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专长中国文化史、明史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女士认为张居正改革的成功之道主要有四点：“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经过改革，帝国的局面已有了明显的改观。张居正数年的努力，给万历帝留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财政积余，南北两京及一些省份，都有相当数量的存银。这相对于隆庆时的财政而言，简直可以说是奇迹。张居正的理财能力，令人叹服。也正是有了这笔积累，万历皇帝亲政后尚能支撑住局面，大明朝也尚能经得起一番折腾。
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卷一），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
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首辅传》卷九）。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许多人在事过境迁之后，尤其是在明末时局日益恶化之时，才纷纷想起了这位权臣的种种好处，甚至盼望大明朝还能再出一位像他那样的人物来扭转乾坤。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
5、万历帝动摇了大明朝的根基
亲政以后的万历帝，也未尝不想有一番作为。他精神焕发，励精图治，俨然想成为一位臣民们理想的贤君。他对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亲自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互赠。他对于各种礼仪也颇为重视。早朝、经筵也十分讲究。他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诚意；同时，还策励臣工勤俭笃实。万历十三年（1585年），万历帝为解决长期的旱灾，曾十分努力地去履行祈雨的礼仪。在干旱炎热中，他亲自步行去天坛祭天祈雨，同时也破例让京师的臣民亲眼目睹这位年轻万岁爷的天颜。亲政之后的短短几年中，万历帝曾四次外出祭祀祖陵，不辞辛苦。因此，当时许多人都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寄予厚望。
看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人都知道，导致万历帝励精图治之心幻灭的，张居正的打击首当其冲。
“倒张”大臣们的不断凑陈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居正言行不一，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他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应，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些都是由趋奉化的佞幸呈送的。得悉了此项新闻，万历又感到十分伤心。这10年来，他身居九五之尊，但是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记录在册子上等待有钱以后再行兑现；他的外祖父因为收入不足，被迫以揽纳公家物品年利而被当众申饬。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从1582年的冬天到1583年的春天的几个月之间，皇帝的情绪陷于紊乱。（《万历十五年》之万历皇帝）
使万历消极怠工的另一个来源是“倒张”文官。万历皇帝在抄没张居正家产以后不久，就逐渐发现，在倒张的文官中，有不少人是出于私人恩怨，挟私报复，也有人是出于个人名利，其动机并不见得就冠冕堂皇。不过，在他看来，这些人虽然可恶，但并不可怕，也不难对付。令他感到可怕而且难以对付的，倒是倒张运动中的另一类文官。
这类文官，属于那种强硬而坚决、顽固又拘泥的道德型人物。他们有一套正统的道德和礼仪规范，并认为这是救世治国的惟一灵丹妙药。帝国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危机，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他们的那一套没有得到彻底的实行。因此，他们绝对不能容忍那些不合乎道德的言行。
本来，臣子们有一定分量的话语权，哪怕被当廷杖死，也要据理力争，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谏被杖死，庾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不怕被当廷扒下裤子，屁股开花，也要前赴后继的上疏，是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于敢于直谏即为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死谏可青史留名，也是气节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权，用在军国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满朝大臣，把精力耗费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
万历皇帝渐渐发觉他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自己的行为，只要稍有偏离之处，便会招致群臣们各种各样的反对。就像有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自己，令他感到压抑甚至是窒息。
万历帝选择的办法就是消极对抗，不与文官进行合作。他从万历十三年（1585年）起，就再也没有踏出皇宫一步，直到他驾崩后被扛着去定陵，前后达30余年之久。
期间他几乎不见朝臣，“帝深居久，群臣章奏率不省。独福籓使通籍中左门，一日数请，朝上夕报可”（《明史》列传第八）。大臣的奏章大多“留中”，不作任何处理。甚至连帝国最神圣庄严的庙祀，万历帝也不亲祭，而是派员代祭。帝国的政治中枢机构实际上处于半停顿状态。
他的这种做法，自然引起了大臣的不满，他们纷纷提出批评。万历十八年（1590年）春正月，有一位名叫雒于仁的大理寺评判，上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奏章，痛斥万历帝“圣体违和”的病因，就是酒色财气：
“我在朝做官已一年有余，仅朝见过皇上三次。此外只听说圣体违和，一切皆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自处理，讲筵也停止了很久。我知道陛下之病，是有病因的。我听说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
另外，“万历三大征”也加速了明帝国的衰落。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悍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明朝作为宗主国，自然出兵援助。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双方签订了第一次停战和议。但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丰臣秀吉又重启战火，明朝则再次出兵增援，但起初打得并不顺手。幸亏丰臣秀吉于次年七月病死，战局才开始有利于明朝。到年底，日军基本上被击退。朝鲜战争前后长达七年，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大大消耗了本已不强的国力。
其他两次征战，平定播州（今遵义）扬应龙之乱、宁夏哱拜之乱，也给明朝带来了不少麻烦。
张居正留下的那笔不小的国库积累，很快不能应付朝廷开支了。宁夏用兵，耗费180万两白银；朝鲜之役，军费开支780余万；播州用兵，也用掉近200万两。这还仅仅是军费开支。除此之外，皇室及宗藩的开支也是相当惊人的。万历帝为自己修建陵墓，花掉了朝廷一大笔银两。皇长子常洛及诸王子册封、冠婚用掉了900多万两，另加袍服之费270余万两。此外，宗室人口的激增（至万历四十年已达60余万），使朝廷每年要耗费大量禄俸开支。像这样的巨额开支，朝廷是无论如何难以承担的，国家财政也必然难以为继了。万历帝向全国派遣税监、矿使，搜括财物的做法，闹得沸沸扬扬。后来，他又变本加厉，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动荡。
皇帝既然如此，大臣们也自然要为自己的生计考虑。万历后期的吏治，败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时期的各级官员，似乎很少有不谋私利的。有些官员所积下的巨额财富，令人瞠目结舌。像出身贫寒且在当时被认为是清廉之至的东林党魁顾宪成，在其兄弟分家时，尚获得数千亩的田产。世风日下的程度由此可见，天下百姓日子的难过，可想而知。
朝廷的统治能力下降，朝廷官员之间的派性斗争却越演越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东林党是万历后期党争的主角。张居正以后，一批年轻官员，像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等，在朝中互相呼应，干预朝政，并小成气候。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京察之争中，顾宪成等人操纵吏部，罢免了一大批与内阁关系密切的官员，激化了矛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此后，朝中大权被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等掌握，人称“浙党”。但顾宪成等人也不甘寂寞。他们以无锡东林书院为中心，以讲学求道为名，裁量人物，讽议朝政，以天下清流自居，名动天下。
东林党与浙党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屠刀，很快就要架到他们的脖子上了。大明朝就是在这样的吵闹声中被动摇了根基。
6、万历神宗与努尔哈赤的较量
明朝“虽亡于崇祯，而实亡于万历”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明朝衰亡，后金兴起，“肇于是战”。万历神宗对后金的忽视，使其坐大；在抵抗满族的入侵上，又表现得很乏力。满族的兴起和强大，正是在万历朝。万历朝在辽东问题上的严重失策，以及万历朝中央政权的式微，是导致后来满族入主中原的直接原因。
明廷对待女真的做法，一方面是想借适度的军威保持对女真的弹压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授以官衔、给予贸易优惠（互市）等恩惠手段，来笼络住女真各部的首领，并由此间接控制住其所属各部。这一统治模式的关键，在于能否控制住女真首领。每年的冬天，明朝官军往往借“烧荒”的名义，深入女真各部，接见各部首领，赏赐各种物品，让他们在感受浩荡皇恩的同时，诚心诚意地替天朝出力，护边安疆。不难看出，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统治，能否有效维持，一方面取决于朝廷派驻东北的长官能否熟练而有效地行使这套驾驭之术，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女真部落能否长期安于现状，有没有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因此，其基础是十分脆弱的。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生于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赫图阿拉老城）一个女真贵族家庭。先辈从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始受明朝册封，官至右都督；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继任指挥。努尔哈赤25岁那年，建州女真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埒城城主阿太章系。阿太章系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努尔哈赤的姐姐。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埒城去探望孙女。明军攻破了古埒城，斩杀了城主阿太章系。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一并遭了池鱼之殃。
祖父、父亲被明军误杀后，努尔哈赤袭父职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经过三十多年的东征西杀，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58岁的时候，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成为“覆育列国英明汗王”。
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公开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所谓“七大恨”是：（1）明朝无故杀害努尔哈赤父、祖；（2）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建州；（3）明朝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强令努尔哈赤抵偿所杀越境人命；（4）明朝派兵保卫叶赫，抗拒建州；（5）叶赫由于得明朝的支持，背弃盟誓，将其“老女”转嫁蒙古；（6）明当局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垦种之柴河、三岔、抚安之地，不许收获庄稼；（7）明朝辽东当局派遣守备尚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七大恨”反映了满族对明朝的愤恨，成为讨明檄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七大恨”集中起来有两点：一是明朝历来对女真的欺凌和压迫；二是明朝一直反对女真统一，希望维持“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局面，以达到“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目的。
努尔哈赤亲自率领二万人马进攻抚顺。他先写信给抚顺明军守将，劝他投降。守将李永芳一看后金军来势凶猛，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后金军俘获了人口、牲畜三十万。明朝的辽东巡抚派兵救援抚顺，也被后金军在半路上打垮。努尔哈赤命令毁了抚顺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赫图阿拉。
消息传到北京，明神宗大怒，决定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讨伐后金。杨镐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才集中了10万人马。1619年，杨镐分兵四路，由四个总兵官率领，进攻赫图阿拉。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为了扩大声势，号称47万。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经过侦察，努尔哈赤得知杜松率领的中路左翼是明军主力，已经从抚顺出发打了过来，他就集中兵力，先对付杜松。
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从抚顺出发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杜松想抢头功，不管气候恶劣，急急忙忙冒雪行军。他先攻占了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山口；接着分兵两路，把一半兵力留在萨尔浒扎营，自己带了另一部精兵攻打后金的界藩城（今新宾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