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砂又称辰砂、丹砂、是硫化汞的天然矿石，大红色，有金刚光泽至金属光泽。为古代方士炼丹的主要原料，也可制作颜料、药剂等。
朱砂有解毒防腐的作用，外用能抑制或杀灭皮肤细菌和寄生虫。临床一般用于心神不宁，心悸，失眠；惊风，癫痫；疮疡肿毒，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等症。
朱砂是汞的化合物，不宜大量久服，并且忌火煅，火煅则会使汞析出，有剧毒。朱砂中毒的主要表现为：①神经系统：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头痛头晕，手脚麻木等；②消化系统：恶心，呕吐，咽喉肿痛，食欲不振，重者可出现消化道出血；③泌尿系统：常表现在中毒后期，血压下降，心率紊乱或中毒性心肌炎等。汞吸收入血后可侵害脑细胞、胎儿、精子、卵子、心、肝、肾等，还可抑制多种酶的活性，严重时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而死。
尽管对于雍正的暴死还存有一定的争议，但目前看来死于丹药中毒的证据似乎甚是充分。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雍正常年服食丹药。那么有毒成分在体内长期积累，最终导致身体支撑不住暴毙而亡也是很正常的。而且《活计档》中这则雍正死前圆明园的用铅记录尤需注意，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圆明园二所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就在这批黑铅运入圆明园12天后，雍正在园内暴亡。黑铅的运入与雍正的暴毙恐怕并非偶然巧合，很可能是因为丹药服用过量，身体摄入过多的铅，最终导致了中毒而暴毙。
雍正死后，乾隆即位。此时新皇帝登基必然有很多重要的事务要处理，然而就在这千头万绪之时，乾隆却紧急处置这些炼丹的道士，下令将张太虚、王定乾驱逐出宫。并在上谕中如此说道：
皇考（雍正）万几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与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联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恕。
诏书中批评道士们“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违反法纪”，称以后若外乱讲“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就“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试想如果不是此辈惹下了这场弥天大祸，乾隆又何需于万机待理之际对两个小小的道士大动肝火？诏书中，乾隆还以大段文字着重强调雍正对炼丹道士“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试想如果真的未曾服用丹药，又何须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解呢？就在下令驱逐道士的同一天，又有谕召让宫中的太监和宫女们不得妄传“外间闲话”，“恐皇太后闻之心烦”，违者必定“定行正法”。乾隆的所有这些举动都暗指雍正是死于炼丹道士之手。
此时可能会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雍正丧命丹药，炼丹道士本当处以极刑，可乾隆仅将他们驱逐又是何故呢？从诏书中可以看出乾隆没有直接承认父亲是吃丹药而毙命的，一来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二来也是避免世人嘲笑。尽管乾隆对道士们十分憎恨，但为了避免惹人怀疑，却不能将他们立即处死。对于炼丹道士如此宽容的处置做法，在历史上竟有完全与之雷同的事件发生过。据《旧唐书》载，唐太宗“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新继位的唐高宗担心大唐天子服丹致死之事传开成为世人笑柄，于是就将炼丹药的天竺方士“放还本国”。既然先帝服丹致死，新帝不愿把事情张扬闹大而将炼丹方士赶走了之。从乾隆对炼丹术士的处理上，是否也可以反过来“证明”雍正恰像唐太宗一样是服丹丧命的呢？
最近，在雍正服丹毙命这一说的基础上，又有人提出了雍正贪图女色，乱服春药是致死的最直接原因。清史研究者金恒源先生认为，雍正七年后，由于政敌被杀的杀、关的关，基本上也都摆平了，相对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贪图女色，病也就随之暴露了出来。如果说，雍正将炼制的丹药作为春药之用，似乎也不无可能。
雍正之死可以肯定并非民间所传，虽然同他多年勤政之累的体力透支有一定关系，但如果说单一归结为被工作“累死”也未必全面。如今看来，不断服用丹药、体力大量积毒是雍正致死的根本因素，其晚年为求长生加大了丹药的服用剂量，则是导致猝死的最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