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旱涝交加
元佑四年（1089），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州，即出任杭州市市长。
东坡随身带了一位十五六岁的小书童，眉目清秀，伶俐乖巧，名叫高俅。东坡一行抵达杭州时，恰值仲夏七月天，骄阳似火，酷暑难熬。杭州大旱！昔日碧波荡漾、美如画图的西湖，被水草淤泥“湮塞其半”，西湖内荷花泛滥成灾。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美吧？然而任何东西一多了就麻烦，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季节过去了；满湖的荷叶泛滥。湖水变得很浅，西湖的泄洪、灌溉作用尽失，苦了当地的老百姓。
搬运行李的高俅，汗流浃背，浑身湿透。抬头看看西湖的的远山近水，宛若一个大蒸笼，叫人惹得喘不过气来。心想：有什么好？老爷说：“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西湖哪有那么好？！在高俅看来就像一个渴的要死，张着大嘴要水喝的干巴老头！又想，京城里那些公子哥儿们，现在正坐了太师椅，喝着凉茶，两边丫鬟摇着扇子，悠哉悠哉的，有多痛快!不行，不能做下人，总得想办法混出个人样来。
大旱之年，庄家颗粒无收。‘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百姓饿肚子，对于父母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杭州一向富裕，百姓们缺的是粮，不缺钱，“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室宇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杭州一带的居民，惯于住华丽的房屋，穿光彩夺目的衣着，而家里不储备余粮，十家有九家如此。富庶惯了，一旦遇到旱灾，受不了。和北方人相比，南方人的抗灾能力显然要弱许多，再加上平时的防灾意识又差，从不深挖洞广积粮，所以一有情况饿死得也就多。东坡心里明白，自然心如焚火。
市场上粮食紧缺，粮商们囤积惜售，价格自然越抬越高，然而人活着就得吃饭，粮价再高也有人买，于是钱越来越不值钱。粮食欠收，物价飞涨，七月份苏东坡到任时一斗米卖六十钱，十一月份已经涨到了九十五钱。等到粮商们的粮食都到了老百姓的肚里，百姓手中的钱也差不多都集中到了他们手里，这时政府的救灾粮终于下来了，大多数百姓饿不死了，可也一无所有一穷二白了，而一小撮富豪也在灾荒中诞生了。
看来这次赴任远没有当年做通判那么轻松，苏东坡一来马上就投入了救灾中。
苏轼决定把用来修葺官舍的钱，先买米赈济饥，又反复上疏，奏请朝廷减轻本路赋税，免除积欠，加大常平仓米的购入，以备饥荒。由于苏轼的反复请求，朝廷决定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赈饥，宽减上供米三分之一，并赐度牒三百道以助赈饥。结果米价渐落，元佑5年春没有人饿死。
但是，一些地方官吏无意恤民，专事献媚，看到元佑5年春没有死人，就立即报告朝廷，声称本年丰收，别无流民，要求收回度牒钱粮。
苏轼反驳道：“去岁灾伤之甚，行路备知，便使今年秋谷大稔，犹恐未补疮痍；而况三夏之交，稻禾未了，未委(不知道)逐路提转(提刑转运官)如何见得今年秋熟，便申丰稔?”他说，去年灾害严重，路人皆知；即便是今年秋收能丰产，恐怕也补不上去年欠收的大窟窿。况且，现在才三夏，秋收如何尚且未知，怎么就能断定能丰收呢？
五六月间，浙西数郡果然大雨滂沱，数日不止；太湖泛滥，庄稼淹没，六七月份米价再次上涨。“灾伤之势，恐甚于去年”。因为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年之灾，如病再发。即使病情差不多，但因元气早伤，便难支持。加之这年春夏之交，风调雨顺，家家典卖家当，借高利贷，负债以事田作，想夺一个秋季大丰收。哪知老天不长眼，现在淫雨风涛，把将熟的农作物摧折殆尽，“民之穷苦，实倍去岁”。即使这样，一些地方官仍忌讳言灾。秀州嘉兴县的官吏，因不受灾伤词状，以致踩死四十余人。苏轼却接连多次向朝廷报告灾情，要求宽减本路上供米，并高价收购常平米，以备来年出粜救饥。应苏轼之请，朝廷拨上贡米二十万石赈饥，置饭舍以待饥者；设药局，置病坊以治病者。元佑四五年的灾情，比熙宁八年的灾荒还要严重，但因苏轼救灾得力，使饥者得食，病者得医，米价未能暴涨，后果要轻得多，而赈灾费用也少得多。
东坡出任杭州之州，下车伊始，救完了旱灾救水灾，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常常顾不得吃饭、睡觉，餐风宿露，辛苦备至，人瘦了，脸黑了。小书童高俅，从来没吃过苦，既然老爷如此，自己自然也得跟着老爷忙活。心想，你看京城里那些老爷们，天天饮宴不停，夜夜笙歌不断，三妻四妾，仆人成群；不费吹灰之力，白花花的银子，使劲往家捞，真带劲。何苦想咱家老爷这样，累得要死，穷得要命！
这位小书童高俅，原名高毬，本是东京一个泼皮无赖、市井流氓，连他的父亲都容不得他，忍无可忍之下到官府告了他一状，结果，高俅被“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后来，高俅到淮西投奔了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世权；不料柳世权不想长期收留这个无赖。经柳世权推荐，高俅回到了东京投奔药商董将仕。董将仕也不愿收留他，便打发他去投奔苏东坡做了书童。高球虽然是个无赖，却也有其所长，就是提得一手好球。东坡就把他推荐给爷喜好足球的小王都太尉。这一次，高俅算是找到了知音，小王都太尉居然待他“如同家人一般”。不久，小王都太尉的小舅端王看中了高俅。自从高俅投奔小王都太尉之后，实际上已露出了发迹的契机，这时的高俅虽然还是一个帮闲者，但无形中已攀上了高枝，平步青云是迟早的事了。《水浒》作者别具匠心地在王都太尉和其舅端王的前面各加了一个“小”字，说明凡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小人，自然受小人的赏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个小舅端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即位的徽宗皇帝。徽宗是个足球迷，恰好，踢球是高俅的长项，所以东京人才称他作“高毬”。当然，仅仅踢一脚好球是不够的，高俅自有别的本事。且看他初见徽宗时的表现：先使个“鸳鸯拐”将恰好滚到自己脚边的球踢还徽宗，这一手令徽宗惊叹不已；然后，在回答徽宗问话时连忙“向前跪下”，继而又“叉手跪覆”，并且“拜道”、“再拜道”，恭敬得不得了。徽宗令他踢球，他便“叩头谢罪”，“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端王登基成宋徽宗后，半年间便提拔高毬为殿帅府太尉。高毬发迹了，便将“毬”改做“俅”。大概他觉得“毛”字旁有禽兽之嫌，改作单立人，便人模人样的了。
俗话说‘从小看苗’。纵然是一株小歪苗，遇到阳光雨露，也会长成一颗歪脖大树。既然能”，“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自然就成了徽宗的宠臣，这小子便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直到做了高太尉，高俅的发迹史也表明，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讨好巴结权贵是升官晋级的一大秘诀。“朝中无人莫做官，朝中有人好做官”，“若要做官，须找靠山；没有靠山，难若登天。”此皆至理名言也。这位爬到太尉宝座的高俅后来便成了《水浒传》无恶不作的恶棍。把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逼得走投无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