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农村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里，一个小小自然村，二三十户人家，年纯收入上百万元。
去年，全镇股份分红最高的是旱塘村，每股分红六千元。最低的村每股分红三百元。原因多样，有的要先清还贷款，有的股东愿意用来扩大生产，有的却先用于社会福利投资。反正经股东代表大会讨论，按民意办是了。
比如六约行政村，285户人，1288人，有132间工厂，去年纯收入三百多万元。它下属有四个自然村，去年股份分红最高的龙塘村，每股分三千元。最低的深坑村，每股分五百元。
我们看望了龙塘村的廖石养，五十多岁，身体健壮。他妻子贤淑厚道，一个勤劳的农村女人。然而，两口子过得并不顺心。中国的运动项目大多是阴盛阳衰，这已引起世界的瞩目。当然也遭受神州的非议。这一阴阳效应落在廖石养妻的身上，那真是痛苦莫名。她进门，像下猪仔似的，一连生下了五个女儿。也许生得厌倦了，就没再繁殖下去。后来两个女儿长大，婷婷玉立，先后招了赘婿。顿时，一家添了两个阳性，合共九人，生活倒也融洽。这回石破天惊，股份分红，廖石养一家子分到了二万七千元。还有工资收入三万多元。生活过得光鲜得很。
“真是男女都一样！”人们微笑地把目光停在廖石养股份分红存档上的长串数字上。
麻地村去年股份分红每股二千五百元。王连娣一户连半劳动力在内，分到一万七千多元。她笑眯眯地说，天空越来越光亮，日子越来越好过！
我想，四十年前农村中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形象：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短短的几年里，早已超过了。
我没去探究过时下农村的流行形象。但只消看看全镇人均存款7878元，便可以想象出同四十年前理想形象的差距了。我走过的村子不算多。但我发觉与我谈及万元户的时候，人们常常报以平淡的一笑。他们悄悄地对我说，万元户现在算不上富户了。
我这才又到四联村去。镇办公室潘伟告诉我，他才下来包队。四联在镇上算中等水平。到了村委会。双层楼房。简洁朴实。当然比不上六约村府大楼的堂皇气魄。村干部正忙着下自然村去。办公室里清静得很。
村党支书何仕珍，五十岁。眉清目秀。看去像个工程技术干部，他1975年当支部书记，是个老支书了。他对实行股份制说了好几条好处。一句话，体现了群众当家。全村174户，704人。去年全部还清了贷款350万元。每股分红仍有一千元。分红最高是他住的茂盛村，每股分1500元。我说到他家里瞧瞧。他欣然答应了。
从村委会沿着水泥公路往右拐，没一会儿，就到村口了。一个27户人家的小村庄。村里新楼房林立，东一块，西一堆，显得有点零乱。由于开始时没有个规划，接着来是越建越杂乱了。何仕珍不好意思地说现在只好另辟个新村了。
他仍在老居里。新房还未竣工。说是老屋，其实是在1980年建的，传统的农村格式，实用但显得古板。他母亲高龄八十了。最近从香港返来居住。老人在那边已成累赘之物。回来之后，老人家自己住一套房。老人怪僻得很，门口都用绳子横着，放了两张木背靠椅子，谁也不让进来。地板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她老人家天亮起床，梳洗完毕，便穿上双面运动鞋，拿着根手杖往外面走。步履矫健。回来喝口茶，又往外走。闻声我们到来，她走过来招呼一声。却木然地望了望。大概白内障网膜过厚了，她只模模糊糊见个影子罢！她显得颇清醒，对我说，“家里吃住行样样都好！”她仍然把村里看作自己的家，落叶归根。我想，要是当年像眼下这个样子，她老人家也不会思返的。何仕珍当然高兴母亲回来。反正家里有的是地方，让她随心所欲好了。
之后，何仕珍领我们去看他的新房子。果然漂亮新潮。四层洋楼。琉璃檐口。铝合金窗。外墙都装修好了。正忙着室内装饰。目前，建筑业淡市。这样一座漂亮楼房才用去二十万元。他家七口人。大儿子已娶媳妇。四个全劳动，三个半劳动。去年股份分红每股1500元，一家人合共分到8250元。今年的分红预料会更多些。因为去年已全部清还了贷款。这些收入只占他家收入的一部分。他妻子当工厂会计，儿子媳妇都当了厂长。四个人月薪合共1600元。年收入一万九千二百元。再加上些家庭副业收入，生活是富裕的。
这富裕还是近两三年的事。股份制前自然村都没有分红。一来忙于投产，二来得付贷款利息。去年，他们下狠心先还清贷款。今年一身轻松了。村人都感觉得到集体经济的凝聚力了。
出了门口。前面就是村办的幼儿园了。这里，最漂亮最帅气的建筑是学府和幼儿园了。镇妇联主任严杏英脸露喜悦地告诉我，全镇办了六个幼儿园，全日制。横岗、宝安两个村子靠近镇上，孩子入镇幼儿园。这就是说村村都解决了孩子入托的大事。
何仕珍带我们看了四联幼儿园。
邹官和陪我们探望了六约幼儿园。
“那一间办得好些？”我问严杏英。她说：“要说规模六约大一些！”
这里，我只说说六约幼儿园好了。
这是一大片开阔的绿茵草地。崭新的灯光球场南面，有一座玲珑雅致的两层楼房。白玻璃马赛克，宛如一座白宫殿。入院子大门，我们走了近五十公尺，穿过长廊，漫过球场，到处都整洁得很。看不见一片纸屑果皮。我有失礼貌地径直走向厨房。地板洁净。白瓷墙锃亮。锅台一尘不染。冰箱、电开水炉都抹拭得光光亮亮。即使在城市里也很难看得见如此洁净文明的去处。
邹官和说，幼儿园去年才落成。面积一千平方米。用去了五十万元。在园儿童80人。有四位老师，两个工人。目前，村里买了两辆大巴士，一辆接送学生，一辆接送幼儿。保证往返安全。
邹官和陪我们看了课室，幼小班。孩子们都坐着听老师讲故事。听入神了，看见我们站在门口，连小眼睛也都不眨一下。周锦廷微微一笑说，“这一代生活幸福了！”
走上二楼。幼大班课室。孩子们在练习舞蹈动作。看见我们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一双小手，喊道：叔叔好！老师是个小姑娘，竟羞怯得低下了头。比不上孩子大胆开朗。我故意上前问她贵姓，哪儿来的？她眼也不敢抬，咬着嘴唇在笑。后来幼儿园罗园长告知我，她是博罗县的，姓邓，幼师毕业。临走时，她才抬起头来望着孩子。小生命们却早在挥动一双双小手，喊叔叔再见。
这时候，一个穿着白T恤短裤的男孩，悄悄地睨视着村长。那眼神羞怯中显出几分强烈的祈望。邹官和小声对我说，“这是我的孩子，五岁。”我望着这漂亮的小孩，这才发觉他们穿着得都很整齐清洁，时尚新潮。个个睑色红润，天真活泼。我坦率地说，尽管是只生一个，但这里幼儿的衣着比城市里还漂亮洁净。同往昔的污头垢面的农村穷困形象相比，天壤之别。罗园长又领我们去看卧室。漆淡绿色的小睡床排列整齐，一人一床。比深圳市机关幼儿园两人头搭尾的睡一床要舒服得多。空气对流清新，地方整洁。我问罗园长，你念幼师专业的吗？她说，读了函授。后来才知道她调来前在紫金县城任幼儿园园长多年。难怪这里处处洁净。
邹官和眉宇间露出喜悦。他妻子在工厂。母亲照顾孙儿，处理家务，忙不过来，孩子上了幼儿园，家里清闲多了。母亲也没那样劳累。况且，孩子在园里学会了唱歌，认字、算术和舞蹈。农村孩子受着如此正规的幼儿教育，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回吧！
说着，园门口已停着一辆崭新锃亮的接送上下幼儿园的大巴士。司机坐在有空调的驾驶室里等候着。我望着长廊粉墙上手绘的四幅儿童壁画：春夏秋冬。我眼前呈现的却是明天的早晨。
邹官和告诉我，村里幼儿园、上小学、中学都是免费的。所有费用都由村上支出。
说到这里，我记得镇妇女主任严杏英有不同见解。全镇共六个幼儿园，入托儿童504人。该入托都入托了。老师37人，大部分经幼师专业毕业。因此，师资质量说得上规范了。至于入园收费，百花齐放。有免费的；有象征性收15元的；也有只收伙食费的。人们大概都想着去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严杏英认为应该收费，而且不要低收费。比如每学期一二百元。这可以补充幼儿园的经费开支，又令家长们对幼儿园有个责任感，共同关心办好幼儿事业。重要的是每个家长都负担得起这个开销的。我想，她说得也有道理。该那个办法好，大可由董事长议论出个方案。可以肯定，这比城里幼儿园收费每学期六百元甚至过千元，是通情达理得多了。
我顿然萌发出个念头，随着集体经济的富裕，农村逐步城市化，它的社会福利会比城市更显示出中国特色的优越。
大巴士要离开了。孩子们从车窗朝我们招手。
我心房一震，这才真正地感到祖国花朵的幸福美丽。
周锦廷停下来，对村长说：“游乐玩具太少了，得添置些。”他望了一眼东面的一片空地说，“还可开个游泳池嘛！”
他又在想着自己要想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