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子书《商君书》、《韩非子》等都提到过“孙吴之书”，指的是《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但并未说明作者即是孙武。汉代司马迁《史记·孙武列传》才正式记录了孙武的事迹，肯定地说《孙子》十三篇为孙武所着，说孙武以此十三篇兵法进谒吴王，协助其整军经武，富国强兵，西伐强楚，北威齐晋，争霸中原。《史记》之说一出，千年之间，无人怀疑。然而自宋代开始，疑问出现了。《孙子》真是孙武撰着的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武其人？首创此说的有宋人陈振孙、叶适，清人姚际恒亦赞同其说，定《孙子》为伪书。但是，也有很多学者不同意陈振孙、叶适的怀疑论，如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的撰者等，这些意见认为：太史公是严肃认真的史家，其记事立言，翔实可靠，本传中所叙孙武孙膑事明明白白。《汉书·艺文志》载古兵法有《膑孙子》(孙膑)和《吴孙子》(孙武)，区别清楚，本为两人，实无可疑。
孙武与其门徒合撰说还有一种意见，主张《孙子》是由孙武与其门徒们共同撰着的。这种意见认为，《孙子》的主要思想体系肯定是属于孙武的，其成书过程大体是这样：当孙武、伍子胥佐助阖闾成就事业后，伍被伯嚭排挤，孙遂见机引退总结战争经验，整理成系统的，军事理论，然后讲学授徒，传授军事学术。其门徒耳受笔录，世代相传，最后在春秋战国期间逐渐地形成了这部丰富的、有比较完整的体系的兵法着作。其间文字虽会有所增删，但未改变孙武的核心思想。因此被视为孙武所撰，也未为不可。总之，要彻底解开《孙子》作者之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和研究。
《广陵散》谱成之谜
英雄悲歌，千古绝唱--一曲《广陵散》道尽世间沧桑，然而，这一古琴曲是何人谱成的？《晋书·嵇康传》对《广陵散》作了如下解释：“魏嵇康游洛西，暮宿华阳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索琴鼓广陵散以授康，声调绝伦，誓不传人。后康为司马昭所害，临别，弹之，遂成绝响。”这当然只是一种解释，也有人根据宋朝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广陵散者，言王陵、毋丘俭辈，皆在广陵散败；言魏散亡，自广陵始也”，从而作出补充。
这两条解释只是比喻学绝不传的成语“广陵散矣”的出处，然而以对《广陵散》的解释来说，是不可尽信的。
《广陵散》的作者是谁，无从考证。不过，按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的注释“东武、太山皆齐之士风，弦歌讴吟之曲名也”，则《广陵散》可能是先在广陵一带流行的一种民间音乐，而作者或是许许多多无名的老百姓，也就是在劳动人民中形成的。《广陵散》后来经人不断加工，发展至旋律繁复、曲体严密的合乐曲形式。但它的整理者是谁呢？
《广陵散》描写的故事，在汉朝蔡邕(公元132～公元192年)所着，专门谈琴曲故事的《琴操》内，有这样的说法：聂政的父亲为韩王炼剑，因延误了交剑的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了报杀父之仇，逃到深山，历尽艰苦，用了10年工夫，练成卓越的古琴弹法，引起了韩王的注意。韩王听说国内出现了弹琴的高人，便召聂政入宫弹琴，却不知这位身怀绝技的人是专门来找他报仇的。韩王正听得津津有味时，聂政抽出藏在琴腹中的刀子，一把刺进韩王腹内。聂政杀死韩王后，怕连累母亲，也自毁容颜而死，因此没人知道刺客是谁。韩王的大臣出很高的赏金寻找刺客。聂政之母为使儿子扬名，前去认尸，死于聂政身旁。
《琴操》描述的故事并不叫《广陵散》，而称为《聂政刺韩王曲》。然而《广陵散》因为每段都有标题，在体例上看来很切合这个故事的内容。可是，也有人认为这阕古曲描述的不是这个故事，而是另外一个关于聂政的故事。
人们从《广陵散》的标题及故事情理，说明蔡邕所述故事更合乎《广陵散》的内容要旨和它的艺术风格，但真相到底如何？那只能是一个千古之谜了。
《后出师表》之谜
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北伐。之前，诸葛亮给刘禅上的疏，日《出师表》。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收录了《出师表》(以下简称《前表》)；而不载《后出师表》(以下简称《后表》)；更没有把《后表》收录于他所编辑的《诸葛亮集》。后来，东晋人习凿齿在他所着《汉晋春秋》中收集了《后表》，刘宋时学者裴松之在注引《汉晋春秋》时引录了《后表》全文后注明说：“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因此，引起后人关于《后表》究竟出于谁手颇多争议。清人钱大昭(钱大昕弟)在《三国志辨疑》中说：“窃疑是表后人伪撰，习凿齿未之深考而载之耳。承祚不载此文，极有卓见。”近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篇》中也说：“后出师表是别人假托。”据此，怀疑《后表》是“后人伪撰”，“别人假托”者大约有两方面理由：一说陈寿不载。二说《后表》文章本身存在疑点。此外。尚有一些学者且怀疑《后表》系撰写《默记》的吴国官吏张俨所伪造。
今人马植杰在1983年6月出版的《文史》17辑上，发表《(后出师表)的作者问题》一文，又具一说，称：“《后表》既非诸葛亮自作，也非张俨伪作，其作者乃是诸葛恪。”马氏的理由如下：一、《后表》写作的目的性不明确，表中所言“议者”反对诸葛亮北伐完全不符合事实。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取益州。建立政权后，对益州土着地主与外来地主有一个较好的安排，以致巩固了统治。到诸葛亮当政时期，对团结益州统治集团内部，更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其内部矛盾较少。诸葛亮开始北伐之时，对于蜀汉政权已操纵自如，如身之使臂。史书上并无反对北伐的记载，表中所言“议者谓为非计”，显然不符当时情况。诸葛亮根本没有上《后表》说服别人的必要。表中所言许多灭自己志气，长敌人威风的话，只能起涣散人心的作用。以诸葛亮的明智，岂能为此。二、《后表》语言变得十分沮丧，与诸葛亮生平怀抱全不相合。三、《后表》所言“丧赵云”等事与史实不符合。《蜀志·赵云传》言赵云系“建兴七年卒”。可是上于建兴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然丧赵云……七十余人”。这显然是无可弥补的漏洞。四、《后表》所引其他人名也有错误。如把“王子服”写作“李服”，说明它不是出自诸葛亮的手笔。五、《后表》所言曹操“困于南阳，险于鸟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等一系列险遇，其中除了南阳、鸟巢、潼关之役在史书上有记载外，其他都无确切依据。六、《后表》言“刘繇、王朗各据州郡，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这段引述与《通鉴·汉纪》所载实际情况不符。七、《后表》的文辞、风格至为浅陋。与《前表》并不相类。清代学者黄式三曾说：“《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简，《后表》意窘而辞繁。《后表》系作伪者有意为文，而辞意不免庸陋。《前表》乃忠臣志士无意为文，而风格至为高迈。”马植杰阐述了七条理由后接着说：“我们只要仔细考察一下诸葛恪的谕众论文和当时吴国的政治情况，就可以看出《后表》是诸葛亮的胞侄诸葛恪假造的。”
就诸葛恪而言，有伪造的必要。252年，孙权临死时，命新任大将军诸葛恪全权辅佐幼主孙亮。可是这时孙氏皇族与江南大族的势力非常强，诸葛恪对吴国政权并不能操纵自如。他为了树自己的威望和掌握兵权，乃发动对魏战争。此年底诸葛恪与魏军战于东兴，打了一个大胜仗。于是诸葛恪便想大举出师攻魏。可是当时吴国众臣“同辞谏恪”，激烈反对诸葛恪出师，正符合《后表》中“议者谓为非计”的话。诸葛恪在朝野哗然、举国反对的情况下，被迫发表论文以喻众，这篇论文的目的、内容以及说理用词都与《后表》极为相似。诸葛恪既需要“着论以渝众”，更需要伪制《后表》，以使自己的伐魏主张得到有力的旁证。再者，三国时代，尤其是吴国，政界人士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制造假的文章，此风盛行，例如鄱阳太守周鲂、大将陆逊、侍中胡综、吏部尚书陆喜都假造过伪文。凡此为诸葛恪有目的地伪造《后表》，提供了旁证。
今天庞怀靖先马植杰文章发表两个月，就在《人文杂志》第二期上，着文坚持肯定诸葛亮仍是《后表》的原作者。庞氏首先解释陈寿为什么不采录《后表》和习凿齿为什么要收录《后表》于他的《汉晋春秋》。他说：“《后表》中诸葛亮指的魏贼，包括西晋统治者司马晋之祖宗，这样的文辞，司马炎是深恶痛绝的。而陈寿以蜀人见用于晋，他奉朝命编史，必定要服从司马氏政治要求，岂能与当时政治唱反调？犯司马氏之所讳？因此，他在编纂两本书中不收录《后表》，乃是情理中事。习凿齿收录《后表》时，形势已大变。东晋虽然仍是司马氏政权，但晋王朝已失去中国北部大半江山，沦为一个偏安江左的小朝廷。在此情况下，政治上需要另换一个调子：尊蜀为正统，树立‘贬魏’、‘晋承汉统’的政治观念，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司马氏统治。习凿齿编着《汉晋春秋》的主导思想正是‘尊蜀汉而贬魏’。那么，他当然要把诸葛亮的《后表》看作非常珍贵的史料而加以收录。”其次，庞氏又认为：“要辨别《后表》是不是诸葛亮之作，关键问题在于分析张俨的《默记》。张俨作《默记》当在诸葛亮死后，他的事迹想已为世人所共知的20年左右。张俨对诸葛亮生平事迹很熟悉且对他评价很高。如果《后表》是妄人伪撰，张俨岂能不加辨别把它收录在《默记》中？还应看到，张俨作《默记》时，魏、蜀、吴三国鼎立，吴蜀两国尚有盟好关系，聘使往来频繁，高级官员间互通函件也多，张俨撰写《默记》绝不会受到来自魏晋方面政治制约。况且他是私人着述，不同陈寿。”最后，庞氏还分析了《后表》文章本身存在的疑点，如“李服误为王子服”、“丧赵云”、“《后表》调子低沉”等。庞氏认为：“上述疑点，有些是字句辗转传抄的错讹。”再加上“《后表》中有些内容涉及军事机密，显然不宜公开宣布，所以当世人不易见到原件”的缘故。根据以上分析，庞氏相信：“《后表》其原作者是诸葛亮。”
综上所述，《后表》对于《前表》虽只一字之差，但在内容，特别是作者问题上史学界却一直存在有相差甚远的分歧意见。《后表》到底出自谁手？尚待有识之士去破这个谜哪！
曹植为何写《洛神赋》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曹丕的亲弟弟，他生于乱世，在军营中长大，但他博学多才，深得曹操的宠爱，曾经几次被立为太子。曹植因生性放任，饮酒过度，导致他在和曹丕争当太子的斗争中失败。曹丕称帝后，并没有停止对曹植的打击和迫害，曾多次贬低曹植的爵位和改换封地。明帝曹睿即位后，拒绝曹植的一切请求，曹植最终在困顿苦闷中死去。
曹植的文学作品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与曹丕一起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之一，他们经常游山玩水，吟诗作赋，书写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写了一些时局动荡和反映人民苦难的作品，后期作品则主要是抒写自己被迫害的无限抑郁悲愤之情。《洛神赋》是曹植的后期代表作，被赞为是可以与屈原的《九歌·湘君》相媲美的传世佳作。《洛神赋》构思神奇，形象生动，语言自然而绮丽，是建安文学中赋的代表作。但人们一直在猜测曹植的《洛神赋》是为谁而写的呢？
《洛神赋》作于223年，关于这篇赋到底是为谁所写历来人们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洛神赋》是曹植为了怀念他死去的嫂子甄后所作，所以又名《感甄赋》。甄后原是袁术的儿媳妇，曹操攻城时见甄氏貌美如花，清新可人，就将她给了曹丕。曹植一直很喜欢他的这位嫂子。《文选》记载，甄后死后，曹植进京拜见曹丕，无意中看到嫂子甄后留下来的遗物，睹物思人，曹植不禁潸然泪下；回封地的途中，经过洛水，由于极度伤心再加上旅途劳累，神情恍惚，眼前浮现甄后的幻影，曹植悲喜交加，一时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下了《感甄赋》。魏明帝看后，为他的才华所折服，但认为赋名不妥，改为《洛神赋》。但这种说法史书上没有记载，多流行于民间，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老百姓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感甄记》改编演化而来的，没有充分的文献证据，不可信。
还有人认为曹植在《洛神赋》中塑造了一个美丽痴情，但又被猜忌怀才不遇的洛神形象，曹植以此比喻自己空怀为国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却屡遭排挤迫害、无力回天的生活状态。这正好应和了赋中人神相恋，但最终不能结合的悲惨命运。
千百年来，关于《洛神赋》是不是为甄后所写这个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许多人认为《洛神赋》不可能是曹植为甄后写的，他们也举出了各自的理由，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有人认为由曹植当时所处的环境来看，曹植爱上甄后是不可能的，退一万步讲，即使曹植真爱上了甄后，就曹植和曹丕当时极度紧张的关系来看，曹植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胆量写《感甄赋》，曹丕本来一直对曹植争夺太子之位耿耿于怀，多次寻找机会置曹植于死地。这有历史上那着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七步诗为证，还有人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小叔爱上嫂子，在民间看来是乱伦，是禽兽之举，是民间所不能接受的，如果这篇赋真是如此，也不会在民间广为流传；还有一些人认为《洛神赋》和《感甄赋》并不是一篇文章，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感甄赋》也确有其文，但不是《洛神赋》；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洛神赋》中的女神形象是曹植比喻自己，历史上男性文豪用女性形象来比喻自己的比比皆是，因此也不排除曹植用洛神比喻自己的可能。
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人坚持认为《洛神赋》是曹植为甄后所写，洛神就是甄后的比喻，并举出许多文献材料来佐证。他们指出《太平广记》和《类书》两本书中都记载洛神就是甄后。着名感伤诗人李商隐在他的诗中也曾经多次引用曹植怀念甄后的故事。现代大学者郭沫若也认为魏晋时代的男女关系已经不是那么严格，他在《论曹植》一文中明确表明他的观点，《洛神赋》是曹植为怀念他的嫂子甄后所作的。
曹植为何写《洛神赋》呢？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更多历史文献材料的发现，会为我们解开这个谜，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早日来到。
高鹗续写了《红楼梦》吗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红楼梦》并称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着，其中又以《红楼梦》成就最高，达到了我国古典文学的顶峰。《红楼梦》成书至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了。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它不仅感动了中国人，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重视与喜爱。《红楼梦》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数十种续书，流传到世界各国。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曹雪芹只写了《红楼梦》的前80回，后40回是清代文人高鹗所写。然而由于《红楼梦》的成就如此之高，人们对它的热爱如此之深，曹雪芹心中的《红楼梦》的后40回究竟如何，一直成为文学界乃至热爱“红楼”的人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