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生钟鸣鼎食之家
韩愈，字退之，是我国中唐时代杰出的古文家、诗人、哲学家。
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上距李白之死六年，下距杜甫之死三年、柳宗元之生五年。从他出生到穆宗长庆四年（824）去世的五十七年中，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这时，唐代社会经过“安史之乱”的十年浩劫，为旧时史家称道的“唐代盛世”，已经一去不返。贞元、元和时期，虽号称“太平”、“中兴”，社会经济稍有恢复，但社会并不安定。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藩镇，依然抗拒中央政令，大搞分裂活动。后来宪宗虽采取分化和征讨兼施的政策，使藩镇在表面上归顺中央，但他们拥有财赋和重兵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朝中宦官，更是飞扬跋扈，他们不仅拥有常备武装，而且握有实际的政治权柄，甚至连皇帝的废立、大臣的进退，也得由他们来决定。佛教和道教，在这个时期中也非常盛行。大地主和佛道寺院兼并土地，侵吞税户，“国赋散于权门，王税不入天府”（《旧唐书·韦皋传》），“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辛替否传》），人民困苦不堪。唐代的科举制度，虽然为中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创造了条件，但取士之法，“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繇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韩愈《上宰相书》）。而某些掌握朝政的门阀势力，仍坚持朝廷显官须由公卿子弟为之，因而想通过科举词采进身的知识分子，往往遭到排斥和压抑，或沉沦下僚，或终身埋没，郁郁不能得志。这样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对韩愈的生活道路、思想、创作，是有巨大的影响的。
韩愈出生在一个钟鸣鼎食、世代簪缨之家。他的七世祖韩耆，后魏时任常山太守，封武安成侯。六世祖韩茂，以武功显赫，曾任尚书令，封安定桓王。五世祖韩均袭爵，任定州刺史、金部尚书，封安定康公。高祖韩睃，任唐朝银青光禄大夫、雅州都督。曾祖韩泰任曹州司马。祖父韩睿素任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长史。父亲韩仲卿，历任武昌令、鄱阳令、秘书郎，赠尚书左仆射。长兄韩会，曾任起居舍人，次兄韩介，曾任率府参军。封王拜侯，自然是朝廷显宦，刺史、县令也算得上地方要员，至于司马、长史、起居舍人、率府参军之类，则是仰人鼻息的佐贰官，品阶已经很低了。尽管韩家已经式微，官越做越小，但毕竟祖孙八代都是官宦，不是白衣，一般人家是很少有此辉煌历史的。
韩愈的父亲仲卿昆仲4人，仲卿居长，以下依次是少卿、云卿、绅卿。仲卿兄弟卓荦不群，都曾居官，皆有惠政。仲卿的父亲睿素所任的桂州都督府长史，在当时是执掌一方兵权的要员，仲卿只当过武昌、鄱阳县令一类的低级官员，没有父亲显赫。位卑未敢忘忧国。仲卿是从县尉调任武昌县令的，县尉是县令的属官，职掌是分判众务，催征租赋，仲卿任此职时，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抱负，只能徒呼负负。尽管如此，他仍干得很认真，上司很欣赏他的才干，不久便从潞州铜尉调补武昌县令，算是升了官。
仲卿的弟弟少卿，曾当过一任当涂县丞。县丞也是县令的属官，是个不入流的芥微小官。尽管位卑职微，少卿却狷介耿直、办事认真，赢得了同僚和百姓的一致赞誉，李白用“感慨重诺，死于节义”8个字来概括他的为人。
云卿曾任礼部侍郎，在肃宗、代宗朝是文章官，也是一位斫轮好手。
绅卿的经历有些传奇色彩，韩愈说他这位叔父“文而能官”，既能写文章，又深谙为官之道，是很难得的人才。
韩愈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不可能不受父祖辈的熏陶与影响。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文学。父亲自不必说，叔父云卿的文章也名噪一时。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刘展之乱于淮南，云卿写了《平淮碑》，又写成《丞相赠太子太师崔圆庙碑铭》，汪洋恣肆，议论风生，赢得了许多人的赞叹。大诗人李白说：“云卿文章冠世。”李白生性耿直，从不媚世趋时，这个评价当是发自肺腑之言。另一个叫李翱的人则称赞云卿“其文章出于时，而官不甚高。”意思是说云卿学问甚大，而官职却太小。韩愈对这位叔父更是推崇备至，说叔父的文章在代宗大历年间独步一时，天下之人凡打算立碑纪念其祖先嘉言懿行，以便垂名后世者，莫不顶礼膜拜于云卿之门，一时洛阳纸贵。
韩愈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耳濡目染，尽与写文章有关，他后来成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倡导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韩愈既生于仕宦之家，他的童年应该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历五年（770），韩愈刚刚3岁，他的父亲仲卿突然撒手而去，这对韩家是不小的打击。因此，他只好跟随长兄韩会回河阳故里，赖兄嫂抚养。七岁，韩愈又随兄居京师，开始刻苦读书。十二岁，韩会因党附元载之嫌，被贬为韶州（今广东曲江）刺史，他随兄嫂同抵贬所。未几，会病卒，又随寡嫂郑氏北归河阳。时值中原战乱，遂南下宣城，靠祖传薄产维持生活。这些经历，说明韩愈早年的生活是极不安定的。但正是这些颠沛流离的孤苦遭遇，激发了他刻苦好学、关心现实和勇于探索的进取精神。
二、年少刻苦好学
韩愈出生在簪缨世家，虽然到韩愈时已经式微了，但是勤奋读书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他的父兄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在困顿落魄之中也不废攻读，不能不给韩愈带来深刻影响，加上他天资聪颖，过目成诵，7岁开始读书，又笃志嗜学，成绩便不同凡响，赢得了人们的一致赞誉。不少文章都说，7岁的韩愈写起文章来，能够别出机杼，自成一格。之所以如此，与他所处的环境大有关系。他虽出身官宦之家。但此时已经式微，父母早亡，孤苦无靠，只得依哥嫂读书。穷困的生活促使他宵衣旰食，奋发淬砺，篝灯展卷，日以继夜，加上他又博闻强记，触类旁通，因此，年龄稍长，便能通《六经》、百家之学。时人的记载可能有溢美的成分，但是韩愈既聪颖又勤奋，成为一代宗师，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韩愈自己也说：“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又说自己“口不绝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成如容易却艰辛。韩愈后来有那么大的成就，是和他年青时刻苦读书分不开的。
韩愈虽然7岁时就开始读书，但萍踪浪迹，迁徙不定，学业只能时辍时续。在长安的3年中，是韩会42年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日子，以文会友，政务丛脞，未必顾得上辅导胞弟韩愈读书。以后贬谪韶州，人地生疏，心情悒郁，只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便殁于任上，韩愈也不会学到很多东西。从韶州回到河阳，席不暇暖，便又逃难宣城，干戈纷扰之中恐怕也是读不成书的。韩愈真正有机会坐下来钻研经史，当是在避难宣城时期。
韩愈在到宣城时曾师事讨窦牟。窦牟弟兄4人，其中3人因善于辞赋而进士及第，这3人是窦牟与其兄窦常、弟弟窦巩。一门三进士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在士林中传为佳话，因此，韩愈慕名前往谒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韩愈是在宣城后不久认识窦牟的，当在15岁左右，时为建中三年（782）。窦牟殁于长庆二年（822），终年74岁，建中三年为33岁。韩愈说的“实自童蒙”，大概就指15岁时。窦牟循循善诱，使韩愈如沐春风，便有了荀子所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的感觉。他对窦牟甚为崇敬，自视为刚刚破壳而出，须要哺食的“雏”，而窦牟则是翱翔蓝天的飞鸿。40年之后，韩愈回忆受业情景，仍历历在目，恍如梦中，可见他对老师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韩愈自己说，他是个布衣之士，7岁时便开始读书，13岁上便能写文章了。古代有不少大手笔，但13岁便能写文章的还不多见，韩愈能做到这一点，自然不同凡响。不过就他的阅历和根基来看，13岁时写出的东西怕是很浅薄的。他的集子里没有注明哪篇是他早年的作品，可能已经散佚了。他又说，我十六七岁时，对世事知之不多。十六七岁时还懵懵懂懂，虽读圣人之书，却弄不清其中的底蕴，以为凡是出仕做官的人，都有救焚拯溺，民胞物与的情怀，完全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把当时的社会想象得过于美好了。就凭这一点，也可证明他在13岁时写不出其真知灼见的文章来。
宋人王十朋说，韩愈的《感二鸟赋》乃是少年时所作，因学识不够，故有“余生命之湮，曾二鸟之不如”之叹。但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该文写于贞元十一年（795）五月戊辰，当时韩愈是28岁，将要进入壮年时期，已经不是少年了。
三、求仕登第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先读书而后步入仕途，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给后人留下一段段佳话。当然，权贵之家的子弟自有做官的终南捷径，用不着受那么多酸辛和苦楚，一般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这种机遇的。韩愈在宣城度过了5年的读书生活，他踌躇满志地说：“忽忘身之不肖兮，谓青紫其可拾。”“不肖”是自谦之词，“青紫其可拾”是说摘取功名富贵如拾草芥。《汉书·夏侯胜传》就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韩愈把现实想象得过于美好了，他哪里知道通往仕途的路上荆天棘地，有许多坎坷呢？
贞元二年（786），19岁的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向京城长安进发，以实现他取青紫如拾芥的夙愿。京师乃天子所居之地，人烟辐辏。韩愈要在这里猎取功名富贵，必须先有个安身之地，他马上想起了当时任殿中侍御史的族兄韩。韩是韩愈的叔父云卿之子，关系当然非寻常人可比，韩愈投奔他，也是很自然的。
可惜，韩愈风尘仆仆赴到京城时，韩却去了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弟兄两人失之交臂，未能见面。
韩愈单人独骑来到长安，这里米珠薪桂，居大不易。他举目无亲，看到那些权豪富贵之家轻裘肥马，仆从如云，自己却困顿风尘，三餐不继，顿时产生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凄凉之感。
长安有人口百万之众，但没有一家是韩愈的亲朋故旧，没有一个人对他施以援手，脱他于困厄之中。韩愈并不喜欢寡居独处，但是那些达官显宦无人肯与他这个穷困潦倒的书生结交，他只能徒叹奈何。不过，韩愈并不悲观沮丧，怨天尤人，他坚信只要努力读书，终究会有否极泰来的日子：
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
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
人生的道路各不相同，有的一帆风顺，有的处处受阻，有的先苦后甜。韩愈猜测自己的道路是目前尚不平坦，但冥冥之中的天帝是不会欺骗读书人的。
要在京师读书，首要的前提是衣食无忧，而韩愈阮囊羞涩，饥肠辘辘，自然无法继续读下去。好在当时的北平王马燧是其堂兄韩旧友，于是，百无聊赖之中，他忽然萌生奇想，何不去求北平王马燧帮忙？说不定马燧会产生恻隐之心，助自己一臂之力，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有什么祸患，至多是招来一顿羞辱罢了。想到这里，韩愈顿时信心百倍，有了绝处逢生的感觉。但如何才能见到马燧呢？登门求见？恐怕侯门似海，马燧未必能降尊纡贵，亲自接见，最稳妥的办法是在马燧出朝时拦住马头，向他诉说自己的境遇。当然，这个办法并非善策，但是事到如今，成败利钝，在此一举，别无计策可施了。
说干就干，韩愈从此留心马燧的行踪，终于有一天在大街上拦住了他的坐骑。
一提起来韩的名字，马燧心里便有了好感。他与韩原是故旧之交。韩为国捐躯，功在社稷，朝廷应该有抚恤才是。如今他的族弟千里奔波，寻找亲人，却落得困顿风尘，飘零无依，自己应该收留他。想到这里，马燧略一沉吟，便问韩愈：“你可读过书吗？”
韩愈偷眼看看马燧，见他并无反感，便接说：“小人虽说不上学富五年，才高八斗，但圣贤之书读了一些，只是未应过科举而已。”
马燧捋髯微笑：“你既有如此才学，何不跟老夫回府，教犬子读书？”
有了安身立命之地，韩愈自然是求之不得，他没有丝毫犹豫，便跟马燧回了府第，教他的两个儿子马汇、马畅读书。至此，韩愈才算是结束了穷困潦倒的生活，暂时有了个栖身之地。
韩愈在马燧家生活了两年，大约在贞元五年（789）便又回到了宣城，这有他自己写的《祭十二郎文》为证。“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在书剑飘零4年之后，又离开了京城，和嫂嫂、侄儿团聚去了。
韩愈回到了宣城，摒弃了一切杂念，他已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科举考试上了。
在摩拳擦掌准备考试的日子里，韩愈真觉得度日如年。为了这一次考试，他凿壁偷光，悬梁刺股，受了多少苦楚！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考中了自然是从此出人头地，前程似锦，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但要是落榜了呢？许多年的心血岂不都付诸东流了？自己的一腔抱负自然也都无从说起了。为了稳妥起见，必须未雨绸缪，疏通一下关系。找谁呢？韩愈不禁踌躇了。他在屋里不安地踱着步，突然想起来了，此次赴长安应试，必须取道郑州，而滑州离郑州不远，在那里任刺史的贾耽是个古道热肠的人，说不定会助自己一臂之力。于是，韩愈经过精心准备，特地给贾耽送去了自己的行卷，希望得到他的提携和援引。
贾耽是我国古代少有的学者型的封疆大吏，后来又当了13年宰相。他性格恬淡，每从朝中归第，接待宾客，终日不倦，家人也未尝见其有喜愠之色。韩愈与他素昧平生，毫无交往，之所以要把行卷交给他，无非是因为他既当官又做学问，知道读书人的甘苦，或许能惺惺相惜，助他一臂之力。所以韩愈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贾耽身上！
信是捎出去了，但却泥牛入海，毫无消息，韩愈急得抓耳挠腮，贾耽却按兵不动。是贾耽不赏识韩愈的文字，没有把行卷送给主考官，抑或是主考官不肯送这个人情，不得而知，反正韩愈的第一次应试失败了。
韩愈虽然铩羽而归，但并不灰心，贞元六年（790），他第二次参加了考试，考前又去过一趟河中，写了一篇《河中府连理木颂》。文中说，司空咸宁王浑任河中尹、河东节度使的第七年（河中府即蒲州，开元九年改蒲州为河中府），木连理生于河中府的东邑。不用阅读全文，单看看题目及开头这句话，就知道韩愈要说什么了。古代的帝王或地区的行政长官，只要实行了仁政，便会有祥瑞出现，比如普降甘霖、凤凰来仪、一禾多穗、木生连理等。河中府出现了连理木，不言而喻，是说浑在河中府任职时勤政爱民，因此感动天帝，在府的东邑长出了连理木。果不其然，接下来韩愈便一口气讲了浑的五大德政。在这篇短文的末尾，韩愈又写了几句颂辞：“木何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愿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
韩愈为了求得浑的帮助，又一次写了谀文。但是吹捧并没有获得回报，韩愈第二次名落孙山。
流年似水，转眼到了贞元七年（791），韩愈第三次参加考试，依然榜上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