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爱的财富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妈是世界上最慈祥最美丽的女人。每次听到她说：“外婆有三个女儿，数我长得丑”，便“义正辞严”地反驳：“不是，就不是！”后来长大了再细看两位姨妈，才明白妈妈的话很实事求是。跟漂亮的姨妈比，妈的模样确实一般。
模样一般的妈妈却找了个英俊汉子结为夫妻。熟悉的人们公认我爸是美男子，浓眉大眼，高鼻梁、国字脸，加上近二十年的军旅生涯，看上去很有几分威武。在我还不懂得任何爱情理论的时候，爸爸妈妈便已经用他们的实践把爱情这个词演绎得生动形象，美轮美奂。
我们家的气氛总是温馨的，我从未见过脾气急躁的爸爸向妈妈发火。饭桌上有什么好菜，爸爸必定旁若无人地往妈妈碗里挟几回。妈妈呢，虽说当教师工作挺忙，请了个保姆料理家务，但凡爸爸生活上的事，她都要亲自操办，绝不怠慢。如果爸爸向我们发脾气时有失偏颇，她也不许我们顶撞。过后她再提醒爸爸，安抚我们，于是皆大欢喜。
幸福中谁也想不到会祸从天降。我13岁那年，向来身体很棒的爸爸出差外地时，突发急病骤然辞世。闻讯赶去的妈妈痛不欲生。当时哥哥刚参加工怍，姐姐已“上山下乡”，我正在读初中，小弟才满两岁。悲哀与慌乱之中妈妈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并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全家分离、她独自带小弟下放干校的艰苦岁月……
我至今忘不了从海南岛第一次去干校探望妈妈的情景。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我坐了船转火车再上汽车又走了好长一段路，快到连队时，我认出了一百米外正在茶树丛中采茶的妈妈！我不顾一切地边喊边向前飞奔，泪眼朦胧中我看见妈妈也向我跑来。扑进她的怀抱时我泪如泉涌，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说不出话来。片刻后妈妈好似清醒了，在我耳边小声说：“别哭，孩子。让人看见了不好！”我这才想起妈妈的处境，连忙擦眼泪。我们并肩向连队走去，我发现妈妈瘦了好多，满头黑发已经花白……
那时我正是春心萌动的年龄，有一天忍不住问起爸爸妈妈的罗曼史。妈妈告诉我，抗战时期她在师范念书。爸爸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她们学校当军事教官。在学生们眼里爸爸不大像一介武夫，倒是个会舞文弄墨、吟诗作对的才子。一向清高的妈妈不觉动了芳心，这个大户人家的女儿与山沟里农家走出来的小军官相爱了。外婆知道后认为门户不当很是反对，但妈妈毕业后不久坚持和心上人结了婚。从那以后他们共同生活了20余年，始终是两家兄弟姐妹中最美满的一对。
解放前夕爸爸随军起义得到妈妈的全力支持，她跟着也到部队工作，年年是模范，1958年那年，天有不测风云，妈妈被错划为右派，爸爸顶住压力，百般劝慰，是赴“学习班”探望次数最多的右派家属，使妈妈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可惜爸爸走得太早，留给妈妈的是家庭的重担和无尽的思念、忧伤。妈妈说多少次她想随爸爸而去，但她不能去。她知道爸爸会在冥冥之中注视着她把儿女们养大，堂堂正正做人。
那时候妈妈最担心的是她的右派帽子虽摘犹存，影响儿女们的事业和家庭。她好几次对我们说：“你们大了要我对象了，如果对方因为妈妈的历史问题而犹豫不决，你们就只管告诉他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妈妈。只要你们进步、高兴，妈妈也就放心了。”她说这话时很艰难地对着我们微笑，我们却禁不住红了眼圈……
爸爸去世时，妈妈才40岁出头。经济支柱倒了，我和弟弟还小，她一个女人负担很重。有好心人想帮她介绍对象，她总不肯答应。待到80年代初，日子好过了，妈妈已年过花甲，几个儿女都成家立业了不在身边，有时她便觉得有些孤单。探亲回家时，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妈，您想不想找个老伴？只要您愿意，我们都支持您。”她不动声色地叹了口气，郑重地摇了摇头：“妈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找了你爸爸作丈夫。不是妈封建，想从一而终，实在是你爸爸待我太好了，我无法再找到像他那么贴心的人……”那一刻我无言以对，只是轻轻地依偎在她的肩头，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妈妈和爸爸之间的爱，深沉动人，铭心刻骨，不为时空所限制。
这么多年来，妈妈一直把爸爸的大照片挂在卧室里，朝夕相伴。照片上爸爸依旧年青英俊，一如他和妈妈不老的爱情。有了这笔爱的财富，妈妈总那么恬静、安然、豁达，并将直到永远……
2.出差千里
我们电视台有个单机组，清一色的男子汉，且多是生气勃勃的小伙子。每回记者出差拍片，单机组都要派出一名掌管价值几十万元摄像器材的技术员跟随。虽说不是固定组合，但我跟单机组大部分小伙子都合作过。大家相处得不错，累也好苦也好，总是出差千里笑千里，拍片十天乐十天。
那回我去一个海滨小城拍片，同行的技术员小B是个斯斯文文的角色，摄像记者小D和见习生小K都不过20出头，除了干活，还爱唱歌跳舞打扑克，热闹得很。正好当地电视台推荐一位度暑假的广州女大学生小A来跟班，小A清纯可人，绝对是小伙子们不会拒绝的形象，自然很快成了众人喜爱的小妹妹。
大约是年龄相近吧，小D小K和小A相处得特别好。每回坐车出外，三个人总是“承包”面包车的后排，在那儿说说唱唱。拍片时，小D扛机，小K提三角架，小A必小跑着紧跟，还执意帮着拿些小东西。小D的胸脯比平日挺得更高，十来公斤的摄像机头扛得稳稳当当，小K则笑容可掬，不厌其烦地回答小A那些提不完的问题，小B到底是大小伙子，沉沉稳稳背着录像机不轻易开腔。偶尔小K被小A问得无以作答，他才目不斜视地说上几句，小A立即转过脸去虚心倾听……有时我走了神就会暗暗地想：小A挺好的一个姑娘，不知小D和小K谁有福气？
白天忙了一天，晚饭后看完当日拍的毛片也就八九点了，一般不再安排集体活动，但小D小K和小A总能想出点新名堂热闹一番。周末晚上他们提议去“的士高”，小B说一上舞场就不会迈步，白长了这么高。我倒能混几下“慢三慢四”，可“的士高”是我的短处，于是装模作样说要整理稿子。十点多钟他们三人回来了，老远就一串笑声。原来除了小D参加过一期学习班，其余两人也是冒牌货。小B听了也不笑，似乎不经意地叹口气：“早知如此，我也不敢浪费身材了。”回到房间小A对我说：“看不出小B还挺逗。”
日子快快乐乐地过去，转眼就是半个月，拍片已近尾声。分手时我们忙着跟小A留地址留电话，小D小K还自告奋勇送她一程。唯有小B捧着本技术书好像看得很投入，但到底没忘了跟小A招招手。后来小A来找过我几回，依然清纯可人，小D小K也一直跟她有联系。独独想不到的是前些日子小B告诉我，他结婚了，新娘子就是小A，他大约也想不到，我曾有过错误的判断，如今惊喜之余未经认可就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半个媒人，并将此事列为多次出差的意外收获之一。
3.电话与我
上山下乡那会儿，我在海南岛边远的山区农场劳动了一年，从来不曾有过打电话的奢望。哪回能顺顺当当托人去场部寄封家信，就阿弥陀佛了。后来调到文工团，传达室有个通过总机转的电话，拨通一次很不容易。幸亏离乡背井，市内没几个熟人，不打电话也罢。大约是1976年吧，那天是我生日，大清早突然有人在楼下叫：“宋晓琪，电话！”我冲下楼抓起话筒，天！竟是广州男友的声音，说是天没亮便骑单车，跑老远的邮局等候了两小时才接通这个长途。当时我那个激动呀，一整天也没平静。不单为了爱，也为了世界上有那么神奇的东西使声音隔海相传。
想不到几年后我回了广州，小家庭也装了电话。刚开始虽不至于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但确实用得不多。毕竟家里有电话的人还少，不知拨给谁。别人要打来，又苦于下了班，公共电话少而排队的人多，能不打就省了。后来情况很快有了改观。广州的家庭电话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加之又添了不少公共电话站、磁卡电话亭，电话的优势便越发显示出来。
岂料好景不长，我们要搬家了。去电信局办电话迁移，手续极简单，填张表就完事。办事员递出一张受理编号，回答也极其简单：“等消息吧！”但这已足够让我心存感激，连声道谢，带着十二分的耐心静候佳音。我当然不会想到等了一年至今还杳无音讯。
没音讯也难怪。电话大增仍供不应求，迁移虽属优先，但据说我们居住的地区没线路，耐心等是唯一的办法。突然没了电话，回到家有种与世隔绝之感。有一晚朋友来访我们正说着话，她的BB机很坚决地响了几次，无奈只有下八楼四处寻觅，但公共电话站都已关门。第二天上班再复电话，才知道误了件急事。
没有电话也好，乐得清静。我很阿Q地安慰自己。但有时还是忍不住东想西想白日做梦。“梦”见市内各大报头版头条大书：“市民的福音”，内容是电信局明、后两日办理居民安装电话事宜，并于一月内安装完毕。于是报纸抢售一空，银行排长龙，电信局人头涌涌。一个月后，广州半数以上家庭喜通电话。再后来各款电话频频在电视荧屏上竞相亮相。电信局号召市民们踊跃装电话，广告反复回响：“家家电话在手，现代节奏，现代享受……”
不知何时美梦成真？
4.过年真好
过年真好。过年可以穿新衣放花炮逛花市，可以大块吃鸡大把吃零食大规模地走街串户探亲访友……虽说这是小孩子的见识，但我从来不相信只有孩子喜欢过年。因为我现在老大不小了，依然觉得过年真好！
那时还在读书，最有趣的是邀一帮同学互相串门拜年。这与扎着小辫牵着妈妈衣角，拘谨地走东家进西家，轮番叫那些不甚熟悉的远亲，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起码有种扬眉吐气长大了的感觉。这事儿往往放寒假前便有了计划，打好招呼定出路线。到了那一天，先是两三个为首的按时间地点集中，然后按路线拜将下去。小孩子照例无须送什么礼物，空着手空着肚子一家一家转照吃可也。每到一处，身为主人的那位同学自然有番张罗，将那油角蛋散柑橙苹果贺年糖果一字儿摆开，我们推让5秒种后也就风卷残云般地勇敢战斗。每离开一家拜年队伍就增加一位成员，这么滚雪球似地人马不断壮大，肚子也就渐渐塞得再挤不出空档。假如该去的人家都去了天还没黑，大伙便漫无目的地沿街闲逛。那时节口袋里有三、五元，就仿佛富翁一样满脸放光。好像什么都买得起，但终于也就每人吃一支雪批或嚼一串牛杂了事。分手时人人兴致不减相约来年再聚，也只有这时候才会忘记“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彬彬有礼地互道再见。每每回家后就发觉两脚灌了铅一般沉重，新衣服也不知趣地添了几块油渍……
再后来下了乡过年不一定能回广州，偶尔有一次机会便孩子似地欢天喜地。提一包花生番薯之类的土特产回城，然后一个传一个约好时间地点。同学之间，几位留城领工资的俨然成了东道主，掏腰包凑份子或张三家或李四处安排极简单的午宴，下乡拿工分的则享受免费待遇。集合时有车阶级一定骑自行车来并自告奋勇当车夫。每部车两个人，五、六部车就是一支自行车队。掌车的清一色小伙子，骑得又快又稳动不动就撒一串铃声，那真是十二分的神气。姑娘们在自行车后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心里却颠儿颠儿地乐。那时的年货实在谈不上丰富，衣裳也缺款少色灰灰绿绿，但毕竟都年轻，有几分茫然也并不叹气。晚上分道扬镳时大家不知怎么都有几分黯然，昏黄的路灯下不再约明年春节相聚，因为谁也说不准到时能否兑现。但小伙子已经懂得要送姑娘回家，而且谁送谁似乎也有默契。好几年后才知道，拜年队伍中有两对终成眷属，而且恰恰是按过年那天晚上自行车送人时的搭配。
前些年下乡的早已回城，未婚的也告成家。或许是都忙着选择职业打开局面搏文凭上夜校生儿育女敬老养老吧，竟有几年群龙无首，过年也没有聚会。平时通个电话或偶尔街头相遇，不过匆匆问候一下，想起来空落落地，觉得还是过年的时候最宜相聚。终于有当年的积极分子挺身而出，于去年春节前发出团拜倡议，结果当然是一呼百应，只是大家住得分散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挨家挨户“打秋风”，而是在适中地点择一人家定点团拜。如今肚子里油水多了，也不在乎吃些什么，不过人人提一包年货表个意思，要紧的还是那种团圆的欢悦和叙旧的乐趣。
那一日到的人意外地多。携妻从夫拖儿带女，挤满了老友家的三房一厅。见面时大人小孩你呼我叫很闹腾了一番。接着女人们便互相评论谁胖了谁老了谁还很光鲜。男人们有他们的话题，好像先是客套后来又扯开了国内外局势，顺带也就弄清了谁在哪个单位任什么职务，包括什么职称。不知谁来得最迟，惊讶地发现这位老友家的门前声威势壮地排着七、八辆摩托。粗略统计了一下，到场的客人中，竟有半数进入有摩托车阶级。一家三口一辆车，威风八面呼啸而来，再除去“打的”家族，骑自行车的倒成了少数派。当年“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老知青都说：摩托方便省时，“打的”呢，过年过节图个快捷高兴，花点钱也值。喝着生菜粥吃着萝卜糕，有人突然别出心裁地提议“下回过春节组织摩托车队挨户拜年，车夫和乘客原则按当年的自行车队成员搭配……拜完年摩托车队上白云山，疯个痛快……”顿时掌声欢呼声一片，全体通过了这项决议。
又逢春节。虽说过完年还得备奔东西，忙个不亦乐乎，但闲下来闭上眼想想，忍不住在心里说：过年真好。
5.没写成的遗嘱
不知别人第一次乘飞机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有些“绑赴刑场、慷慨就义”的味道？
出差的头一天，我几乎见到熟人就想宣告：“明天我乘飞机。”早晨离家时，偏又赶上黑云压城的阴天，更觉添了些“悲壮”气氛。与先生、儿子作别，我的声音不免有些异样，神情也分外庄重。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一样地微笑，微笑。我隐隐有那么点儿失望。
乘车去机场的路上，风雨交加，我又多了一层想象：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总不能只字片语都没留下……我的手立即伸进了口袋，糟！笔倒有一支，怎么就没带几张白纸呢！哦，别急，旅行包里有个采访本。还是先想想写点儿什么吧。我闭上眼睛沉思起来：“别了，我爱着的人们。”——就这么一句，又简洁，又抒情。只是先生看了作何感想？要是他对此产生了岐义，上哪去找我澄清事实呀！不行，重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