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识人的问题上要排除舆论与传闻的干扰呢？韩非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以声誉的好坏来作为提拔人才的依据，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相互勾结，以便制造对对方不利的舆论与传闻；如果根据朋党关系来荐举官员，那么臣民就会致力于勾结拉拢而不再在法律的规定内凭功业来求得任用。所以，如果任命官员不以才能作为标准，而只根据声誉、朋党关系如何，那么，国家就会混乱。没有一套正确方法来识别人才的君主，必然会根据他人的议论来判断一个人的智愚与忠奸。别人称赞谁，君主就随之喜欢谁；别人非议谁，君主也随之厌恶谁。这样传闻与毁誉成了衡量官员好坏的标准。于是，那些惯于讨好、习于钻营、善于拉拉扯扯的人，就会得逞于一时，朝廷则可能被这群结党营私的小人所充斥；而那些正道直行的贤人君子，就会显得孤立无援，长此，就将形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局面。
战国时期，齐威王派朝中两位大夫分别去治理即墨和阿邑两个地方，过了一段时期，齐威王身边不断有人非议派往即墨地方的大夫，而对派往阿邑地方的大夫却屡屡赞扬。齐威王遣人至两地观察，看到即墨地方田陌纵横，人民富足，秩序安定；而阿邑地方却是田园荒芜，百姓穷困。为何对两个官员的反映都与真实的情况截然相反呢？齐威王通过探查，才弄清真相。
原来是阿邑地方的大夫用大量钱财贿赂了朝廷官员，求其在国王面前为自己美言；而即墨地方的大夫却不这样做，朝廷官员则有意中伤他，于是，齐威王对作风正派、政绩卓着的即墨大夫给予万家赋税的封赏，而对弄虚作假、蒙骗朝廷的阿邑地方的大夫处以烹荆。结果，“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
倘若齐威王闻言不察，听风即是雨，就会造成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小人得志，贤人遭殃。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绝不可轻易听信传闻，不能仅仅以世俗之毁誉定人贤愚、优劣，而须认真考察真情后再作结论。对此，《吕氏春秋·听言》有精辟的论述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
三国时代的刘邵说得更为全面，他讲，想做一个好官，必定要严格执法，事事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解愁。这样做虽然于政治有益，但也会引起一些人的不便、不安和不满，所以，容易被人诽镑而声誉不见得好；反之，违背自己的意愿，顺从那舞人，这样虽然于政治无益，却可以博得他们的称誉。所以，识别人才，一定要了解真实情况。
唐朝的唐玄宗也是因忠奸莫辨，信用李林甫，并听信其谗言，贬黜贤相裴耀卿和张九龄，导致朝政更加昏暗，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传闻与谗言，本是无从证实，甚至是凭空捏造的。
它有时是在某些人、某些事危及到一些人的利益时而产生的。有些人是出于恐惧、不安全感对现象胡乱猜测，而更多的情况则是，某些人看到别人能力比自己强，心里失去控制，便产生强烈的妒嫉心理，为使内心达到某种平衡，就故意制造出传闻与谗言去攻击他人，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使自己在某些方面占上风。这种人实质上品行恶劣，道德沦丧。
在现代企业中，如果传闻与谗言盛行，就会使积极向上的人遭到非议和诽谤，从而丧失信心；也会使有缺点的人被旁人的舌头压得抬不起头；甚至还会使有凝聚力的集体变得涣散。
作为领导者，应以古鉴今，以古为镜，不听信传闻与谗言，凭借辨别是非的能力去了解实际情况，识别贤才。同时，要关心、鼓励遭受非议的人，使正直的人能有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和轻松愉悦的心情；而对于那种嫉贤妒能、编造传闻流言、无中生有中伤别人的人，给予严厉的批评与教育。
传闻与谗言，留给今天的领导者的思考是沉重的。
某公司的一位经理由于对新调来的两个业务主管不了解，心里没底，于是，就找了几个跟自己亲近的人了解情况。而这些人对新来的两位主管严格管理、秉公办事的做法很不习惯，便借所谓“群众反映”不好为由，对其捏造一些流言蜚语，结果，这位经理偏听偏信，于是找个理由把这两名主管调离了工作岗位。
这事听起来幼稚可笑，可在现实生活中却屡见不鲜。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事例，有的人才，其观点、谋略新颖奇特，一时难为多数人所理解与接受，然而，却是可行的，甚至是难能可贵的。而这种人，往往难以取得多数人的支持，也常常会有不好的舆论。如果仅凭“传闻”以舆论识人，就会把这种难能可贵的人才连同他的观点、谋略一起拒之门外，岂不是一大损失！
因此，在识人的实践中，既不可不注意“民意”，又不可被表面的“民意”所左右。“群众反映”、“民意测验”，从本质上说，都无可非议。如果仅凭此识别人才，未免过于草率。至于将一些流言蜚语、闲言碎语等视同为“群众意见”，那就更幼稚可笑了。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所谓“有争议的人物”。这种人，舆论对他们不利，然而，他们却是一批有才华、有所作为的人群。我们的企业领导，对他们，不应以所谓的舆论而弃之，而应当用事实去考察、去识别。
求贤才、用人才，首先必须知人、知贤。知人在前，善用在后，这其中突现了用人之道的逻辑内涵。复杂的现实要求领导者对人须仔细观察、认真辨析，不为表象所迷惑。早在春秋时代，孔子被困于陈蔡国境之间，七日没有进食。弟子颜回讨到些米来煮饭。饭熟了，孔子看到颜回从锅里抓饭吃。当颜回把饭端来时，孔子佯装没看见刚才的事，说，我方才睡着，梦先君，他说只有清洁的食物才可送给人吃。颜回知道老师是在怀疑自己偷饭吃，便禀明老师，刚才是柴灰落进锅里，挑不出来，弃之可惜，学生就把那点儿脏了的饭抓来吃了。孔子这才发觉错怪了自己的学生，慨叹道：人们都相信自己的眼睛，看来眼见也未必都真实啊！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仅从表面现象来判断人很容易失误。有些表象能反映人的真实面目，而有些表象则纯属假象。
西汉时期，汉文帝曾问田叔：天下之士，谁是贤良忠臣？田叔回答是云中郡守孟舒。文帝说，边敌人侵，孟舒没有坚守住城池，还战死了好几百士卒，我已经罢免了他的官职，他怎么能算是贤良忠臣呢？田叔说，当时，孟舒率军已奋战几昼夜，疲惫不堪，故在敌军发起进攻时，孟舒不忍再令将士迎战。士兵见其如此宽厚仁爱，无不感动，争先恐后登城杀敌，奋不顾身，视死如归，所以，阵亡的人很多呀！文帝听到这儿，不禁慨叹道，孟舒贤臣！重新召孟舒为云中郡守。像盂舒这种忠王贤良之士被领导者误解的，历代不绝。
领导者如果被类似的假象所迷惑，就容易看错人、用错人，“草莹为火，荷露为珠”，而遗弃和伤害了真正的贤能之人。识人之难，就难在不辨假象上面。正如三国时代的人才学家刘劭在《人物志》中指出的那样：人才不被重用，不是因为其无才，只为用才者常被诸多表面现象所迷惑，而不识不用。春秋时代的卞和两次献卫给楚王，皆被认为以假欺君，先后被砍去了双脚。相反，白石却往往被人当作宝玉，真是“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
同理，对人，仅从外部表象观察也是远远不够的，现从历史上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东汉王莽封侯时，推辞不受印信，博得诸大夫的称道。他伪装清廉，为的是谋取更大的重权。待到权力到手，便弑君夺玺，在大殿之上狂欢万分，露出狰狞面目。他是以清廉的假象来欺骗大家，以满足自己更大的贪欲。隋朝的杨广，知道父皇母后不喜欢太子杨勇，便设法矫饰，只纳姬妾几人，与肖妃住在一起，住、食均很朴素。一次，其父杨坚到杨广住处，看见乐器弓弦大多断了，又都蒙着尘埃，如同未用过一般，就以为他不好声色，大为称“善”。于是父皇母后更簿勇，愈加称赞杨广德行。杨广则处处表现其仁孝：有一次观猎遇雨，左右给他拿来油衣，他说，士卒皆沾湿，我哪能独穿此衣！令拿去。每次来朝，车马侍从，都很朴素；敬接朝臣，礼极卑屈。其声名日隆，超过诸王。临回扬州时，入内辞母，故作留恋，洒泪依依。杨广知其母意已属他后，便开始构设夺宗之计。由于杨广善于矫饰，上下都称为仁孝，夺宗之计终于得逞。但是继位不久，却因其残忍、骄奢、淫乐而亡国。他正是以洁身达到淫荡的目的，以虚直掩盖其奸佞之行为。
王安石曾着书说明人才难识的现实。指出：贪婪的人，常给人以清廉的样子；淫邪之人，也作洁己纯情之举；奸佞之人，有时却以正直面目出现。
那么，怎样才能辨别真伪贤才呢？识人难，有识人者与被识人者两方面的原因。作为识人者，往往受浮光掠影、情绪判断、感情用事、固执己见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被识人者又往往有复杂而多变的心态组合，会给辨别贤才带来困难。尽管如此，识别人才的真伪并不是无章可循的。
一是要不露声色地旁观。俗话说的“旁观者清”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说识人才者须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可以平心静气，比较客观，比较准确，能超脱地对人才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观察；其二是说被观察者只有在缺少戒备心理，很少以取悦的心态进行“乔装打扮”时，呈现出来的才是比较纯朴的“真容”。一个投机者，对上和对下，其所作所为肯定是大相径庭、判若两人。任何一个人，包括那些最伪诈者，他们只能骗人一时，不可骗人一世；只能欺骗一部分人，不可能欺骗所有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一个人进行客观公正的观察时，其耳朵不会被堵塞，眼睛不会被蒙蔽，就会收集到有关这个人的真实信息。
春秋时齐国着名的宰相管仲曾总结出观人的四条原则：
第一，嫉妒心强的人不可用。嫉妒心人人都有，但若过于强烈，就是严重的性格缺陷了。这种人，一不能用公平的眼光看待别人；二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
第二，只知追求眼前之功，不管计策可行不可行的人不可用，只追求眼前的蝇头小利，不顾长远的大利益，这是严重的短期行为。
第三，把任何事情都看得过于简单的人不可用。这种人大多志大才疏。办事情的态度极不认真、严肃，往往把简单的事情弄得一团糟。
第四，轻诺说大话的人不可用。这种人接受任务时大包大揽，真正做起来却一拖再拖，且能寻找种种借口，任何时候都有理由。
管仲所主张的观人原则，虽然都重在识德，且是几千年前的经验总结，但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我国着名的儒学家孟子也曾提出知人必须知言。知言即是知：偏颇、片面的话偏在哪里；夸张、过头话的漏洞在哪里；歪曲、邪枉的话何处背离正轨；躲闪、搪塞的话何处理屈词穷……孟子强调知言，主要是要人们从言语、辞章中去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才能。
二是要面对面地直观。旁观法识人主要是在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