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扑朔迷离的文明面纱，解开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
人类文明曾有过的辉煌，在岁月流逝中只留下淡淡的痕迹，引发我们无限的猜测与遐想，留给我们绵长缅怀与感恩……
《十面埋伏》的作者之谜
琵琶古曲《十面埋伏》以其史诗般的气势再现了我国历史上着名而悲壮的楚汉之争，征服了古今中外无数的听众。然而，这首世界名曲的作者是谁，至今还是个谜。
《十面埋伏》的曲谱最早见于1818年所刊印的华秋苹《琵琶谱》，谱中既无作者姓名，又无产生时代，只在“跋”中称它为“古曲”。而在李芳园编订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1895年刊印)中，《十面埋伏》改名为《淮阴平楚》，并标上了“隋·秦汉子作”。但是，据《旧唐书》记载，秦汉子并非人名，而是唐人对秦汉时期流传的一种弹拨乐器的俗称。李氏分明是托古杜撰，不足为信。
唐代的琵琶已具有相当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了，出现了一批以战争为题材的琵琶曲，如《凉州曲》、《秦王破阵乐》等，在唐诗中则有更具体形象的描绘：“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白居易《琵琶行》)“千悲万恨四五弦，弦中甲马声骈阗。”(无名氏《琵琶》)“倒腕斜挑掣流电，春雷直戛腾秋鹘。”(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千靫鸣镝发胡弓，万片清球击虞庙。”(元稹《五弦弹》)有人据此认为，《十面埋伏》产生于唐朝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而已，何况曲中首段有模仿火炮的音响，这在唐朝是没有生活依据的，因为火炮在宋末元初的战争中才出现。
据明沈榜《宛署杂记》(1593年版)称：“李近楼号‘琵琶绝’，……能于弦中作将军下教场、鼓乐、炮、喊之声，一时并作。”《十面埋伏》中也有“列营”(又名“开门放炮”)、“吹打”、“点将”、“呐喊”等段落，所以，这“一时并作”之声，很可能就是《十面埋伏》的雏形。李近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琴、筝、笛无一不通，尤精于琵琶，被时人誉为“京师绝艺”、“琵琶第一”。他的指功惊人，“夜卧，以手爪从被上按谱，被为之穴。其声能以一人兼数人，以一音兼数音。”(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可见他的技艺具备了创作和演奏《十面埋伏》的条件，但要确认其为《十面埋伏》的作者，还需更多的史料论证。
有人根据明末清初文人王猷定(1598～1662年)《四照堂集》中的《汤琵琶传》一文，认为《十面埋伏》的作者是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约1585～约1652年)。汤氏“所弹古曲百十余曲，……而尤得于《楚汉》一曲。当其两军决战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徐而察之，有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久之，有怨而难明者为楚歌声，凄而壮者为项王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使闻者始而奋，既而恐，终而涕泣之无从也。其感人如此。”显然，这首《楚汉》即《十面埋伏》的前身。有人将《十面埋伏》首段的旋律与维吾尔族北疆《古典歌曲》第7套第5曲作了比较，发现两者的调式、骨干音、终止式和气质十分相似，因而认为《十面埋伏》吸收了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而汤应曾在成为当时着名的琵琶演奏家后，曾被征戍，随军到过嘉峪关、张掖、滔泉等西北战场，以音乐鼓舞士气，振奋军威。这使汤应曾不仅亲历战场，领略战火纷飞、金戈铁马的景象，而且有机会学习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为他以后创作《十面埋伏》提供了生活依据和音乐素材。但是，与汤应曾交往甚密，结为至交，并为他写传的王猷定在《汤琵琶传》中却没有写明汤应曾创作了《十面埋伏》，而将《十面埋伏》列入“古曲”一类。这对持《十面埋伏》的作者是汤氏观点者不能不说是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有人认为，许多琵琶古曲都是土生土长、经过几代民间艺人的辛勤培植才趋于成熟的，作者无从考证，如《将军令》、《月儿高》、《霸王卸甲》、《海青拿天鹅》就是如此，《十面埋伏》也不例外。但是，琵琶古曲与民歌又有所不同，不少文人和宫廷乐师也参与了琵琶曲的创作和演奏，如王维的《郁轮袍》、康昆仑的《羽调录要》等，《十面埋伏》可能也是如此。所以，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十面埋伏》的作者姓名有可能重见天日。
《红楼梦》薛宝钗诗谜谜底之谜
《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和第五十四回，共有13首灯谜诗，各猜一物，原着没有交待谜底，成为“百年大虎”，颇费后人心思。其一是“薛宝钗”：“镂檀镌梓一层层，岂系良工堆砌成？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对于这一首灯谜诗，自《红楼梦》问世至今，不知有多少人猜过，但大多未被公认。自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近200年中，古今不少文学家、谜家对此谜底研究、探讨，但莫衷一是。
一说谜义是乐器“笙”，这是苏州汪寿林猜的。汪寿林说：对此“后人曾猜砖木结构的‘塔’。我认为猜‘塔’太平直，谜须‘回互其辞’，还是猜乐器‘笙’为合适。笙由‘簧片’、‘笙管’、‘斗子’三部分合成，笙管为长短不一的竹管，于近上端处开音窗，近下端处开按孔，下端嵌接木质‘笙角’以装‘簧片’插入‘斗子’，斗子用木或铜制成，雕刻各种图案，连有吹口，上小下大呈塔形状。其长短不一的笙管，层层叠叠，斗子上雕刻的图案，巧夺天工，巧扣‘镂檀镌梓一层层，岂系良工堆砌成’。后两句‘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比喻为吹笙时风进吹口，两手按启按孔，音从音窗发出，如‘梵铃’声声，不失为妙选自然之作。”光斗子上的图案，与长短不一的笙管组成的整体，去扣第一句“镂檀镌梓一层层”是不够确切的，而且其中之“檀”与“梓”也没有扣紧。
其二，猜这首诗谜的谜底是围棋。这是武昌退休工人薛佩方所猜。他认为，作者在诗中应用了檀梓(好木料)，良工堆砌，一层层，半天(高度)，“梵铃”(檐铎)等字样，引导猜谜人去猜“高阁”、“宝塔”等高大建筑，这种手法是制谜人故弄玄虚，如果猜谜人向这个方向去猜就会上当。“本人在这上面也曾被迷惑，后猜定是‘围棋’，理由是古时围棋子是檀梓等好木料做的。下棋时双方斗智，他围一层，我围一层，变成了良工堆砌的一层层。半天在这里是指很长时间，双方下了半天，像风雨相搏，因为不存有梵铃，所以也听不到其声音”。(见1985年《智力》第7期)薛佩方所猜，其思路重在“檀梓”二字，正好弥补了苏州汪寿林猜“笙”之不足，但薛此猜，我们也不敢苟同，因为薛只认“檀梓”(好木料)和“一层层”、“半天”之字面就猜定谜底是围棋。这样猜未免有点附会，因为“镂檀镌梓”中的“镂”与“镌”确是有力“实词”，不能掉在一旁不考虑，另外“虽是半天风雨过”中的“风雨”纵然可以认为是“虚设”，而“虚”对“实”，下旬的“何曾闻得梵铃声”中的“梵铃声”确是实的，起码说是有一种类似“梵铃声”的声音出现。在曹雪芹时代，诗必讲对仗，这虚实相对正是诗人的一种表现手法，我们猜谜底也应该从这方面去加以考虑才对。但诗中是两两相对呢，还是一一相对？这就不太清楚了。
其三，所猜却是注意到虚实相对的。这就是北京市通县马桥小学管洪波所猜的。管认为薛宝钗一首谜底应猜松球。松球恰如诗中所言，精雕细琢，确非人力之所为。不仅如此，风雨过时，它是不会发出响声的--“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管洪波认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乃至灯谜酒令都无不暗示人物未来，预告作品情节的发展。“试想：曹雪芹原稿后半部定会写到贾府破败诸情节--‘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所以。后两句诗也许是实指。薛宝钗虽如松球般八面玲珑，层层设谋，处处精细，不留痕迹，但无非是‘半天风雨’下的牺牲品。她像松球一样，面对‘半天风雨’，她没有，也不敢做丝毫的反抗。她只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她也不知道那个出家的和尚究竟何在，孤独的生活使她像松球般干枯而死。”笔者认为管洪波所猜能将诗谜同《红楼梦》一书的题旨联系起来，用曹雪芹之《红楼梦》无一处无闲笔，来证明薛宝钗这首灯谜诗应与薛宝钗的命运相联系，这种猜想是很可贵的，思路是很正确的。但如何就是“松球”？管洪波用“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来说明诗谜后二句是实指，也欠妥。好像以“林”，才想到会落地的“松球”。但松球虽有层层叠叠，而非“镂檀镌梓”，而且怎么也不会从“镂檀镌梓”想到是“松球”。何况，薛宝钗的“八面玲珑”也不是“松球”可比。其实，也没人说松球八面玲珑。所以，从“镂”字、“镌”字猜开，如从“梵铃”声猜开，倒应该把“薛宝钗”这首涛谜之谜底猜作是宝玉胸前所佩带的已经过镂、镌的真正“宝玉”。因为宝玉生下时所衔宝玉原是一块顽石，后经良工之镂、镌才成一层层，不是良工可以随便堆砌成的精品。而且，这块宝玉上不但有“镂檀镌梓”的一层层，还有仙境宝塔，犹如今日之象牙雕刻。“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既实指玉中所刻，再逼真也发不出声音，又暗喻薛宝钗对贾宝玉婚姻之“半天风雨”，却终无好的余音留下。李白《早发白帝城》创作时间之谜
李白，我国唐代着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总是以豪放不羁的风格出现，并饮誉中外。《早发白帝城》就是这种风格的诗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这样脍炙人口的诗作，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宝贵遗产。除了这一点外，李白还给后人留下了颇多难猜透的谜，如他是怎样死的？他出生在哪里？他是否到过夜郎？《早发白帝城》一诗到底是他何时的作品也是谜中之一。
郭沫若认为，这首诗是李白流放夜郎，而途中遇赦，回到江陵后作的。他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李白于至德二年流放夜郎，乾元二年因关内大旱，在途中(巫峡)即遇赦，因而特别兴奋，故写下了《早发白帝城》这一唐人绝句杰作。”他认为，从“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还”字，和“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已过”二字看，这首诗“明明是遇赦东下，过了三峡，回到荆州时作的”。他还引李白的《上山峡》“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一诗为证，说这首诗表达的是“流窜的愁苦”，是遇赦前不久的作品，它所包蕴的感情和《早发白帝城》是南北两极的。
唐怀远在《(早发白帝城)写作时间质疑》一文中认为：《早发白帝城》是“李白出蜀后大约二十七八岁左右以安陆为立身之地并开始第一次漫游生涯时写的”。从诗题看，《早发白帝城》，又名《白帝下江陵》或《下江陵》。“下”，是“到”的意思，后两题就是从白帝到江陵之意。“朝”是早晨，可以引为初时，“‘早发’者，当初发之谓也。”因此，诗题说明了李白是以回忆的口吻来写这首诗的。再者，《说文》解“还”为“复”，则“千里江陵一日还”之“还”有“到”、“归”的意思。李白用在这里，显出他对江陵的感情是极其深切的，是“归乡”之情。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因之指出：“太白娶江陵许氏，以江陵为还，盖室家所在。”从上述两点看，诗人是通过回忆，艺术地再现了《水经注》中关于三峡的奇伟壮观，是李白二十七八岁时“壮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艺术写照。此时，李白正值风华之年，血气方刚。所以诗中既无政治上失败的精神创伤，又无“行路难”的崎岖坎坷，有的是扬眉吐气、一飞冲天、锐不可当的气概。洋溢着青春豪气，情调乐观向上，融进了青年诗人的浪漫主义形象。这跟他放逐和遇赦时的诗作表现出明显不同的风格、感情和基调。‘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所编的《李白诗选》一书中，则说乾元二年，李白流放夜郎，行至夔州白帝城，遇赦，因而返归江陵，《早发白帝城》就是李白在返归江陵的途中所作。与《荆州浮州望蜀江》是李白归途中经荆门时作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是李白获释于归途中经岳阳时所作一样，它们是一组诗。
王瑶在他的《李白》一书中却认为：《早发白帝城》是李白25岁时“出蜀途中离开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到江陵时作的”。
统观上述各说，虽各家均有一种观点，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历史资料引以佐证，让人很难信服。看来只有姑且存疑了！
《清明上河图》之谜
宋代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代风俗画的杰出代表，为我国古代美术遗产中的伟大杰作之一。自从它问世以来，受到上至皇帝宰辅、下至文人学士的赏识和珍藏，辗转至今，历时八九百年。
张择端，字正道，宋朝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北宋着名的画家，翰林。徽宗时(1101～1125年)在翰林画院任职。他在所作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工笔画中，以高度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众多的人物形象，描绘出“珠帘十里沸笙歌”的盛况，表现了当年“汴京社会生活富庶风貌”的主题。这件被称为古代绘画艺术瑰宝的杰作，不仅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世界美术史中也据有很重要的位置。围绕着这幅画，也留下了不少谜团。
宋代市井风俗画
《清明上河图》画幅浩大，艺术精湛。画系绢本，着色清淡。画幅宽24．8厘米，横长528．7厘米，为我国绘画艺术史上罕见的长卷，被历代蕾为“国宝”。
在画幅中，作者凭着对当时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风土民情的熟悉，选择了汴京几处典型景物，如繁忙的汴河漕运、虹桥上的行人、东角子门内林立的店铺等，连缀起来，描绘出京城京郊三教九流、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真实地反映出当年这个古都城的繁盛和壮丽风光。
全图可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汴京市郊景物：薄雾疏林，茅檐低伏，阡陌纵横，杨柳新绿，其间有送炭入城的驴队，有出城的旅人，还有扫墓甫归的轿乘等，鱼贯往来，非常热闹。中间部分画的主要是虹桥及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商贩云集，行人如织，车马穿梭往来，桥上一群人正围观一艘正欲下桅杆穿过桥孔的大粮船，反映了汴河在北宋扮演着国家漕运枢纽的重要角色。后一部分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以汴京内城东南的东角子门(城楼门)为中心，街道上行人车马络绎于途，乞丐、贩夫、走卒、仆役、轿夫、工人、艺人、僧侣、官绅等男女老少无不毕集。牛马驴车、轿子、驼队、力车、吊车、太平车、平头车等，巨细纷陈。
展开画卷，从汴河到街市，只见沿河建筑高悬市招，各种颜色的彩旗飘扬，招引着来往于汴河与马路间的客商：到了繁华闹市，各式各样的店铺均有显眼的大招牌，如：香店、药店等等，简单明了，举眼便知。在虹桥的左上方，一幢挂着“新酒”条子旗市招的大酒楼，不但门前彩旗飞扬、彩带飘舞，大门顶上还扎有数丈高的彩架，飞檐翘首，光彩夺目。来往于巷陌路口、桥门市井之间的小贩，有的推车、挑担，有的设摊，形形色色各具形态地招徕着生意。如此纷繁的街景，在画幅中有聚有散，有呼有应，神态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