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的当铺还用术语，代替数字的隐语。如"道子"是一，"眼镜"是二，"炉腿"是三，"叉子"是四，"拳头"是十。当铺在写当票时，多用草书、减笔或变化字，跟现在有些医院里的医生开的药方一样。
其功能一是写时迅速，一挥而就；二是行外人难以辨认、摹仿、篡改、伪造；三是防止不法当商来欺骗当户。
较大的当铺收金银首饰、古玩、字画等昂贵物品，一般当铺只收衣物等非贵重物品。但当铺一般不收来路不明之物，防止惹是生非。当铺不论收什么物品，一律写"破旧"字样。比如一般衣服，件件都写"虫吃鼠咬"字样。就是当物完整无缺的，也写"破旧"二字。如一件崭新皮袄，要写成"光板无毛"；一只金表，也要写成为破铜表。其目的是预防万一存储期间有所蚀损，可以堵塞当户争执。但当铺对当户的东西保管得特别经心，为的是到了死当（典当人没有能力赎当）时，自己多卖钱。
当铺内手续繁多。当衣物者到了当铺，先将衣物交给司柜看货定价，押金通常要低于衣物的一半。成交后由司账记上账，打包之后高声唱："收货入库。"然后付给收据，称为"当票"，上载明当物、抵押款数和时限。当期一般为六个月至十八个月，月利率高达二分五厘至三分。如到期不赎者，称为"死当"，由当铺转手倒卖。
每家当铺里都有坐柜和站柜两个人。坐柜，主要是为了在站柜与当户发生争执时，好打圆场。比如当户嫌给价太少，拿着当物要走的时候，坐柜赶忙起来打圆场。如站柜的说"拳头、道子"，意思是已经给十一块钱了。坐柜认为可以再加两块时，就用"拳头、炉腿"，暗示给十三块钱。总之，遇到值钱的东西，他们就尽量不让当户走开。
如果当户坚持要高价，双方不能达成协议时，他们便用当户识别不出的手脚，把当户的衣物等给整理好。其方法是：把衣服上身的一只袖子反叠，袖口朝下；裤子折三折；如是金货，就用试金石轻磨一下；如是金表，则将表盖微启一点。第二家当铺一看，心里就有数了，所给的当价，就会与第一家差不了多少。这样，当户最后还是只得用低价当出。
《大明律·户律》规定，"无论私债或典当财物，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年日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又如借款人违约不还犯罪"。"凡"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五两以上，违三月笞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四十。五十两以上，违三月笞二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五十，并追本利给主"。还如出借人的违法索债犯罪"。
"若豪势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债强夺去人孳畜、生产者，杖八十。若估计，过本利者，计多余之物坐赃论，依多余之数追还。若准折人妾、子女者，杖一百。强占者，加二等，因而奸占妇女者，绞。"典当铺是个一本万利的行业，各大商人，都有开当铺的意愿。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录》中称："当时南京的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贫民。"明代休宁人程锁在江苏溧水开当铺，坚持"居息市中"，"终岁不过十一"，"使得细民称便，争赴长公(程锁)"，他本人也从一个资本不大的典当商，成了"累资万金"的富翁。
3.人配衣服马配鞍
良久，只见李瓶儿梳妆打扮，上穿大红遍地金对襟罗衫儿，翠盖拖泥妆花罗裙，迎春抱着银汤瓶，绣春拿着茶盒，走来上房，与月娘众人递茶。
--《金瓶梅》第二十回二人看了一回，西门庆忽见人丛里谢希大、祝实念，同一个戴方巾的在灯棚下看灯，指与伯爵瞧。因问："那戴方巾的，你可认得他？"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认的他。"--《金瓶梅》第四十二回李瓶儿道："我的白袄儿宽大，你怎的穿？"叫迎春："拿钥匙，大橱柜里拿一匹整白绫来与银姐。""对你妈说，教裁缝替你裁两件好袄儿。"因问："你要花的，要素的？"吴银儿道："娘，我要素的罢，图衬着比甲儿好穿。"--《金瓶梅》第四十五回
俗语讲："人靠衣裳，马靠鞍。"曾几何时，服饰只是作为遮羞之用，可是随着社会发展，文明意识高度深化，物质生活空前发达，人身上的遮羞布也已经变成一种文明的体现，显示出一个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进程。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明朝中后期的服饰从生产、供销到消费诸环节都发生了与传统生活方式迥乎不同的异动倾向，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
服饰已经超出了它穿着打扮的实用价值，成为一个人社会地位、贵贱尊卑的标志。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提倡"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荀子·王制》)，西汉时贾谊又详细阐述了"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新书》卷1)的意义，所以，每个朝代的更迭中都会对本朝服饰做一番修整，成为一项政治工作。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
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伊始，就下了一道"悉命复衣冠如唐制"的诏令，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服饰的形制、质地和颜色都做了严格规定：士民皆束发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
两年后朱元璋觉得四带巾不尽完善，"复制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令士人吏民咸如式制服之"，又令"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丝绫罗，止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钱装饰，违者罪之"。
为了确保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洪武十三年(1380年)颁布的《大明律》特设"服舍违式"条，对于越级使用服饰的行为做出严厉惩处："若常服僭用锦绮、丝、绫罗、彩绣……及将大红销金制为帐幔、被褥之类，妇女僭用金绣闪色衣服、金宝、首饰、镯钏及用珍珠绿缀，衣履并结成补子盖额缨络等件，娼妓僭用金首饰镯钏者，事发，各问以应得之罪(即按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服饰器用等物并追入官。"朱元璋的服饰制度，建构起了明初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建构起了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服饰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的突出特征是单调、保守、拘谨、呆板。而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去朴从艳"、"僭拟无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明初以来的礼法道德秩序，则是其最重大的社会意义所在。
自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富商大贾不再甘于礼制的约束，凭借财势恣意享乐，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嬗变。作为商品经济新时代的开始，或者说具有改变传统社会生活模式性质的风俗变迁，是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的，万历时臻于极盛。
著名学者顾起元(1565~1628年)还以其亲身见闻概括了南京的风尚变迁："正、嘉以前，南都风尚厚为醇厚……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结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但是正、嘉以后的变化，如同风云际会瞬息万变，他借用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中的一句话来说明："今京师贵戚，衣服、饰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之甚矣。"进而感慨"近日留都风尚往往如此，奢僭之风在闾左，富户甚于缙绅"。
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的现象。在南直松江，"奴隶争尚华丽"，"女装皆踵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士宦漫无分别"。
万历时曾任吏部尚书的张瀚(1513~1595年)这样总结说："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准确明了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服饰方面的心态，成为今人研究明朝中后期服饰文化特征的不刊之言。
如内阁首辅张居正政治上锐意改革，生活上却极尽奢靡，"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工部郎徐渔浦，"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差错"。在这种价值导向之下，一般市民也竞相以奢侈，"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终于蔚为一代时尚，向明初确定的礼法道德秩序展开了猛烈的冲击。
朱元璋曾严厉禁止官民百姓服饰僭用龙凤纹，违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
明代官服中最具特色的是乌纱帽，乌纱帽翅因戴者官职、身份不同而各异。其形制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帽内另用网巾以束发。
朱元璋曾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文武百官视事办公的常服--团衫，其前胸后背均缀用金银彩线绣成的饰服，称为"补子"，其服遂名"补服"，以标识品级之高下。其中公、侯、伯、驸马绣麒麟、白泽(传说中能言、通达万物之情的神兽)，文官一品绣仙鹤翩翩翱翔，二品绣锦鸡安然漫步，三品绣孔雀冲天着地，九品则绣鹌鹑觅食草丛，未入流的杂职官绣练鹊。至于教坊司乐工，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红绿褡，常服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教坊官由于"近墨者黑"，亦被视为"有溷清流"。
然而这个严密的等级体系却在明朝后期被冲开了一个大缺口，"向闻教坊官绣补俱圆，其实正方，与朝臣无异，且亦衣练鹊如士夫"，甚至乐工的装束也是"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且得与朝会之列"。教坊司妓女由于经常出入交际场中，完全突破了只许穿劣质衣服的禁令，"娼优服饰侈于贵族"，并领导着时装潮流，新式新制，世间争相仿效："弘治、正德初，良家耻类娼妓，自刘长史更仰心髻效之，渐渐因袭，士大夫不能止。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特别是秦淮名妓的服饰，号称"时世妆"，更为世人所模仿。本来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贱民，如今却成了时装潮流的领袖，这当是明初肉食者们始料未及的。
朱元璋曾严格规定庶民百姓只能"服浅色"，不得穿闪光锦绮，首饰不得用金玉珠翠。但在明朝后期，大红礼服"以为常服，甚而用锦缎，又甚而装珠翠矣……寝淫至于明末，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
古代妇女由于社交活动相对较少，抛头露头的机会一般不多，封建政府的清规戒律对她们的约束往往不易奏效，这就使得妇女服饰的争奇斗妍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而且往往不顾经济实力，竞尚虚荣。时称"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于此尤难。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寝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明代以前，中国传统的衣服用料是丝绸和葛麻，分别为上流社会和下层平民所使用。宋元以来特别是明初以来推广的植棉业，在明朝中后期趋于兴盛，"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由于棉布具有产量高、纺织易、成本低、保暖性能好、结实耐穿等优点，而且印染缝制也简便易行，所以迅速成为最主要的服装原料。
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
四方平定巾是用布做的像长方体的帽子，又称方巾、角巾。明朝建国初年，做这种帽子的人，为了歌颂皇帝平定四方的功勋，所以命名为"四方平定巾"，是读书人、官家常戴的帽子。
明代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褙子、比甲及裙子等。衣服的基本样式，大多仿自唐宋，一般都为右衽，恢复了汉族的习俗。命妇朝见皇后，礼见舅姑、丈夫及祭祀时的礼服，由凤冠、霞帔、大袖衫及褙子组成。
比甲，即无领无袖的对襟马甲，本为元制，但北方妇女尤为喜爱，作为日常之服。从史料看，元代妇女穿比甲的不多，到明代中叶，才形成风气。比甲形似褙子而无袖，比后来的马甲、坎肩要长。
明代上襦下裙的服装形式，与唐宋时期的襦裙没有什么差别。襦裙在明代妇女服饰中仍占一定比例。上襦为交领、长袖短衣。裙子的颜色，初尚浅淡，虽有纹饰，但并不明显。至崇祯初年，裙子多为素白，即使刺绣纹样，也仅在裙幅下边一二寸部位缀以一条花边，作为压脚。裙幅初为六幅，即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后用八幅，腰间有很多细褶，行动辄如水纹。到了明末，裙子的装饰日益讲究，裙幅也增至十幅，腰间的褶裥越来越密，每褶都有一种颜色，微风吹来，色如月华，故称"月华裙"。腰带上挂上一根以丝带编成的"宫绦"。
明朝中后期服饰本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必然反映新兴市民阶层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明显的世俗性。这个时期的服饰图案在色彩上讲究鲜艳浓郁，构图方式则趋于豪华繁缛，将若干种不同形状的图案拼合在一起，形成了许多寓意丰富的固定模式，直截了当地展示了世人对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向往和追求的心态。
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大抵说来，质地由低廉朴素转向高贵华丽，颜色由浅淡单调转向鲜艳纷繁，式样由规整刻板转向新奇复杂，而且变换周期短促，极力追求时髦，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最丰富多彩的发展时期。
4.十五元宵闹花灯
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楼灯，见一片珠玑；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围锦绣。绣球灯，皎皎洁洁；雪花灯，拂拂纷纷。秀才灯，揖让进止，存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通判灯，钟馗共小妹并坐。师婆灯，挥羽扇，假降邪神；刘海灯，背金蟾，戏吞至宝。骆驼灯、青狮灯，驮无价之奇珍，咆咆哮哮；猿猴灯、白象灯，进连城之秘宝，玩玩耍耍。七手八脚螃蟹灯，倒戏清波；巨口大髯鲇鱼灯，平吞绿藻。银蛾斗彩，雪柳争辉。双双随绣带香球，缕缕拂华幡翠幰。鱼龙沙戏，七真五老献丹书；吊挂流苏，九夷八蛮来进宝。村里社鼓，队队喧阗，百戏货郎，桩桩斗巧。转灯儿一来一往，吊等儿或仰或垂，琉璃瓶映美女奇花，云母障并瀛洲阆苑。--《金瓶梅》第十五回
这是叙述吴月娘等坐了轿子，来到狮子街灯市李瓶儿新买的房子看花灯。"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关于灯市，书中这么一段极其繁华详尽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