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毛泽东致信张在晋：麓村先生：几次来示均敬悉，甚为感谢，遵嘱写下船山学社四字，未知可用否？此复，顺颂教祺。毛泽东二月二日
关于袁崇焕祠庙
5月25日，毛泽东给叶恭绰复信。内称：“近日又接先生等4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3页）
“上溯到二千年前去纪念
陈胜吴广，则太远了”
6月10日，毛泽东致黄炎培信。内称：“1840年是林则徐领导广州民众反抗英国进攻的那一年，即所谓鸦片战争的那一年，不是说陈胜吴广，先生记错了。中国现代的革命，首先和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故可以上溯到反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及广州的“平英团”，上溯到二千余年前去纪念陈胜吴广，则太远了，那是古代的农民起义，不是现代的革命。”（《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5页）
“我的老师也很好嘛”
9月26日，毛泽东在丰泽园宴请来自湖南的李漱清、邹普勋、张干、罗元鲲等师友。他请张干上座，自己坐下座，又把李敏、李讷这些孩子喊出来，介绍说：“你们平时讲，你们老师怎么好，怎么好，我的老师也很好嘛！我的老师，你们要喊太老师。”他的话把大家逗笑了。张干想到当年的学潮，终于向毛泽东说了憋在心头几十年的话语：“一师闹学潮那阵，我曾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啊！”毛泽东缓缓地摆了摆手，“当时我虎气太盛，要是现在这样学点猴气，就不会发动那场‘驱张运动’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这颗寸草是怎么也难报老师的‘三春晖’啊！”（《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第139页）
和包尔汉评论阿古柏政权
包尔汉到北京开会，见到毛泽东，两人从新疆的民族问题又谈到新疆问题的历史渊源，当谈到阿古柏政权时，他对毛泽东说：“我写了一篇论阿古柏政权的文章。”“噢，你怎么看？”毛泽东非常感兴趣地问。
“阿古柏政权是反动的，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这一行动应予肯定。”包尔汉说。接着，他就文章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毛泽东听得十分仔细，不时插话，提一两个问题。待包尔汉介绍毕，毛泽东问：“你能不能把文章拿来，让我先睹为快？”
包尔汉立即把那篇论文给毛泽东送来了。
毛泽东细细读了这篇文章，对于包尔汉客观公允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颇为赞赏，但是考虑到新疆刚解放不久，还有许多棘手的民族问题尚未来得及解决，特别是历代封建统治集团欺压少数民族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一时很难消除，而大多数人还不可能一下子超越历史在民族关系上所投下的阴影，客观地、历史地评价左宗棠驱逐阿古柏政权的意义，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很可能引起误会和反感。毛泽东见到包尔汉，诚恳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坦率地对他说：“你的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这篇文章，现在不宜发表。”
“为什么？”包尔汉不解地问。
“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人会不同意。”毛泽东看了一下包尔汉的反应，继续说：“对的事情不一定能够马上办，要等待时机，时机成熟了办，效果会好，否则，好事可能办糟，就像我们在民族地区开展土改工作，哪个地区怎么改，何时改，要根据各个民族地区不同情况，等待条件成熟。最近我看到关于新疆牧区民主改革的材料，开始我们的工作好像急了点，出现了问题，现在调整了纠了偏，群众满意，牧主也能接受，工作就顺利了。我们并非不想彻底清除牧区旧经济制度，但是条件不成熟，时机不到就不能做，不然就会事与愿违。你的文章也是这样，观点正确，但是发表要等待时机。”
毛泽东又就文章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与包尔汉磋商。每次，他都认认真真地听完对方的意见才谈自己的看法。两个人探讨得入情入境，不知不觉彼此都走进了对方的精神世界。最后，毛泽东高兴地向包尔汉建议道：“这么好的题目，可以写得更丰满一些，把你刚才一些好的分析补充进去。”
“我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这篇文章不过是我的一得之见，得到主席肯定，更增添了我的信心，我回去一定把它补充、修改得更完满一些。”包尔汉显得有些激动。
后来，经过补充和加工，这篇文章终于在1957年以单篇正式出版，书名叫《论阿古柏政权》。（《万方奏乐》第111～113页）
唐代宗很会处理家庭矛盾
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观看山西晋剧团《打金枝·劝宫》后，对扮演唐代宗的丁果仙说：“你扮演的唐代宗这个人，虽然在建功立业上没有什么作为，但他很会处理家庭矛盾。这一点，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也应当学习一下啊！”（纪丁《女中“男儿”丁果仙》，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69页）
考察济南谈济南地灵人杰
10月27日，毛泽东考察了济南。据毛泽东卫士李家骥回忆：毛泽东在罗瑞卿、许世友陪同下进行了参观。“你们知道山东、济南怎么来的吗？”毛泽东和大家闲聊时问道。大家虽然知道，今日山东和济南的地理位置和当前的一些情况，要说具体历史就不敢说话了。
毛泽东见大家没回答，便讲起历史来：
山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生息的地方，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建都‘毫’，在今天的曹县南。商的始祖契曾在蕃，也就是今天的滕县住过。商代早期的活动在今天山东的西部，河南东部。契传到孙（相土），势力达到今渤海一带，定都‘泰安’。商也曾在泗水建都。直到商第二十代君王盘庚时迁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阳。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加强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控制，进行了大分封。在山东地区分封了曹、滕、齐、鲁等国。但主要是齐鲁，这就是山东也叫齐鲁的原因。齐国的首领就是姜太公，鲁国的首领就是周公的长子伯禽。
齐鲁古时候还称‘邹鲁’或‘齐青’、‘山左’。齐鲁又因在太行山以东，所以古代‘山东’有时指齐鲁，但有时山东的概念比齐鲁大。到战国时期，只剩七个大国争雄了。人们以函谷关为界，西边的是秦国，东边则是山东六国。
“山东，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政区名称，是从金代开始的。山东这块富饶的土地养育了炎黄子孙和众多的名人志士。据说三皇五帝中的舜帝和大禹都曾生活在这里。孔子、孟子、左丘明、孙武、孙膑、诸葛亮、王羲之、黄巢、李清照、辛弃疾、戚继光、蒲松龄等，都是山东人，他们为山东争光添彩，也为中国历史做出贡献。”
毛泽东又耐心地有板有眼地讲起济南：
济南也是个古老的地方。
为什么叫济南？原来古代这里有一条大河，发源于河南王屋山，从山东半岛入海，名叫济水。古时候济水、黄河、淮河、长江并称中国四大江河。后来，济水上游发生变化，下游叫大清河，但仍称为济水。清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河水流入大清河夺河床入海，以后并称为黄河，济水的名称也就没有了。现济南北郊的黄河，就是古代的大清河，用的就是济水的旧河床。因为济南这个地方在济水之南，所以从汉朝起就叫济南。汉代的济南国所在地叫平陵城，就在今济南市东郊龙山镇东北。西汉时，济南一度改为郡，后又复国。曹操曾任济南相。
到晋朝，济南郡的治所才由平陵城转到历城，就是现在济南市内的旧城区。现在济南市区从此才正式成为郡所在地，经扩大修整成为初具规模的中等城市。而原来的平陵城逐渐衰颓。
东晋时济南郡隶属青州。隋文帝时，济南改为齐州，不久又改回来，唐朝济南属于济南道。宋朝把政区分为路，济南属京东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出任齐州知州，对城市建设有过卓越贡献。明朝初年在山东设省，省会在济南府历城县。而后济南一直是省会城市。”
毛泽东又点了一支烟，继续说：
“济南自古以来，就是交通枢纽、北方重镇，也是文化名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发生在济南南部，她哭的是齐长城，不是秦长城。大诗人杜甫、李白、苏轼等都来过济南。而辛弃疾、李清照、蒲松龄则长期生活在这里。所以济南自古就有‘诗城’和‘名士多’的美誉。”
毛泽东来到“第一泉”时，他问：“你们知道这泉水古代叫什么名字吗。”有位地方同志说：“泺水！”“对。”毛泽东说，“据《春秋》记载，在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和齐襄公曾相会于泺，就是这个地方。泺，是个水名，这是两千六百多年前的事了！”接着毛泽东又看了漱玉泉，这个泉是为了纪念词人李清照的。毛泽东看后，称赞李清照，不仅词写得好，而且很有爱国思想。
毛泽东看完历下亭，便前往斜对岸的北极阁。他对北极阁看得很认真，还风趣地说：“我们来到王耀武的指挥所了！”登阁远望，全湖风光尽收眼底。毛泽东与身边同志议论说：这北极阁又叫真武庙，是道家的庙宇。据说，在金元之际，济南道教兴盛，全真教的祖师丘处机就曾在济南传教。这个北极阁建于元代，上下有百级石阶，内有真武帝塑像。（《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148～1149、1153页）
10月28日，在南丰祠，毛泽东讲它的来历：南丰先生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时任齐州太守期间，剪除豪强，倡修水利，人民为纪念他而建祠祭祀。（吴晓梅《毛泽东视察全国纪实》，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0～21页）
同日毛泽东利用来山东视察的间隙，乘游艇游览大明湖。山东分局统战部副部长李宇超当导游。
毛泽东指着北面的古建筑群问李宇超：“那些建筑叫什么？”李宇超回答：“那是张公祠、南丰祠。”一听到张公——张曜，毛泽东兴奋而又风趣地问大家：“张曜怕婆子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一问，把同志们都引笑了，都说不知道。这时，毛泽东给大家讲张曜的故事。毛泽东讲了张曜从一名雇工升任山东巡抚的过程后告诉大家，张曜不识字，靠他的夫人办理公文。张曜刻了一块“目不识丁”的图章带在身上，作为自勉，虚心向自己的夫人学习。通过苦读，能通文晓史，写出一笔好字。（《毛泽东轶事大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5页）
“应当再拜访一下孔老夫子”
毛泽东路过曲阜，参观了孔庙。
据李家骥回忆：许世友向毛泽东介绍山东的文化古迹时常说，“到山东不看孔庙不好。”毛泽东当时不假思索地说：“对，应当再拜访一下孔老夫子。”
10月28日，毛泽东吃过早饭后，罗瑞卿请示是否还看几个地方。毛泽东说：“不看了，我们走，我们到曲阜看孔夫子去。”
曲阜，孔子，毛泽东并不陌生。在南行的专列上，毛泽东与罗瑞卿、许世友谈了在济南的感受。
毛泽东又为大家“讲课”了：
“你们知道曲阜怎么来的吗？据东汉应劭解释：‘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曲阜城东有一座土山名叫防山，如‘原’高于地面，它和《释名》这部书上‘上山日阜’的说法近似。大概这就是‘曲阜’二字的由来。”
“曲阜的历史很悠久。曾是6个国都所在地。”他边说边打了手势。
“据说，最早来到曲阜的是神农。神农都陈，后徙曲阜。这位神农就是炎帝，他是黄帝的兄长，我们常说的炎黄就是指这二人，相传炎帝继伏羲为帝，在位60多年，后让位给黄帝。他住的地方叫‘犁铧店’，不知现在是否还有这个地方了。据说少昊是黄帝的儿子，为嫘祖所生，初降居青阳。黄帝逝世后，公推他继位，迁到曲阜，帝于穷桑，就是现在的寿丘。少继黄帝之志，使这个地方发展很快，于是曲阜成了‘少昊文化’的中心。有‘少昊之墟’之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后来出现了‘奄国故都’的称号。奄在商代长期为王都，到周初，因支持武庚的叛乱，被灭。史书上称为‘灭徐践奄’。商朝到盘庚时，都城由奄迁到殷，即今安阳。
“‘灭徐践奄’后，为了征服东夷的战略需要，在曲阜筑鲁城，与‘成周’（即洛阳）成犄角之势，周王朝封周公于鲁。因当时中央离不开他，就命周公的儿子伯禽在这里建国，他就是鲁国第一位国君了。曲阜作为王都前后有700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
“过一会，你们看孔林、孔庙、孔府就知道了。”
听了毛泽东概括性介绍，大家对曲阜和孔夫子有了个初步了解。这对大家能看懂孔庙起了很大作用。
在孔庙主体建筑大成殿前，毛泽东肃穆仰视了片刻说：
“‘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这里，孟子把孔子和几位先圣先贤进行比较，找出了‘圣’之所在。伯夷，因反对周武王消灭商王朝，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孟子谓其‘清者’；伊尹，是商初大臣，辅助商王太甲，因这位王破坏法制，被他放逐，代理其政，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孟子谓其‘任者’；柳下惠，是春秋时鲁国大夫，以学习讲究贵族礼节而著称，齐攻鲁，他派人到齐劝说退兵，孟子说他是‘和者’；只有孔子集先圣先贤之大成，是圣人中最适合于时代的人。他把孔子推到了最高境界。”
他边走边看对旁边的人解释说：
“由于孔子的思想比较符合统治阶级的胃口，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与孔子同代人鲁哀公就尊称孔子为‘尼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学取得统治地位，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唐高宗称孔子为‘文宣王’。宋朝加号孔子为‘先圣文宣王’。元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朝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而后他幽默地说：“孔夫子年年有进步，代代都加封啊！”
孔府，就是“衍圣府”，位于曲阜城中，孔庙东边，是孔家嫡长孙居住的府第。
快离开孔府时，好像毛泽东还向当地领导打听了现在孔家后代的情况，说了些注意政策之类的事。
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陪同的当地领导向毛泽东介绍说：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把他葬在鲁城北泗水之上，那时还是“墓而不坟”，就是高土堆。到了秦汉时期，坟增高了，但只有少量的墓地和守林人。后来，随着孔子的地位提高，孔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这个孔林确有特点”，毛泽东边看边赞叹道。当地同志继续向毛泽东讲解：
“孔林作为一处氏族墓地，两千多年来葬埋从未间断。这里有春秋之葬、秦汉之葬，每个朝代的墓葬都有。”
“这个古墓群，不仅中国独此一家，大概全世界也找不到啊！研究中国的墓葬文化，不用到别的地方，这一处就够了！”毛泽东感慨道。
在孔子墓前，毛泽东等人认真看了墓前的巨碑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当地同志说：“这是明正统八年（1443）黄养正书。墓前的石台初为汉修，唐时改为泰山运来的‘封禅石’筑砌，清乾隆时又进行了扩大。”
在回来的路上，毛泽东与随从人员还议论到了孔子后人、大剧作家孔尚任和他的《桃花扇》。毛泽东说：“孔尚任在写《桃花扇》时，书案上常放一把扇面上有桃花的曲阜‘鲁缟’扇，每当揣摩剧中人物，他总爱抖开桃花扇边扇边思考，有一天，孔尚任族里的孔尚镁前来拜访，见他大风雪天，还摇着那把扇子深思冥想，赞叹道：尚任真是如痴如醉啊！据说孔尚任为这部名剧三易其稿，呕心沥血17年！”（《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160～1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