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四五岁的时候读周瘦鹃的《盆栽趣味》，还不知道周瘦鹃是个什么样的人，只是那本书上的黑白图片让我着迷，怎么他培植的梅树可以长得那么入画，那么古典，那么让人耐看。那时我学金农梅花，圈圈点点间只觉金农的梅花真是没有周瘦鹃盆里的老梅好看。周瘦鹃那瘦瘦的一盆宋梅，斜斜的枝子，上边只开出几朵让人爱怜而惆怅的白色花朵，那时候，我就已经明白了什么是梅花的美，疏落、寂静、自开自落，就那么很少的几朵。花要少，才能更见其精神，更能让你领略花的美，如果动辄一开千万亿朵，那是在开大会或者是大合唱，我至今不能喜欢关山月先生的大红梅道理就在这里，远望像是着了火，热闹是热闹，却远离了梅花的品格。
周瘦鹃先生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和花花草草一起度过的，他那本不算薄的《拈花集》收录的全是花花草草方面的文章。周瘦鹃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时的遭遇说来让人落泪，据说给人推到了井里，他和他的老伴儿都被推到井里，就那么死了。一个喜爱花花草草的老人，一个喜欢美的老人，一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十分有影响的作家死在了井里，想必那天井里的水很凉，周瘦鹃和他的老妻慢慢慢慢沉到水底，井外边的花是否在阳光下开得正好？
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他一生喜欢紫罗兰，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紫罗兰斋”。作为作家，他是一位站在政治边缘的善良的作家，他不会冲锋陷阵，新中国一成立，问题就来了，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摆在许多国统区作家面前的问题。他们不熟悉新的生活，他们的心情如何？他们面对新生活茫然而无从下笔，一个作家，最能安慰他们的心灵的便是拿起笔写作，一旦无法写作，其内心之苦楚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张爱玲是一位努力想使自己和新中国协调起来的年轻作家，她当时也真是年轻，她穿着与众大不相同的怪异衣裳去参加了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她在会上是一个异类，她是那样与时代格格不入，她是那样特殊，她是不是忘了那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她是不是以为时间会凝然不动，还像她以前穿着宽袖的清代服装走进印刷车间的时候，那时印刷车间的工人几乎都停下手来看着她，她在那一刹间肯定得到了满足。但此一时，彼一时，中国已经解放了，解放了就要有解放了的样子和纪律。张爱玲穿着她自己精心设计的衣服去参加解放后上海第一次文人们的聚会，她的心情如何？想合作，却偏偏写出了不伦不类的作品，最后她选择了离开祖国，直到客死在她美国的寓邸，她的心情又如何？真不知她在美国的最后岁月里是否还钟情于她的那些与众格格不入的服装。刚刚解放的时候，张爱玲年轻，她可以出走，一口气走出国门，可以想象她真是喘了一口气，也可以想象她夜夜都在做着故园的梦，那真是“碧海青天夜夜心”。
谁知道张爱玲的心情？谁又知道周瘦鹃的心情？
一个作家放下了他喜欢的笔，种起了花花草草。我们可以想象，周瘦鹃坐在他的古老的花梨木书桌前，戴着他的墨晶养目镜，伴着他的金鱼和花花草草，努力想和这个社会靠近，努力想写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那样的著作，但那只能是一种想象。我们也可以想象周瘦鹃在那里仔细地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之后，他肯定感到了一种新鲜的冲动和无奈，冲动是暂时的，无奈却是长久的，一种说不出的无奈，因为他不熟悉工农兵的生活，这使他举笔维艰，解放后的许多年月里，百花齐放也只是形式上的事，而不是精神上的一种动人风景。
周瘦鹃在解放后几乎可以说停止了他的写作，如果说他还在写的话，收获就是那本不能算薄的《拈花集》。他用他那纤细白皙的手指，拈起这唯一的一朵花来，朝他的老读者们微笑。释迦牟尼在一次说法的大会上，不说一个字，而只是拈起一朵花微笑着，只有他的弟子迦叶懂了他的用意。可是，谁懂周瘦鹃老先生的心意，他拈起花来，却无人去看他。连看的人都没有，更不用说谁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自己的心情。
花是美丽的，种花人的心情却可以是深苦。
周先生的花圃里开放着许多许多花，但周先生的心里是否真正开放过一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