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貌取人，连圣人孔老夫子也犯这种错误，他就公开检讨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因子羽貌丑曾看不起他，其实子羽是很有德才之士。人的外貌跟内貌没有必然的关系，因而貌取人多误。
所说外貌，不只限于人的相貌，还包括人的表面的种种表现和印记，据此而取人，历史的教训甚多。如：
南宋宰相张浚认为秦桧“会议刚正，面目严冷，必不肯为非”，因而错误地肯定他是“不畏死，可共天下事”的“人才”，于是，推荐他参政，致错用这个千古罪人。及秦桧得势，他就被排挤在外，使南宋屈膝向金求和，张浚留下了终生遗憾，以“隆中策”促成刘备三分鼎足于西蜀的诸葛亮，也犯表面看人的错误。他因见马谡熟悉兵法，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尽管刘备对马谡无实践经验而空论兵计认为是“言过其实”，临死前特叮嘱‘不可大用”，诸葛亮却不以为然。诸葛亮后来重用马谡为先锋，结果丧失战略要地街亭，诸葛亮进无后据，被迫退回汉中，他第一次出祁山取得了辉煌战果也就化成泡影，后悔不听刘备之言并自责无知人之明时巳迟了。还有不少人以资历、级别、门第取人，而这些也不过是人的表面印记，据此而取人也就多误。魏惠王因公孙鞅是魏相公叔痤的家臣而看不起他，尽管公叔痤死前极力推荐，要惠王“以国事听之”，惠王却认为公叔痤病得糊涂说乱话，拒绝使用公孙鞅。公孙鞅便投奔秦国，为秦孝公所重用，结果是秦国日强，魏国日弱。贾谊才华、识见超人，二十余岁就为汉文帝所重用，升擢为太中大夫，还拟任为公卿，当命大臣议定时，周勃等老臣因他年少资历浅，极力谗毁说：‘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竟听其说而疏远之，不用其议，派贾谊到外地任职，贾谊因不得志忧伤而死，一代英才就这样被埋没了。有的以门第取人就多用庸才，如五代时后唐的创建者李存勖统一北方后，招人才以辅佐，要取门第高的士族为相，结果错用了豆声革、卢程等庸才，于国无用而有害，李存勖无有用之才辅佐，结果兵变被杀。
古人云：肤表不可以论中，望貌不可以核能。这就是说，不能根据外表评价人的品德，不能看相貌估量人的才能。即不能以貌取人，观察其相貌定是非，倒不如研究他的思想和他办事的能力如何来得可靠。
识人愚智，不能只看外表、听言辞，而要试以官职，考其功能。
如果根据外表、容貌识别取人，就会因为不能任用子羽这样的人而犯过；根据言辞识别取人，就会因为信任宰予这样的人而犯过失。
戏剧《徐九经升官记》里的徐九经，“皆因爹娘没有为我生一副好五官”；结果便“才高八斗我难做官”。皇帝老儿衣貌取人，不看本事看长相，让他“头名状元到那玉田县，当了一个小小的七品官”；王爷也是衣貌取人，以为相貌丑陋的徐九经，一定心灵也丑，所以竭力保举他当大官，意图让徐九经为王府制造冤案。不料人不可貌相，这徐九经貌丑心不丑，要“做一个良心官”，宁可“刚做了大官，我又要罢官”，决不“做一个昧心官”，使王爷的如意梦成了泡影。《三国演义》里的襄阳名士庞统，“上知天文，下通地理，谋略不亚于管仲、乐毅”，只因长得浓眉厚唇，黑面短须，衣帽不整，形象古怪，又是个矮个儿，刘备本来对他慕名已久，求之若渴，而一旦见面，心里马上凉了半截，暗自嘀咕：此人其貌不扬，谅必腹中空空，要不孙权怎能不用？使不委重任而胡乱派了个差事。幸亏张飞到庞统掌事的来阳巡视发现庞统果然才能过人，报告了刘备，这才引起了刘备重视，赶快请回庞统，向他作揖请罪，并委任他当了副军师。要不是张飞当了‘伯乐”，这位风雏先生虽是“千里马”，说不定要老死流下呢！
古人说得好，“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这就是说，射箭的人如果不是射中事先确定的目标就算是善射，那么天下的人都是羿那样的射手了。
从识贤的视角来说，即指天下如果没有公认的是非标准，那么人人都是尧那样的圣人了。这就告诉我们，识别人才应该有标准，识别贤才也应该有识别的标准。
如果没有识贤的标准，就会出现“有贤不能知，与无贤同”。有贤良之才而不能识别，与没有贤良之才不就一样了呢？可见，如果世上没有识贤的标准，对贤才不能认识、发现，将极大地浪费、埋没人才。
那么，什么是贤才呢？因其历史条件的不同其识贤的标准是不完全一样的。当然，从总体上看，既有同中之异，也有异中之同。识贤、论人物当论是非，不当论成败。这就是说，评价人物应以是非为标准，而不应该也不能看其成功或失败作为唯一的标准。
古人云：道远知骥，世伪知贤。这就是说，道路遥远，才能识别出千里马；世道欺诈，才能识别出贤良的人，这说明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识别贤愚，辨别真伪。事实也是如此，“器必试而后知其利纯，马必驾而后知其弩良”。工具一定要经过试用，然后才知道它究竟是劣马还是良马。这更是说明了只有经过实际工作的考验，才能识别、分辨出贤才和庸才。
古代思想家庄子对于识贤也提出了一种标准。他在区分什么是圣人与贤人时说过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庄子的这种识贤标准就是说，以仁德分施给人称为圣人，以钱财分施给人称之为贤人。
汉代学者王符在《潜夫论·论荣》中指出，“贤愚在心，不在贵贱。”意思是说，区分人是不是贤才，在于思想品质的好坏，而不在于出身的贵贱与地位的高低。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说过，“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出身的贵贱，地位的高低不能作为识人是否是贤的标准。
对于识贤的标准问题，古人还告诫人们下面这一种识贤标准是不可取的。即“君以世俗之所誉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死亡。”（见《六韬·举贤第十》）意思是说，如果君主认为一般人所称赞的是贤人，一般人所诋毁的是不贤的人，那么党羽多的就会被任用，党羽少的就会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人，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以虚名骗取爵位，社会就会愈加混乱，国家也就不能避免危亡了。
在中国历史上，把能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及敢不敢及时向君主谏言其过失而作为识贤的标准。例如，春秋时期的齐国贤相晏婴就是采用了这一标准来识贤的。
高缭在晏婴的相府里工作，巳经三年，没有什么过错，晏婴辞退了他。左右的人认为这不近情理，对晏子说高缭之事夫子三年，曾无以爵位，而逐之，其义可乎？”晏婴说婴，厌陋之人也，四维之然后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是以逐之也。”（《说苑·臣术》）晏婴辞退高缭的唯一理由是不能匡正其过。因为晏子认为自己是“灰陋之人”，意思说自己见识不广，不能没有缺点，所以要用“四维”即礼、义、廉、耻来要求自己，才能不犯错误以行直道。而高缭事己有三年，没有提过意见以纠正自己的过失，所以留下这种人对自己没有帮助，便辞退了他。可见，晏婴的看法与左右截然不同，虽然高缭有什么过失，但无所作为就是最大的过失。
在用人上，有两种人，一是喜欢阿谀奉承，而厌恶人提与己相反的意见，因此，尽忠者遭排斥，巴结者得信用，这么一来，有错改不了，错误就日多日严重，结果是：于己有害，于事业有损。另一种是闻过则喜的人，晏婴就是这种人，他深知“人孰无过”，知过则改，就可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而改了错误，所做的就正确了。
因此，晏婴把能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作为贤不贤的标准之一。能者则留用，不能者则辞退。晏婴是春秋时齐国的贤相，正因他能闻过则喜，故用得其人，齐国治理得很好，政治稳定，人民安乐。
伏契克说过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事。”
刘劭在《人物志》一书中有一节《英雄》篇。他把英和雄分别为两个概念：“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如果一个人聪明过人有“英”的素质，但没有“雄”的胆略，则其聪明谋划无从实现；如果只有胆量而没有聪明机智，则其雄只能是无谋之勇，也难成事。因此，在用人的时候应当把两种素质结合起来，刘劭举汉初的例子说：张良“聪明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可以算英，韩信“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可以算雄。“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
樊姬是春秋时楚庄王的夫人，她认为宰相不荐贤不能称为贤相，她这个论点见于刘向《新闻·杂事》：
有一次，楚庄王上朝后回来很晚，樊姬问其故，庄王说：“今旦与贤相语，不知日之晏也。”
樊姬问：“贤相为谁？”庄王说为虞丘子。”
樊姬掩口偷笑，庄工问她为什么笑？她答道妾幸得执巾栉以侍王，非不欲专贵擅爱也，以为伤王之义，故能进与妾同位的数人。今虞丘子相数十年，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为贤？”
楚庄王明日上朝，将樊姬的话告诉给虞丘子。虞丘子叩头说如樊姬之言。”于是，虞丘子辞去宰相位，推荐孙叔敖代之。
虞丘子听樊姬的话承认自己的严重缺点并主动改正，荐贤以自代，也称难能可贵，故他辞相后被人尊敬为国老。但更可贵的是樊姬能指出宰相虞丘子的要害，使他让位给孙叔敖，在孙叔敖的辅佐下，楚庄王终于称霸：孙叔敖任相后，辅佐楚庄工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在期思、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兴修水利，又开凿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蓄水灌田，促进楚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楚晋在挪（今河南荣阳北）之战中，孙叔敖辅助楚庄王指挥楚军，大败晋军，国威大振，使鲁、宋、郑、陈等国陆续归附，楚庄王成为霸主。
孙叔敖辅佐楚庄王称霸，樊姬是有大功的，有云：“一语兴邦”，信然。樊姬是樊庄王的宠姬，但她没有嫉妒之心，也许是出于古代所谓的“妇德”，她不是不欲君王宠爱集于一身，诚恐这样有损楚庄王的名义，为了爱楚庄王，所以主动推荐了跟她一样地位的几个美女。也许她由此而推理，如果宰相虞丘子是爱王爱国的话，也应推举贤臣以帮楚庄王治理好国家。可是，虞丘子当了几十年的宰相，却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不推荐贤人哪能称为贤相呢？她的理由是：“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这么说从正反方向看，都不能称为贤相：知贤而不推荐，显然，作为宰相不是嫉贤妒才，就是另有所想，这肯定对君主不忠；宰相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君王领导群臣，而他却不知哪个是贤人，因而无法推荐，这就是不智了。不忠不智的宰相，当然不能称为贤相。更重要的是，从樊姬对宰相不贤的评论中，可以得出衡量宰相称不称职的标准，即能否荐贤，这是因为：作为宰相，要辅助君主治理好国家，不能只靠宰相一人，要有众多的贤臣共同辅佐才行。不然，即使这位宰相很有才干，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了。因此，宰相的主要职责，应是荐贤，如此才能说是称职的贤相。反之，则不能配当宰相。
历史无数事实说明：凡雄实多奸，不奸难成雄。翻开中国古代历史，只讲“仁义道德”的，有哪几个能称雄称霸，并一统天下？春秋时，宋国的君主襄公与楚国争霸，襄公很讲究“仁义”，作为他行动准则，打仗时也如此。宋楚两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楚军正在渡河，宋将目夷主张乘机出击，宋襄公拒绝说君子不乘人之危。”等到楚军渡河，尚未排成阵势，目夷又请出击，宋襄公说君子不攻不列成阵势之敌。”楚军排成阵势，宋军进攻被打得大败，襄公也受了重伤。像襄公这样讲“仁义”的人，人是好人，何哪能争霸。又如赵国成安君陈余，也是个讲究“仁义”的儒者，他与汉韩信在井陉决战，韩信只有兵数万，他拥有二十万，李左车认为井陉路狭，派奇兵断汉军后，紧守勿战，彼无粮，进退不能，必败。陈余却认为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不听其计，结果韩信用诈谋奇计将之打败，陈余被擒杀。也许有人认为刘邦不是称为“忠厚长者”而一统天下吗？其实刘邦得天下的原因之一，是他为人狠毒：项羽要烹他父亲，他说：“幸分我一杯羹！”他兵败逃亡，怕车重跑不快被敌所追，几次把两个儿子推下车；他得天下后，却把为他拼死打败项羽的韩信、彭越、英布杀了。刘备不也是被美化为“仁君”吗？事实上，刘备的诈伪不下于曹操，他从不甘心居于人下，暗中都有自己的图谋，他人蜀，见刘璋声声称“同宗兄弟”，实是千方百计在取而代之。曹操问裴潜：“卿昔与刘备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答道：“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为王。”刘备可称一代袅雄。
乔玄和许子将都以知人着称，他俩都曾预料曹操其人，基本上都准确，但以许子将的评价较中肯。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少时机警，有权谋，’喜任侠，好出猎，游荡无度。这时，人们都不感到他有什么奇特之处。时任大尉的乔玄，却特别赏识曹操，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世说新语》记载与此大同而小异。曹操少时拜见乔玄，玄说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贱，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许子将对曹操的预料也差不多，乔玄对曹操说：
“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曹操便往拜访许子将，许子将纳之，由是知名（《世说新语》）。曹操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说广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大笑（孙盛《异同杂语》）。
以上乔玄、许子将对曹操的评价基本上是一样。
乔玄对曹操是充分肯定的，认为天下将乱，能拨乱反正的是曹操。以至将子女相托。但《世说新语》说乔玄称曹操是“乱世之奸贱”；“奸贱”全是贬义，与乔玄称赞曹操的主调不一致，殊令人费解，倒是许子将的评价较中肯、贴切，认为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许曹操认为许子将的评价切合他的实际，说到点子上，且不认为是贬他，才高兴得大笑。
“奸贱”与“奸雄”涵义不一样，“奸贱”是全贬，即奸恶之贱也；“奸雄’屋有贬义，但奸雄亦雄也，重要的还是雄的一面。清代评点家评点人物用“奸雄”二字，实是英雄、豪杰的同义语，往往是互相混用的。毛宗岗在评点曹操时，多次说他“奸得可爱！”即奸得可爱，就是不恶了。也可以说，“奸雄”的“奸”字也指权谋干略，如果没有权谋干略是不能成为“奸雄”的。
许子将说曹操是“乱世奸雄”，确有知人之明。当然，奸雄曹操也心狠手毒，品质上有其恶的表现，如杀吕伯奢全家，借王后脑袋息众怒，梦中杀人，等等，但他一生所为主要还是体现他“雄”的一面，曹操以其雄才大略，知人善用，抑豪强，重农业，轻赋税，“挟天子以令诸侯”，芟除群雄，统一北方，他不仅是魏国的缔造者，也是尔后中国获得再统一的奠基者之一。决不能因他有恶的一面，像舞台那样把他描绘成白脸大奸臣，他是一个有严重缺点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英雄。
这便是许子将所预的“乱世之奸雄”。从“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来说，帅才和相才则属于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