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人嘴里，“鞋佬”是个丝毫不带贬义的词，务实的温州人向来把“臭皮匠”视为讨生活的好路子，而且只有行业影响力最大的鞋匠才配得上称“鞋佬”。余阿寿12岁投师到一位徐姓鞋匠那里学手艺，1958年被招进了集体鞋厂，从工人一直做到车间主任。一场大病改变了余阿寿的命运，他欠下厂里70元钱，为还债他悄悄在家里做鞋，一天两双，每双赚4毛钱。“走资本主义道路”“罪行”败露后，他不但被赶出工厂，还被关过监狱。出来后被迫放下鞋具当渔贩子混了8年。1978年，余阿寿在温州粗了间3平方米的店面重操旧业，到1981年，他的小鞋摊扩大为40平方米的皮鞋工场，一年赢利好几万。这个皮鞋工场就是今天温州最大的制鞋企业---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前身。最让余阿寿自豪的还得算“吉尔达”的壮大，原先日产十来双的小鞋厂现在已经拥有员工2000多人，标准厂房30000平方米，年产皮鞋350万双。“当时跟我一样开鞋摊的‘鞋佬’没有几个能真正做大的。”余阿寿在商战中坚持了下来，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宗庆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性格：“我个人一向主张稳妥，娃哈哈这十几年的发展很快，但一直很稳。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原则：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我不做，但是认准的事，我这个人是碰死不回头，不管什么困难，我始终信心很足，勇往直前，办不了，转个弯再走，一定要达到目的。”
扼住苦难的喉咙
王振滔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经商路：“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人间的冷暖，很多别人没干过的活儿我干了，别人没吃过的苦我都吃过了。”王振滔生于温州永嘉县黄田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3岁丧父，而后随母奔波，童年的他尝尽辛酸与饥饿的滋味。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全力供其3个弟妹上学，身为长兄的王振滔在高中一年级时辍学，开始外出谋生。16岁的他成了武汉街头走街串巷的“小木匠”，居无定所，食无守时，拉锯、挥斧、切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水泡、老茧与他时时相伴。
1986年1月，做木匠的王振滔在湖北见到了不少温州老乡，他们在推销电器、服装、皮鞋，而收入比自己做木工多了几倍，于是他决定加入推销大军。他带着温州5家皮鞋厂的产品，兴冲冲地到武汉推销，用“提前交纳粗金”的办法，粗了半个柜台。结果仅一个月，他的半个柜台的销售额，居然比商场10个柜台还高，王振滔迎来了幸运女神的第一次眷顾。
“当时没有把握，我是凭自我感觉，觉得一定能做得好，想自己去闯一闯，试一试”，王振滔回忆着。
2004年9月17日，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的中国鞋城，约400名不明身份的西班牙人聚集街头，烧毁了一辆载有温州鞋集装箱的卡车和一个温州鞋商的仓库，造成约80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西班牙烧鞋事件，对在海外经商的温州人无疑是当头棒喝，“温州制造”一直以“价廉”形象出现，有关统计显示，中国进口的鞋子平均每双售价只需3.7欧元，比起西班牙本土制造的鞋子便宜了将近一半。中国皮鞋在国外市场大都低档且无自己的品牌，这些严重影响了温州产品的国际化之路，温州鞋如何跨出国门？
在困难面前，王振滔仍十分坚信自己会有成功的一天。为进军国外市场，他采用了渐进式出招。首先为国外公司做代工，通过加工了解它的市场，接着兼并其他品牌，然后逐渐改变品牌店，把产品品牌慢慢地换成自己的。从过去贴牌加工，回去挂牌销售，到现在奥康建立了亚洲销售中心，自己设计，渐进式套路使奥康渐渐掌握了核心技术，掌握了市场流行，也掌握了主动权。
王振滔的目标是做“世界鞋王”，1999年下半年，王振滔在美国、欧盟、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奥康商标，并在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设立分公司；2002年元旦，王振滔又把触角伸到了美国，在纽约开设了奥康专卖店。2003年9月12日，位于上海淮海路的中国第一家GEOX专卖店正式开业，与此同时，奥康鞋也通过合作伙伴的庞大分销网络，顺利摆上了世界鞋都的柜台。一帆风顺的王振滔露出了他那招牌似的弥勒佛笑容：“我的近期目标是到2007年，奥康皮鞋要在全球开设4000多家专卖店，集团年销售收入达到50亿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温州商人在异国的经商之道仍然是个谜。皮包或餐馆，当年温州人靠这两样砸开了巴黎的地盘，成为可以独自挥舞上千万、上亿元个人资本的成功商人。但回头看看，温州人走的并非是一条牧歌式的迁徙之路，其中更有许多黑暗和孤独里的抗争，温州人用自己的双手在海外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大苦才能大成
自古非刻苦不能有所小成，非大智大苦不能大成，周成建走的就是一条由大智大苦到大成的道路。他从山里边的羊肠小道走到今天矗立在上海的美特斯邦威大厦，从一个人睡地板发展到今天全国1200余家经销商共同合奏“美特斯·邦威”。
周成建并不讳言自己的出生地：“青田县坑岭村是一个特别封闭、贫穷的小山村。幼年时候的我只能穿姐姐已经穿旧的衣服，然后补一补或者改一改，从老大穿到老二，再传到老三，农村里边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由于闭塞，直到1994年，坑岭村才有了高压电，从而告别了煤油灯的历史。”当时，缝纫机对周成建来说，就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高科技产品。
1982年，17岁的周成建做起了贩卖纽扣的小生意，因为没有资金，完全是依靠吃苦来赚钱，住宿主要是睡地板，坐火车也只能是躺到火车座底下，就这样在来回倒腾之中，他的业务在半个月花费了200元钱，同时也赚了200元钱。随着这种原始的积累，周成建终于拥有了2000多元的资本，在浙江青田县开办了一家服装厂，可是没有几天，因为一个订单，周成建背上了20多万元债务，企业只得倒闭。“当时冲动、不成熟，也没经验，业务、营运什么都不精通，稀里糊涂就赔光了。”周成建谈起创业经历时说，失败对他有非常大的影响，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做事之前一定要想好再去做，不能稀里糊涂的就去做”。
能不能把握住一个机会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许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就是致命的，在温州市的妙果寺批发市场迅速发展阶段，周成建把握住机会，成为其中成百上千小摊贩中的一个，为未来的发展赚得了第一桶金。
永不言败
美国著名的宇航专家在1942年发明了火箭，在这之前，他做了65121次设计更改，在29次试验中失败了23次，但是每天早上起来，他总是这样告诉自己：“今天也会失败，但没关系，明天再来。”因为屡败屡战，所以成功，这是所有成功者的共同经验。正如励志大师陈安之所说：“成功者从来不半途而废，成功者从来不投降，成功者不断鼓励自己，鞭策自己，并反复地去实践，直到成功。”
前日本八佰伴国际流通集团总裁和田一夫被誉为商界的“不死鸟”，他说：“我不怕失败，而且我会总结为什么失败。”和田一夫的一生经历过三次重大失败。第一次是在20岁时，家里经营的蔬菜店被一场大火彻底摧毁，所有积蓄毁于一旦。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八佰伴巴西分店被迫关门。第三次也是最惨的一次，在他68岁的时候，八佰伴宣布破产，他从一个亿万富翁变成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破产时，妻子对他说了一句话：“我本来嫁的就是蔬菜店的老板，不是八佰伴总裁，我们重新开始吧，大不了再开一家蔬菜店。”家人的鼓励给了和田一夫巨大的信心，他决定重新开始。
仅仅一年之后，年近古稀的他重新创业，开办咨询公司；随后又与一个27岁的年轻人合作，涉足IT软件领域，并且仅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带领公司上市。和田一夫的创业精神让人感动，他说：“邓小平先生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邓先生也经历过三次重大失败，但是他在74岁的时候依然坚持学习，并且重新站了起来，而我当年才68岁，所以要更加努力。如今对我来讲，人生刚刚开始，79岁到88岁将是我人生的巅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