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政治漩涡
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等人的夺权运动不但进行得轰轰烈烈，而且是卓有成效。没过几个月，蔡确罢相，出知陈州，司马光接了他宰相的位子，还兼任着原来的门下侍郎。
关于司马光的能力，一向是各有说法，韩琦对他的评价是“司马君实才偏量窄”，是说才学偏于经史，气量窄，魄力不大。程颢的说法是“君实自谓如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病甚则非所能及”；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处理日常事务还算可以；力挽狂澜、开拓进取，就不行了。程颢这话说到了点子上，司马光是个清官，但绝不是个乱世救国的好手。“吾无过人处，但生平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这是司马光的名言。的确，他是正人君子，正如他只所言，自己虽无过人之处，但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坦坦荡荡，问心无愧的。
司马光在位时，德高望重，尽管反对之声不断，有他掌舵，还不至于大乱。1086年9月，司马光驾鹤西去。‘阎王不在家，小鬼乱打架’。北宋政坛，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城府不深、率性而为的苏东坡，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争论，本来是针对新法，苏东坡认为，应该辩证地对待新法，取其有益，去其有害，为民所用。比如，免役法，就有可取之处，应予保留。司马光则认为，凡是新法，都是劳民伤财，应当一扫而光。这使得一些保守派官员早就对苏东坡有看法，就像内部出了个家贼，既伤心又气愤，虽然没有完全把他视为敌人，也从“自己人”中开了出去；有人甚至把他当成了叛徒。
苏东坡做中书舍人时，从三月至五月，长达两个月时间就七次拒绝起草诏命；一些官员不能及时任命，因而前程被毁，这些人自然也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报复报复，反咬他一口。
在对新党人物的攻击上，回京后在中书省任右司谏的苏辙更像个急先锋，先后上疏弹劾吕惠卿、蔡确、章惇等人，结果吕惠卿被贬出京，蔡确、章惇被罢相。自然得罪了新党人士。
苏东坡一贯率性而为。按照轮值顺序，贬吕惠卿的公文，本该刘贡父拟制，苏东坡觉得特解恨，大呼说：“贡父平生做刽子手，今日才得斩人！”刘贡父知道他对吕惠卿愤恨已久，借口不舒服请病假溜号了，把操刀权让给了苏东坡。此举正合苏东坡之意，他快意恩仇，这篇制词写得“利如并剪”，迅速在全国传开了。本来的公事一下成了私人恩怨，吕惠卿和苏东坡算是结下了解不开的死疙瘩。
苏东坡做中书舍人时，完全是一副文人的潇洒之气。因为中书省的保密措施做得不好，公事经常有泄漏，领导急了，决定在舍人厅的后面筑一道篱笆，禁止与其他部门来往。这本来是一项无可厚非的保密措施，可苏东坡受不了这种约束。他从白居易文集中找到证据加以攻击。白居易说唐朝时各单位间都友好往来，“西省北院，新构小亭，种竹开窗，东通骑省，与李常侍窗下饮酒作诗”，同事间你来我往，推窗赏花喝个小酒作个小诗，多么融洽快乐啊。现在连本单位的各部门之间都不能走动走动，‘老死不相往来’了，实在是太可笑了。
苏东坡的做法，让中书省的同事刘安世越来越看不惯。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学生，司马先生教了他个“诚”字，刘安世铭刻在心，用了一辈子，他一生刚直不阿，敢于冒死直谏。刘安世做谏官多年，经常在金銮殿殿上当面指陈政令得失，有时言辞过于激烈，把皇帝说急眼了，皇上吹胡子瞪眼拍着桌子训斥他；这种情况下，刘安世就一声不吭的握着朝笏稍退后些；等皇帝怒气渐消，他又顶上前来接着争论。看皇帝火儿又上来了，他又退一点儿。这样拉锯式的论战，多的时侯能往复四五次，刘安世最终不让步，不屈不挠。往往把其他同事都看得一身汗，众人皆佩服他的勇气，送他个外号“殿上虎”。宋人王铚赞刘安世乃“言官之模楷，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他现在就要给苏东坡念点‘紧箍咒’了。
只要苏东坡不按章法出牌，刘安世总是搬出典故来制约他，一来二去的苏东坡很不高兴，背地里骂他说：“何处把上曳得一个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
这个“把上”是一种农夫耕田的工具，苏东坡骂刘安世是个乡巴佬、土包子，就知道按部就班，没有一点儿创新意识。刘安世听到后气得直打哆嗦，但却斩钉截铁地说：“就你苏东坡聪明能干，一点也不愿意受约束；可单凭才气就想变乱纲常，遇到我，没门儿，就是不可以！”
自此以后苏东坡和刘安世唇枪舌剑，磨擦不断。
当时朝中的官员，以北方人居多，多看不起南方同事，私下里说人家“闽蜀同风，腹中有虫”，把福建人和四川人都给骂了，苏东坡听说后气愤的反驳说：“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
刘安世冷冷的回了他一句：“书称立贤无方是没错，可得是贤者才立得起来，有些人本来就素质平平，怎么会不受土地风俗的影响?又怎么能树的起来呢？！”
一句话噎得苏东坡直翻白眼儿，能言善辩的苏东坡竟然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再见到刘安世就习惯性的翻白眼看他。刘安世见到苏东坡也是侧目而视，俩人互不相让。
元祐元年（1086）九月一日，司马光过世，享年68岁。恰巧当天是神宗皇帝的灵位入祖庙的日子，大臣们参加完这个仪式后才赶到司马光家，结果全被主持丧事的程颐给挡到了大门口，就是不让进。
程颐的理由是灵位入神庙是吉礼，司马光去世这个是丧礼，按照古礼，参加过吉礼的人不能在同一天再参加丧礼。
对于司马光的死，苏东坡本来就很伤心，看到程颐跟个门神一样杵在那儿更来气，领头往里冲。程颐指挥人拼命堵门，嘴里叫着：“子瞻你没读过《论语》吗？《论语》有言：‘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就是说，作为君子，在同一天参加了丧失，就不能再参加喜庆活动。
苏东坡说：“子曰‘日哭而不歌’，可没听说‘日歌而不哭’啊？”是的平时狡辩说，孔老先生是说，同一天，参加了丧事，就不再参加喜庆活动；可没说参加了喜庆活动，不能再参加丧事啊！你定理是不成立的。
玩“鸡生蛋、蛋生鸡”的斗嘴游戏，十个程颐捆也不是苏东坡的个儿，大苏一出手就抓了他个逻辑错误，程颐还傻在那儿琢磨，苏东坡早带人冲进大门去了。
来到灵堂，苏东坡不由悲从中来，和众人哭着祭奠。稍微静下心来，他发现一个怪现象，灵堂空空的，司马光的亲人一个都不在。一打听，原来这又是程颐的要求，因为按古礼，老人死了，孩子们应该哭得走不动道，都快不行了，悲伤至极，以致无法见客，这才叫孝子贤孙。如果站在灵堂前接待来宾，表明他还不够悲痛，孝心未到火候。
苏东坡简直要被气死了，骂道：“程颐真是燠糟鄙俚叔孙通！”
叔孙通就是帮刘邦制定朝仪的那位汉代大臣，“燠糟鄙俚”是庸俗低级的意思，这话就是说程颐是个没见过世面，不识大体的乡巴佬。虽然是灵堂，可来祭奠的官员听了苏东坡这话，还是忍不住偷着乐，程颐羞得满脸通红。
苏东坡这么一闹，固然解气，却没考虑现场环境，在隆重的丧礼上耍嘴皮子，总是不够庄重，无怪有人会说“子瞻，温公门下士也，闻其捐馆，不见有惨切之容，悼惜之语，而轻浮谑笑，无异平时。”你本来就是老先生的学生，他驾鹤西去，不见你有悲痛的表情，也没有惋惜悼念的话语，却只管轻浮地耍嘴皮子戏虐别人；在隆重的丧礼上，和平常一样，太不应该了！
如果仅仅是得罪一个程颐还不要紧，可怕的是作为理学宗师，程颐桃李满天下，祖师爷受奚落，自然会有门徒出来报复的。这一点苏东坡还是很清楚的，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他说自己“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词色，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苏东坡话说得过头了，其实程颐没那么奸，只是有些迂而已，他这样的人，只适合研究学问，比苏东坡更不适应玩政治。他们天生就是搞学问、做文章的，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料，何苦把自己推到政治漩涡的风口浪尖上呢？！
之所以大家越来越觉得程颐、朱熹这样的人假的出奇，说一套做一套。完全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自己弄错了一个概念，那就是“文明办”的领导未必最“文明”，“扶贫办”的主任未必最有爱心，自己掏腰包去“扶贫”；同样，写武侠小说的不一定是武林高手；搞思想政治工作的不一定思想高尚；道德文章做得好的，大都不是全国道德模范。
孔子孟子朱子程子等诸多子们所说的话大多是好的，他们做得大致也是不错的，但是千万不要把一条条的言论附会到他们的行为上，这是一种很幼稚的行为。别管是孔夫子所说还是程夫子所言，很多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而已；但他们自己不一定做的最好；甚至都不一定能做到。
城府不深、率性而为的苏轼，不但得罪了新党，旧党也把他当成了叛徒；忠于职守的谏官苏辙，把新党人士章惇、蔡确、吕惠卿等一一弹劾，让他们都滚出了京都。因此，苏家兄弟与新旧两党都积怨甚深；新党人士，尤其被革职受处分者，对苏轼弟兄，那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在这场政治漩涡中，哥儿俩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了。
结果如何？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