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过天晴。气温又回升了。
1986年。复苏伊始的经济市场显得青春勃发，生气盈盈。港商络绎不绝地进来横岗设厂。横岗恰正吃着了这个机遇。建好了的厂房一下子供不应求了起来。
周锦廷压在心上的大石块这才放了下来。
风正帆悬。1986年，1987年，以至1988年，经济市场一直兴旺。可以说是横岗的黄金时期。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词。我粗粗地计算了一下，眼前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色彩斑斓的壁画。
在这五个春冬的日子里，横岗设立了五百多间工厂，平均三天半建立一间工厂。建了80万平方米厂房，平均每日建筑厂房面积达438平方米。全镇人平厂房面积80平方米。我想，无论从厂房面积，或建设规模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
当我停立在横岗大厦的天台上，举目远眺，十里长街，绿荫浓浓，厂房星罗棋布，井然有序。顿时心情舒畅极了。然而，在兴奋之余，情不自禁地想念起创业的艰难起步。历史的扉页留下了横岗人的足迹。
这是一场迟来的特殊的工业革命。工业文明终于在这个边陲小镇引起了震撼。
当邻近县市又重新响起了兴建厂房的鼓点，横岗早已厂房林立，灯火璀璨。人们从历史起步的差异，和机遇捕捉的胆识里，终于认识了周锦廷的价值。
然而，横岗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价值，依然像掩埋在煤堆里的金块一样，还来不及被人们所发现。
历史常常是这样！
在横岗的兴隆畅想曲里，我偏又感到淡淡的悲哀。历史往往是幼稚的，不幼稚也许不成为历史。周锦廷之所以可贵，在于他认识这历史的幼稚，而且还在这幼稚中不断地验正历史。今天，我们何不冷静地去回味一下这段令人含泪发笑的历史呢！
1984年，美国协调相机厂在横岗落脚。
人们惊讶了。这一间世界第二大的相机公司（以生产相机数目计），竟贸然地把百分之百的产品，放在横岗的工厂生产。
协调公司总裁积伦先生才而立之年，已是个相机老行家了。1981年他从设在台湾的大陆照相机厂，带着30%的股份退了出来，自己成立协调公司。他在全球各地寻找合适的落脚点。曾经尝试过在印度、埃及、墨西哥和巴西设厂。他考虑过各种因素。经验告诉他，中国员工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
他在台湾呆过。中国工人的勤奋耐劳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台湾的工资太贵了。积伦相信中国大陆的工人，那里劳工价廉。
他最终把工厂设在深圳特区。
一年后，在生产连续不顺利之后，工厂宣告结束。
他失败了。他拟把工厂迂回香港。然而，他又舍不得放弃在中国办厂的希望。
他同香港雇员关厂长，走了好几个地方，寻找设厂地点，有人告诉他横岗蛮好。
积伦同关厂长驱车到达横岗，已是日中时候。关厂长告诉他中国人要午睡，不办公。只好在圩上溜达兜圈儿了。他不理解，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到办公室。
这是一间空荡荡的平房。一条汉子躺在木长椅上。
“请问横岗的负责人在吗？”
“我是。”周锦廷坐起来招呼道。
积伦惊讶了。他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会见一位中国地方官员。
周锦廷冒着烈日，亲自陪同这位美国总裁，看了好几个工业区。时而沉默，时而简练地回答问题。他懂得让出充分时间由客人去思考提问。积伦似乎不大看重地皮厂租的多少。但对工厂的管理，工人的来源技术素质，颇感兴趣。他问老周，“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
“办公室。”
“你什么时候在那里？”
“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我晚上也在！”周锦廷说。
“真的吗？”
“我们今后相处的日子会很长的。”
积伦先生笑了。第一次会面竟是如此的坦率开朗。但愿彼此能长久相处。
屋子里充满了阳光。
美国人从香港来电话。
周锦廷在办公室里回答他的咨询。
又是一个中午。积伦先生满脸焦虑地走下“的士”。我的上帝，路上塞车。
办公室里。
周锦廷独自坐在木长椅上。
“我已预感到你的到来。”周锦廷明白对方事先没来个电话的原因。
“我们来得很匆忙！”关厂长解释说。
积伦先生很高兴见到老周。他以美国人的求实态度，毫不掩饰地说，“我真的什么时候在这里都可以看见你。”
“OK！”
这位美国人耸了耸肩膀说，“横岗政府是一个办事的政府。”他明白，眼前的这位中国地方官员，是一个自觉地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的官员，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他要寻找的不正是这样认真的、有效率的去处吗？不少朋友告诫过他，在中国大陆设厂生产是一件很难的事，成功与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和什么样的人合作。他的失败已印证了这个看法。然而眼前站着的是个不一样的人。他问自己，“我很幸运吗？”
美国人经过深思熟虑地问道：“工厂的管理怎样？我可以教中国工人生产技术吗？”他这回在中国设厂之所以失败，原因是中方要管理生产，不允许美国技术人员直接到厂里教工人生产，只能由他们教会中方管理人员，再由后者去教工人。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生产相机是一件技术复杂的事，由毫无实际生产经验的人去管理，产品质量-定会出问题。根本谈不上按质、按量、按时出货了。然而，工厂由谁管理，这牵涉个主权问题。上面明文规定工厂生产必须由中方管理。
“你来吧！你付工资、付厂租、教中国工人怎样造相机。生产技术由你们管理。”周锦廷说。
“你们管什么呢？”
“我们管进料出货报关验收，工人生活福利，还有思想工作文化活动。”
“就这么简单？”积伦先生惊讶地问道。
“是。”周锦廷答。
“周先生讲话算不算数？”
“合约签了就不可以改变了。”周锦廷笑了笑。
这里，我得把事情讲明白些。这个由中方管理生产技术的规定很难执行。一个小圩镇，霎眼间设立了十间，几十间，上百间工厂，那来这样多的懂生产技术的厂长去配套。结果只能是工厂生产弄得一片混乱，产品无法按质量，依期出厂。上下怨声载道。老板当然无法接受，因为这样下去连老本都要亏掉。
然而，没有人敢去碰一碰。这是个主权问题。你忘记了“租界的由来”吗？中国近几十年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善于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很复杂，复杂到怕人的地步。理论的禁钢性可以使经济生命窒息。当老板纷纷上门找周锦廷要求派个懂生产的厂长时，这可为难了。他自己也是个上田的泥腿子，哪里去找技术厂长呢！然而，要命的是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天啊，168工区的手套厂过期两个月也出不了货，还得赔偿损失。做手套的技术那有制相机的复杂，还有电子、电机厂……，他冷静地问自己，要是你自己投资设厂，又不准你去管理，你怎样想？要是你管不了，为啥又不准人家自己去管？一句话，得实事求是啊！
周锦廷来到手套厂，搞个试点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对老板说，“生产你们管，报关验收，工人生活福利，政治文化生活我们管，怎样？”
“我早就想这样对你说了。”老板喜形于色道。
交由投资者自己负责自己的工厂，他们得付工资、付厂租和遵守中国法律。老板只是“自主”自己的工厂。事情回复了本来面目，工厂生产运转随即顺当了。老板们高兴，横岗也卸下了个包袱。
这里建好厂房引来了港商设厂时，事情又像刚建好的生产流水线一下子被卡住了。文件上规定不允许收厂租。土地不准出租。那么，横岗建厂房为啥？白白送给老板。周锦廷心里又气又笑。天下哪有这样的大傻瓜，有钱该收也不收。他认为共产党人不是傻瓜，不该干这样的蠢笨事。对了！换个词儿，不收厂租，收固定工缴赞。这同市里不收地皮租，收土地使用补偿一样，使用就不是个主权问题了。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这一来，上面知道了也不会再去追究的。
我知道，周锦廷一心为民，一心为党。这就是他风风火火，无所畏惧，一往直前的奥秘了！
积伦先生将工厂搬来了横岗。在三千平方米的厂房里，有1500个工人，每天可生产两万部相机。1988年，协调在全世界卖出四百万部“中国制造”的相机。1989年10月，一座1200平方米的新厂房竣工投产，工人也增加至两千五百人。该公司在横岗还成立了七个合资厂，40%的相机元部件由这七个厂供应。还生产汽车音响等电子产品。
日前，谈起他在横岗的选择，这位美国人坦率地说，“我在横岗的成功，好得令人不能相信。甚至连我自己也需要确定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因为一切的成功来得太快、太好了。”
他对周锦廷坦荡求实的作风非常推崇。他对香港记者说，周书记和他的同僚所做的，正是外国投资者需要的。他们让外商自由地放手去发展，不会干扰外商的工作；地方政府投资金钱作基本建设，并为外商解决问题。他说，周书记坦率而开放的态度，令他们省下了很多精力，也令协调相机厂成功了。这位美国人谈得动情了，说，“他们是英雄！”
我听到一个美国人的衷心的赞赏：英雄的横岗人！
时光在流逝。今天，周锦廷他们的实事求是的“叛逆”，已经悄悄地被推广开去了。变为约定俗成的事物了。仿佛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人们大可以开心地不屑一顾地去嘲笑历史的幼稚了。然而，我们不会忘记验正历史幼稚的横岗人的求实的勇气。这些英雄们！
他们不正在创造历史吗！
在历史面前沉思吧！
周锦廷他们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他们是如许自觉，如许成功地在行进着啊！
我不准备在这里展开这场由工业文明引进的震撼，它所掀起的人们观念、思维、意识和生活方式的碰撞裂变的讨论。在清晨星夜里，在竹影树荫下，在湖边海滩，在灯下窗前，在曲径漫步，人们都来得及细细咀嚼回味，感受这一场世纪性的震撼！
然而，我感受最深刻的，最难忘的，是我在这一场激烈复杂异常的震撼里，从周锦廷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的思想的净化，党性的净化。
这不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