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与司马光
哲宗继位之初，太后垂帘听政。新党人物中，虽然李定、吕惠卿已被革职；蔡确、章惇等新党人物依然位居位高权大，旧党保守派人物司马光、刘挚、吕公著等，正从四面八方被调往京都，北宋历史上开始了保守派复辟的元祐时期。
十月，在司马光、吕公著等的推荐下，范纯仁、苏辙、朱光庭、彭祖禹、唐淑问等五人被正式任命为谏官。这事办得有点不合规矩，人都到岗上班了，高太后才向宰相大臣们询问，大家觉得这五个人怎么样啊？还能怎么样？众大臣都顺水推舟说，这五位能力、人品都出类拔萃，担任谏官，乃众望所归。
唯独章惇挺身而出，说这种任命谏官的方式违背祖制，既不合理，更不合法。如果是内侍所荐，这个先例绝不能开；如果是大臣推举，也不应该暗箱操作，要按规矩、找程序办事。怎么能连当朝宰相都不知道，就私下把人定了呢？简直是太过份了。
最后章惇发问：“既然搞得这么神秘，臣想知道是谁举荐这几位的？”
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坐不住了，站起来说明举荐原因。
章惇冷冷一笑：“原来是您大公无私的司马光老先生啊，你自然应该知道朝廷的回避法规。凡有亲属关系，或是其举荐的谏官，都该转徒他职。如今天子尚幼，太皇太后垂帘，更应该依法办事，您这位门下侍郎，特事特办的也太多点了吧。”
章惇，身材魁梧英俊，双目炯炯有神，头脑思维敏捷，张口伶牙俐齿，出言咄咄逼人，句句说得有理有据。把个干巴小老头司马光呛得无话可说，只得向高太后谢罪说范纯仁等人做谏官甚合众望，如果因为我的原因，臣愿辞职避位。
你是高太后眼里的红人，走得了吗？玩这把戏给谁看？章惇心中不屑，嘴里丝毫不让：“那也不行！司马光、吕公著，我相信你们是一心为公，举贤不避亲，可是如果此例一开，日后大家都跟你们学，恐非国家之福。”
在章惇的坚持下，最后范纯任改任天章阁侍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其他三人顺利做了谏官。
苏东坡有点看不下去了。双方都是自己多年的老友，苏东坡决定站出来做和事佬。一天，他私下找到章惇喝了场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讲了个故事给他听。三国时有个名人叫许靖，刘备很看不起他，认为他有名无实，没事儿就嘲笑嘲笑。法正知道了，劝他说别管虚不虚，人家许靖已经名传四海，老百姓不知道他的真假啊，若不礼遇，会以为我们贱视贤者。刘备接受了他的建议，封许靖为司徒。东坡对章惇说：“子厚啊，做人要厚道。司马光论年纪是你我的长辈，论资历是你我的老师，是个老老实实的厚道人；又是当今著名的社会贤达。我们不说要十分敬重吧，起码也得给留点面子。退一步讲，你就是不给他面子，起码也得给我点面子吧。不要动不动就对人家挖苦、嘲讽；当心叫人说你贱视贤者。”之后，章惇果然有所收敛。
司马光字君实，父亲名字叫司马池，任天章阁待制。司马光7岁时，已经像成年一样，听人讲《左氏春秋》特别喜欢，了解其大意后回来以后讲给家人听。从那以后，对于《左氏春秋》喜欢得爱不释手，甚至忘记饥渴和寒暑。司马光一生有两个闪光点：一是少年时砸缸救友；二是编著举世闻名的《资治通鉴》。一群小孩子在庭院里面玩，一个小孩站在大缸上面，失足跌落缸中被水淹没，其他的小孩子都跑掉了，司马光拿石头砸开了缸，水从而流出，小孩子得以活命。长安、洛阳的人将这件事用图画记载下来，广为流传。——这便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司马光砸缸’。无疑，司马光小时肯定很聪明；不然不会在小朋友中出类拔萃，鹤立鸡群。由于刻苦攻读，20岁出头便中了进士。后来成长为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然而，书读多了，难免迂腐。刚满二十岁时，生性不喜欢豪华奢侈，参加闻喜宴时，只有他不戴花，身旁的人说：“花是君王赐戴的，不能不戴。”他才不情愿地在帽檐上插上一枝花。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接近毕生精力编写《通鉴》。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司马光等，精心选材、严格考异、编写目录、完善史体、贯通加工、撰写附论，进行了艰苦的大规模编篡工作。他自己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
自从熙宁初年没斗过王安石离开京师后，十几年来司马光带着刘恕、范祖禹等一帮人在西京潜心编他的《资治通鉴》，发誓绝不再谈国事。可是，把满腔怨气都发泄到这部《资治通鉴》之中了。在《资治通鉴》中，历朝历代，凡是改革派，几乎都被斥为祸国殃民的“小人”、“奸党”，这其实都是“王安石变法”使司马光怒火中烧的。
“司马光砸缸”。美名远扬。再次回到政坛，他还是一根筋，举起手里的大石头，决心把王安石新法的坛坛罐罐，统统砸个稀巴烂；把被王安石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相对于闭门编书的司马光，苏东坡显然对新法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这十几年来，司马光虽然不是生活在真空状态，也是严重脱离社会完全脱离群众，一心钻在象牙塔里著书立说；而苏东坡不同，他一直生活在人民中间，既看到了新法的弊端，也亲身体会了新法对民有益的地方。况且，更何况这二十年来，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非昔比。所以，苏东坡认为，王安石的新法，并非一无是出，有一部分还是可取的。苏东坡对司马光说：“恕我直言，君实，我的感觉，似乎你专欲变熙宁之法，而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这样做固然痛快，却与民无益，甚至是有害，我的意见还是细察利弊，新旧结合的好。”
司马光一言不发。过了好半天，他看着苏东坡，忽然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茶越白越好，墨越黑越好；茶越重越好，墨越轻越好；茶越新越好，墨越陈越好。子瞻，你为什么偏偏同时喜欢这两样完全相反的东西呢？”苏东坡自然很明白司马光是想借这个“黑白分明”的故事，寓意新法旧政的不可融合，他一笑答道：“相公难道不知道吗？奇茶妙墨俱香。”
司马光虽然暗赞苏东坡脑瓜儿灵活答得妙，但还是坚持己见，要尽废新法，他和苏东坡争吵不断。这天，两个人又谈崩了。
在司马光的独断专行下，新法一件件被废，最后只剩了一个争议最大的“免役法”，考虑到它利国利民的好处，大多数人不同意废除。
元祐元年二月，新任宰相司马光请求废除免役法，改回原来的差役法。章惇上了封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折子，毫不客气的予以反击。这回他也不忍着了，在金殿上瞪着大眼怒斥司马光胡作非为，“它日安能奉陪吃剑”！
苏东坡找到司马光拒理力争：“不是免役法不好，而是如今的‘免役钱’越收越高，百姓承担不了，如果政府能少收点儿，不就皆大欢喜？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为什么不能扬长避短，加以改进呢？”
司马光觉得特不可思议：“免役法免役法，子瞻啊子瞻，看来你是中了新法的毒，！我不想再讨论新法该不该废，这根本不是问题，我最后说一遍，新法必废，一条不留！你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我说不过你，你要是有好的‘破新立旧’建议，咱们有话好说，否则就免谈了。”苏东坡说道：“我苏元祐元年二月，新任宰相司马光请求废除免役法，改回原来的差役法。章惇上了封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折子，毫不客气的予以反击。这回他也不忍着了，在金殿上瞪着大眼怒斥司马光胡作非为，“它日安能奉陪吃剑”！东坡也笑了：“希望相公也不要怪我不知好歹，忘恩负义。”
记得当年韩琦为相时，为了陕西义勇之事你曾五次上书，韩公不悦，你也不让一步。为什么今天你做了宰相，就容不得别人有不同意见？我苏轼连说句话的权利都没有了？难道你忘了昔日之事？”
怒气冲冲的司马光被苏东坡这么一问，感觉话说得有点过了，停了好一会儿转颜一笑说：“我不跟你争了，免得你说我官大一级压死人。”
司马光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求各地必须在五日之内全面废除免役法，完成“以旧换新”的工作。这个期限有点太紧了，大家都觉得不合情理，只有一个人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工作，那就是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他在五天内征集了一千多人。蔡京是司马光重掌大权后最欣赏的人之一，觉得他善于理I解上级意图，办事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