挂，射灯高悬，多是泥沙地的台下黑压压一片，各式各样的小板凳上，坐满了来自农场各连队、等着看我们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下简称“兵宣”）演出的热情观众——
后台正热闹呢。化妆的，换装的，压腿的，练嗓子的，捧着乐器调音的……我一向化妆快，这会儿却特别不利索，眉毛没描好，粉也忘了抹，嘴唇画得不成形，擦了重新画更糟糕，急得我冒一头汗；要么是妆完成了，演出服找不到，满世界乱翻，阿弥陀佛，就在手边！穿的难度也无端端地大，慌手慌脚弄不妥帖，好象是子敏（或是许娅）想帮我一把，却使不上劲。
乐队忍无可忍，指挥高个子，是老魏吧，手一挥，舞蹈《春茶献给毛主席》的前奏响了起来，演员们全奔到台右侧，剩下我在后台绝望地硬生生地把脚伸进短一小截的舞鞋……幸而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一身冷汗地醒了，黑暗中睁大眼睛，想起自己已经告别海南告别舞台回到广州，万幸万幸，实际当中我可从来没有误过场！
长长地舒一口气，思绪却箭一般飞过琼中海峡，飞到了承载过我们多少青春梦想和奋力拼搏的兵宣大院——
那是一个很完整的院落，坐落在海口市援越路（如今改为海府路）上，海南汽车总站隔壁。临街一面是一幢长约四十米、高三层、石米贴墙的楼房，在当时的海口可以用气派来形容，1974年底兵团改回农垦时，我们在院子里以它做背景照的“全家福”足以为证。
站在楼外的中间，两边都有一小片绿化带，生长着一些无人管理的花草小树；面对楼房的右侧是一个终日关闭、有汽车进出才开的通花铁门，再旁边是可以容纳三、四部车的车库。因为没有车，便成了歌唱演员的形体房。
平时我们进出院子，都走三层楼正中间开的那扇大门。一进门右边是传达室，没有固定人员把守。白天由女演员轮流值班，晚上十点就交班给当值的男同胞，十二点把门一锁睡觉可也，屋里有一桌一椅一床。记得我当时挺喜欢久久一回的值班，大家都在忙着开会、练功、排练，你可以一个人守在小屋里享受安宁。来访的人照例不多，有陌生面孔问清楚就登记放行。最盼望的是上下午各来一次的邮递员，从窗口送进报纸、信件一堆，分拣时每每心跳加快，特想看到自己的名字、熟悉的笔迹。有了男朋友后这种感觉尤甚！信揣在兜里，没人时静悄悄、甜蜜蜜地独自看。
这栋楼是我们兵宣大院的主建筑，一楼右边是办公室、财务、卫生所，左边住人，还有道具房。二楼是二队的宿舍，三楼是一队的宿舍，以中间楼梯为界，男左女右。二楼右边第一间房很大，里面摆放着一台钢琴（另一台在练功房），算是稀罕物。我们每天早饭后男女演员（含舞蹈为主的演员）集体练声一小时，“咪嘛咪嘛咪——”，虽说单调，但声音整齐划一，还有些动听，路经此处的海口父老乡亲常常抬头寻声，侧耳凝听。经过岑冰大师的严格培训，大家的声音基本能“竖起来”，像我这样不太竖的便小声唱，顾全大局的观念我们是有的。演出时岑老师独唱，我们回回听得不带喘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歌成了经典。
现在想起来，岑冰教我们真有那么一点“大材小用”，“兵宣”的成员绝大部分是通过汇演抽调来的各地各农场的知识青年，有文艺特长，热情好学，却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而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是《黄河大合唱》的领唱，在校曾与胡松华同班。1970年文革期间，因为都有些出身不好之类的问题，他和五位战友从北京总政歌舞团被下放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农垦文艺团体，颇似古代流放边疆的意思，带着军籍来的，没打算让他们再返京城。但他们对艺术的热爱不改，尤其是岑冰，几乎一天到晚都在无声地练气息。六位老师中他是第一个离开的，先去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后回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任教。他后来的学生随便说几个都“如雷贯耳”，比如韦唯、程志……但岑老师见了我们，永远亲切无比，在“兵宣”三年，他说那份情谊，那个缘分，一辈子在心里。
进得院来，很有些宽敞的感觉。院子中央平坦如操场，兵团时期每天一大早的操练就在这里进行，有段时间还成了简易足球场，男生们着实打过几场比赛，我们站在二楼三楼的走廊上可直接“观战”，那感觉类似欧洲某国家歌剧院的包厢。左边还有篮球场，先前只有男生在夕阳余晖中打球，后来我们女生也加入了。我是完全没有基础的，仗着有点高度打了几场，据专业人士周平说长进明显，可惜后来没机会打，仅有的那点“武功”都废了。
鼎盛期间，左侧挨着汽车总站的那堵墙边，建起了一座集排练、练功、节目审查于一体的舞台，三面墙上盖着顶，下面铺着地板，没有墙的一面是台口，对着院子中间那片平地，兵团首长来审看我们的每台新节目，就坐在院里临时排放的椅子上。看完作指示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妆、穿着被汗水湿透的演出服在舞台上席地而坐，很文艺的。建舞台时我们也都参加了义务劳动，见证了她的拔地而起。在我们眼里，她简直是这个原先的农垦第四招待所改为文艺团体后最突出、最带专业标志的形象。没料到她的生命竟如此短暂，也就是两三年后吧，一夜台风肆虐，她倒在了风雨中。扼腕叹息之余，我们都盼着早些重建，却直到最后农垦文工团解散也没能如愿，现在想来恐怕还是资金的问题吧？
从中间穿过空地，三层楼的对面是一栋精致的二层楼房，全是给有家属的领导和职工住的。我们这些离乡背井的知青们，常常在夜晚对那栋楼两排闪亮的窗口不经意地一瞥，就心头一暖，嗅到了家的气息。大姐般的林旭成家后住在一楼右侧第二间房，我是那里的常客。也是在那间小屋里，看着正坐月子、初为人母的林旭怀抱着小不点的女儿，我突然想结婚了……
二层楼的后面，有一溜小平房，挨个儿每户一间既是厨房又是饭厅。这一角晚饭时分最诱人，锅碗瓢勺叮当，粗茶淡饭飘香，还有拖长声调唤儿女归家的主妇，以及小湘、小红、小四、阿牛、欢欢等一众少年儿童嬉戏的身影……
这时候，我们近百号未婚男女青年正在与二层楼相连的那栋平房，也就是饭堂进晚餐。照样是一号菜（通常是炒青菜）一角钱，二号菜（通常是青菜炒肉片或蒸鱼）二角钱。正是长身体的季节，偏又遇上物质匮乏的年代，好在常常下农场巡演，有“打牙祭”的机会，海口城里什么都定量供应，但总比没有强。男生们多吃二号菜，女生就难说了，要保持身材，当然也得适当考虑节约问题，所以两种菜不时地交替，但心底里，恐怕还是对二号菜的兴趣更大些，至少我是吧！
饭堂同时兼做舞蹈队的练功房。每天上午9至11时，是既定的练功时间。饭桌挪到两头，两边墙上的把杆就露了出来，我们沿把杆站立，随着黄勇老师的指令，黄胜华开始一首首地弹奏钢琴曲，我们就挺胸收腹、目不斜视，不亦乐乎、一哒哒、二哒哒地练手位、压腿、踢腿、弹跳、大跳、点转、平转、走台步……直到满屋子热汗蒸腾。
最难忍的是拿大顶。在我们通通头朝地脚朝天地倒立在墙上时，黄胜华一脸憨厚却又毫不通融地按照正常偏慢的速度，演奏那首再熟不过的曲子《红星照我去战斗》，这一奏就能奏出好几分钟，可怜我们哥们妹们从镇定自若、塌腰昂头，到手发抖脸发红继而全身不得劲，筛糠似的硬撑着，有人终于体力不支变回“正立”……大多数人坚持到音乐停止的那一刻才“打回原形”，脸上却都是“倒立红”了。离开兵宣大院后几次回海南见到黄胜华，总来不及调侃地问问他，当年怎么就不能把那首曲子弹快一点，现在却是随着他的仙逝，再也问不成了……定居湛江的黄勇老师和夫人珊薇至今与舞蹈相伴，主要是编导，不久前我们还欣赏了他们的大作。
饭堂和厨房成一直角，挨着厨房的是公共洗衣台和一口井。井口全封闭，靠一个铁做的家伙利用杠杆原理来压水。黄昏和夜晚排练结束后，这里最热闹。男男女女沐浴后提着铁皮桶来洗衣服，我估计不少兵宣儿女的爱情都接受过那清澈井水的洗礼。
洗衣台旁边自然是一溜排列过去的男女浴室、男女洗手间（这是按如今的文明叫法），条件十分有限，乏善可陈，唯一与众不同的是男浴室里经常传出高亢嘹亮的歌声。那时节生活设施都以公共为主，带卫生间的宿舍纯属美好想象，谁要是半夜三更内急，就得跑下楼来穿越操场。幸亏年轻肾不亏，在我记忆中八年里这样的事好象不曾发生。
平时上班下班都在院子里转，单位是家，宿舍是家，几天不出大门的时候常常有。周日休息我也很少上街，写信、看书、洗衣、练功……一会儿就过去了。只有下农场巡演回来那一刻最激动，回家的感觉温暖心田；而最热闹是农场的知青朋友探亲往返路经海口的时候，“兵宣”大院成了歇脚小聚、车船转换的根据地。还在门口呢，就你锤我一下，我打你一拳，女孩儿又是拥抱又是尖叫，两三人硬能整出一个班的动静；分手时就没有那么爽了，偷偷躲进宿舍掉泪啊，沉默一两天若有所失啊，百感交集一片茫然啊，挥笔疾书倾诉衷肠啊……什么都有。
我们的兵宣大院周周正正，有模有样；又因了我们这些青春逼人、勤奋好学、能歌善舞的兵宣人，更平添了无穷活力，几抹亮色。在兵宣人的知青生涯里，兵宣大院是我们的工作单位，也是我们简单而快乐的家；它和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个年代里所有的阴霾、磨难和锤炼，分担了我们少不更事的幼稚、惆怅和迷茫，也促成了我们日后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前行。
离开海南岛31年，那个让我惊慌不已的梦早就不做了，兵宣大院和大院里的人与事，却依旧在心海中清晰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