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刑的处理唐太宗特别慎重。贞观元年（627年）他就对大臣们郑重地说：“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十分珍贵。自今以后，死罪都经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及尚书、九卿合议断定，这样就可以免除些冤枉案了。”据记载，贞观四年（630年），全国仅有二十九人判处死刑。
贞观五年（631年），张蕴古被任命为大理丞。有一个叫李好德的人患有疯病，“言涉妖妄”，诏令下狱。张蕴古却以为这个人疯癫是有证据的，不应治罪。
太宗遂准备宽赦，而张蕴古即向李好德通风报信，并与之“博戏”，被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发现。太宗大怒，命令在东市将张蕴古斩首。过后，太宗对这件事非常后悔，对房玄龄说：“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由于我当时怒不可遏，即令处置”，“遂即决之，岂是道理”。于是下诏：“凡是有判死刑当立即处决的，皆须五复奏。”从此，这便成为制度。用制度来制约自己的威权，确保皇帝能够恪守律令，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从《北魏律》到《隋律》，都有处决死囚需“三复奏”的条文。贞观五年（631年）十二月，唐太宗进一步完善死刑审批手续。他对大臣们说：“死刑事关重大，为了避免杀错人，所以规定了三复奏。以前一天就能上奏三次，使人无暇思考，没有什么实际效用。”于是规定，自今以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要“五复奏”，即在处决前一日复奏两次，处决当天复奏三次；天下诸州三复奏。还规定，在门下省审核囚犯，有据法当死而情可宽恕的，要把奏闻记录下来。此外，为了突出审批案件的严肃性，唐太宗又规定行刑日宫中不奏乐曲，皇帝不食酒肉。
在处决张蕴古之际，大臣们竟没有任何人有异议。为记取这一教训，太宗还要求大臣经常提醒他以法治国。如对大理少卿戴胄说：“朕在执法方面有所失误，卿能够对其校正，朕又有什么担忧呢？”
全国最高的审判机关是大理寺，负责审理从刑部转来的各地疑案、死刑及中央百官的犯法案件。由于这一机构的职责关系着人的生死性命，从慎刑原则出发，唐太宗确立了大理寺官员必须精选的严格标准。戴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不但性刚正且才华横溢，又精通律令。贞观元年（627年），他就被任命为大理少卿。戴胄任此官后，犯龙颜，执法令，他判的案子没有一件是冤案或滥杀无辜的，而工作效率极高，审讯时引用律文，下笔如有神。大理寺卿唐临也是一个典型。他在任万泉县丞时在执法方面就有很高威信。有一年，有十余名年轻犯人关押在县中监狱，到春末时，虽及时降雨，可家里的土地仍没有耕种。唐临请县令暂放他们出去，县令最初没答应，后因唐临挺身担保，县令才应允。他于是和犯人约定，必须在春耕结束后立即回到监狱，这些人深受感动果然按时返回。唐临被提升大理寺卿后依然秉公执法，量刑准确。唐太宗为了尽量避免冤狱，有时还亲自到大理寺查问被判死罪的囚犯有无冤屈。太宗在唐临刚任大理寺卿的时候，就亲自查访，发现前任官所判的十几名死囚都在大喊冤枉，而唐临判处的一名死囚却默默不语。太宗很是惊讶，因为见了皇帝畏死喊冤是一般现象，默默不语实属反常，所以就问他原因。这一死囚犯答道：“唐大人断我死罪，一定不会冤枉，所以甘愿服法。”太宗赞叹良久，自言自语地说：“判刑断案能够达到这样程度就好了。”随后，唐临被太宗提拔为御史大夫，还亲自给他写政绩评语为：
“形若死灰，心如铁石。”唐太宗选取大理寺的官员十分慎重，并加以鼓励，对公正执法的作用无疑是很大的。
唐太宗还吸取了前代刑讯拷掠造成冤案的教训，将刑讯制度加以完善。《贞观律·断狱律》中规定，审案时必须首先详察讯查，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要对其进行六十大板的刑事处分。并进一步对拷讯也作了限制：对囚犯进行拷打不得过三次，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过他所犯法的数量；拷讯数满不承认罪状的，取保释放。此外，还规定法官滥用酷刑，拷打致死者，要以过失杀人量刑。体现唐太宗慎刑思想的这些法律条文，有力地减少了屈打成招、含冤而死的现象，是刑讯制度的进步。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皇帝凭着一时的喜怒而践踏法律是常有的。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也偶有出现。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总结教训，公开悔过。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唐太宗的执法慎刑的原则。
贞观元年（627年），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清正忠诚耿直，将他提升为大理寺少卿。当时很多候选官员都假冒门荫和资历，太宗命他们自省，否则就处死。没过几天，发觉了一些假冒资历的官员没有自省，太宗要杀掉他们，戴胄上奏道：“应当按照法律处以流刑。”太宗大怒：“你想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感情用事，法律则是国家用来昭示天下人的最大信用。陛下所以要杀候选官员，是因为气愤他们的假冒，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适宜，再根据法律来裁断，这就是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能够这样执行法律，朕就不必再担忧了！”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口若悬河，太宗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使得国内没有冤案。
贞观二年（628年），交州都督李寿因贪污治罪，太宗因瀛州刺史卢祖尚廉平公直，才兼文武，招入朝，提升他为交州都督。卢祖尚开始满口答应，拜谢而出。随后，卢祖尚考虑到交州路途艰险，又称自己有病而不去任职。太宗派宰相杜如晦宣旨劝谕道：“匹夫犹重然诺，卿不应该答应了朕而又反悔！”祖尚不听。太宗再次面见，晓以道理，可卢祖尚仍然坚持己见。太宗不由大怒道：“我派人不行，如何执政！”在朝堂斩了祖尚。不久，他后悔量刑太重，对魏徵说：
“前时卢祖尚违背了臣子之道，可是朕杀他也实在是过于暴躁了。这是朕的过失。”于是，太宗追复了卢祖尚的官职，并根据制度将他的后代门荫受官。
唐太宗能执法慎刑，也带动起一批勇于执法的官员。有的为守法不怕触犯龙颜。如贞观初，鄃县令裴仁轨私下里违法奴役门夫，太宗大怒，要斩了他。殿中侍御史李乾佑谏道：“法令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仁轨犯了轻罪却要处之以极刑，这是刑罚不当；若此，则天下人手足无所措。臣身为司法官，就应该依法办事。”太宗醒悟，免裴仁轨死罪，并提升李乾佑的官职。
更值得一提的是崔仁师审理冤狱，不考虑个人得失。有一次，一起“谋逆”案件发生在青州，当地州、县滥肆逮捕，个个带上枷锁。有谁能够在严刑之下不招呢？于是死囚填满了监狱。太宗令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去复核。到青州后，他一反原地方官吏的作法，将被捕犯人所带的枷锁除去，给以饮食，还让沐洗干净。
他以事实为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只将十余名魁首定罪，其余全部释放回家。复审结束后，崔仁师回京师奏闻。随后敕使受命前往处决犯人。这时大理少卿孙伏伽担心地对崔仁师道：“您平反了这么多人，但人情谁不贪生，恐那些死囚见同伴获免，不肯甘心，倒打一耙，您恐怕就有口难辩了。”崔仁师安然地答道：“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能为容身保位，明明知道他是冤案而不审理！
万一因本人才能不高，判案中出现失误，但能以我一人性命换十名囚犯之死，也心甘情愿。”孙伏伽听到这大义凛然的话，对其十分钦佩。而敕使到州再次审讯死囚时，死囚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崔公秉公执法，事无冤滥，情愿速死。”由于唐太宗执法慎刑，使他在执法方面威望极高。
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唐太宗将罪犯名单亲自过目，其中被判死罪的有三百九十人，一时动了怜悯之心，为了能让这些死囚和家人团聚一段时间，敕令将他们全部放出，定于次年秋季到京受刑。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九月，这些暂时放出的死囚都如期来到朝堂，没有一个人逃走。太宗对他们的诚信十分感叹，便下令赦免了他们。这件事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而它只能是公平执法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时期的法制健全，皇帝执法如山，以身作则，一般官吏也能清正廉明，依法办事，所以贞观时期形成了执法严明的好风气。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也不敢违法乱纪，侵欺百姓。
名家回眸
清代律学家吉同钧说：“从春秋末期李悝制订第一部系统法典《法经》六篇起，自秦汉以迄明清，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贞观律》承前启后对后世影响最大，最为后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