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火星报
列宁对人的态度是直爽的，他的语言是质朴的。他讲的话人们很难作不正确的解释。他的立场是大家都清楚的。他也不许别人讲话时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党内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同志遭到了他无情的揭露。对于回到他的正统怀抱的人，他表示欢迎。他从不用感情代替政治。他意志坚强，但不感情用事。他对人既不傲慢，也不恭顺。他只知道真理——他自己的真理。他爱好争吵，容不得异见，容易动怒。他像一个猎人似的以乐观主义的顽强态度追求革命的目标。他认为暴力是合法的，甚至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他冷静地、公开地捍卫这种方法。他认为目的是可以为一切手段辩护的，金钱和其他各种援助并“没有什么气味”，——目的可以使之净化。他毫无虚荣之心，他克制自己达到了禁欲主义的毫不利己的程度（例如，他停止了下棋是因为下棋要花去他太多的时间）。他活着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妻子或朋友，而是为了一种思想。他是一位修道士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同宗教的理想或梦幻毫无共同之处。在地球上建立极乐世界的图景并没有打动他——他蔑视那些梦想建立完美无缺的理想国的空想家。他是一位军事政治家。作为一位优秀的统帅，他运筹帷幄，以期彻底粉碎敌军，而不只是占领敌军的堡垒。只要胜利还未达到，他就决不改变原来的方案。他常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应当投入战斗，打败敌人，夺取政权——以后将见分晓。”作为一位有权力欲望的人，列宁想推翻当前的统治者而使自己掌握政权，成立政府。他对沙皇政权冷酷无情，恨之入骨，因此对它的种种失败感到高兴。
1905年1月1日，这一天为列宁带来了使他高兴的消息。他欢呼道：“旅顺口投降了。”“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可靠堡垒的俄国军事力量”倾覆于满洲的尘埃中，沉没在太平洋的海底。列宁写道：“的确，欧洲资产阶级应当感到害怕。无产阶级应当感到高兴。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灾难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即将来临，它还预示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列宁以这种方式强调了俄国革命同欧洲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
列宁补充道：“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的反动的欧洲以不可挽救的打击。”列宁在把日本的军事力量看作是一种进步东西时，他是在暗示：日本军队为自由事业服了务。列宁宣告：“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
俄国武装力量在远东的惨败导致了1905年的革命。在这次革命期间，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工人们投入了街垒战，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苏维埃，但这些苏维埃存在的时间不长。是政府自己推动了这次事件，因为它在1905年1月9日这个“流血的星期日”对群众进行了罪恶的屠杀。这一天，有几千名彼得堡的工人嘴里唱着“上帝呵，保佑沙皇”和祈祷文，手里拿着圣像和沙皇的相片，在东正教的牧师格奥尔吉·加邦的带领下，和和气气地来到了冬宫前面的广场上，但是在那里欢迎他们的是枪炮的齐射和哥萨克的皮鞭。列宁写道：据政府透露“有96人死亡和330人受伤”。据各家报纸的统计，“死伤人数为4600人”。但是列宁认为，即使“这个数字也不可能是完全的”。
这次事件使得俄国各个城市群情激愤。列宁从遥远的地方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并不断地给予指示。他号召各支革命队伍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即使每支队伍只有两三个人也要这样作。“战斗队应当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枪、左轮手枪、炸弹、刀、铁拳套、棍棒、纵火用的浸了煤油的布片、绳或绳梯、构筑街垒用的铁锨、炸药盒、有刺铁丝、钉子［对付骑兵用］及其他等等）。”——列宁一面提出这样的建议，同时还在组织方面和军事方面作出许多指示。革命者可以“爬上屋顶、楼房上层等处，从那里向军队扔石块，泼开水”，或者是进攻敌军士兵和警察的孤立的、人数不多的队伍，以便释放被捕的或受伤的起义者并获得武器。列宁警告道：“当然，任何极端都是不好的；一切好的有益的事情，如果走到极端，就可能成为、在超过一定界限时甚至一定会成为坏的有害的事情。无秩序无准备的小的恐怖行动走到极端，只会分散和消耗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不应当忘记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忘记下面这一点：现在起义的口号已经发出了，起义已经开始了。在有利的条件下开始攻击，不仅是每一个革命者的权利，而且是他的直接的义务。打死特务、警察、宪兵，炸毁警察局，救出被捕者，夺取政府的钱财来供起义的需要，——一切爆发起义的地方都在采取这种行动，无论在波兰或高加索都是这样……”
“革命军战斗队应当马上进行调查，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黑帮，然后……也要使用武力，痛击黑帮分子，打死他们，炸毁他们的总部，如此等等。”有时候一个革命者也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独自英勇果敢地”行动。列宁坚持这样的革命斗争道路。他写道：“必须把其他一切‘民主主义者’当作假民主主义者，当作自由派的空谈家而严格地区分开来。”
对列宁的这些观点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是用革命的恐怖来回答政府的恐怖。但是这样来解释他的政策只是对了一半，而且这样一来，也就接近于根本不对。列宁对恐怖既没有特殊感情和爱好，也不感到极其厌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列宁是特卡乔夫的追随者，或者列宁是受了谢·根·涅恰耶夫的影响。关于特卡乔夫，列宁一共只提到过一次，而且是以不赞成的态度提到的。至于涅恰耶夫，他是俄国的一位密谋家兼恐怖主义者，他的名字在列宁那大量的著作中、演说中和书信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暴力存在于俄国的空气中，存在于俄国的传统中，但是当暴力在涅恰耶夫和特卡乔夫那里成了一种原则和至高无上的政治武器时，在列宁看来，它只不过是服从于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平心静气而论，列宁首先是忠于革命的，至于说他也热衷于暴力和恐怖，那完全是为了革命。继承被杀害的沙皇的是一个新的沙皇，代替被杀害的大臣的是另一个大臣，而且是更坏的大臣。单靠杀害行为是不能够推翻一个制度的。因此像维拉·查苏利奇（1849—1919年）这样一位女恐怖主义者和女涅恰耶夫分子到1883年时已经成为一位女马克思主义者了。差别全在于时代的不同。列宁是在特卡乔夫和涅恰耶夫之后出现的。在已经过去的岁月中，统治者和被压迫者都起了变化。列宁看到，在工人和不满的士兵面前出现了进行群众活动的可能性。在列宁看来，革命队伍所进行的杀害行为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暴力行动，而是革命的预演，这已为这次事件所证实。1913年6月，列宁以同样的方式为农民所使用的暴力进行辩护，他说：“农村所出现的暴怒是可怕的。人们称之为流氓行为的现象主要是农民异常暴怒的结果，也是他们进行抗议的最初形式的表现。”列宁预料，在经过抗议的最初形式之后，农民的愤怒一定会以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列宁对此是称赞的。在这方面列宁是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恩格斯主义者。1889年时恩格斯写道：“任何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对我这个革命者来说都是适合的，不管这种手段是具有极端强制性的，还是看起来是十分温和的。”列宁也是非常冷静地把暴力看做是有时候所必须使用的一种手段。虽然他曾告诫过各部队不要采取极端行动，但他在原则上是反对采取不彻底的办法的。要保证胜利，就必需消灭敌人。在1908年3月18日为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马克思是在1883年5月14日逝世的）和巴黎公社三十七周年而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大会上，列宁清楚地讲出了这一点。
在1871年从3月18日到5月29日这72天的过程中，受到工人支持的、由过激派和温和派领导的公社统治着巴黎。当时法国总理阿道夫·梯也尔轰炸巴黎，镇压公社，使公社遭受了惨重损失。列宁在日内瓦的大礼堂里讲道：“两个错误葬送了这一辉煌胜利的成果。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去‘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一个为完成全民族任务而联合起来的国家里树立一种至高无上的公理；没有接管像银行这样一些机构……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它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是它却力图从精神上去感化他们；它忽视纯军事行动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使巴黎起义取得彻底胜利，而是迟迟不动，使凡尔赛政府有时间纠集黑暗势力，为五月流血周作好准备。”
此外法国的无产阶级“为爱国主义的幻想所迷惑……爱国主义思想早在18世纪的大革命时期就已经产生；这种思想完全支配了公社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布朗基这位公认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的拥护者，竟找不出比资产阶级高喊的口号‘祖国在危急中！’更合适的名称来为自己的报纸命名。”
列宁继续说，尽管如此，但是公社还是有功绩的，功绩之一就是“它驱散了爱国主义的幻想，并破除了人们认为资产阶级追求的是全民族的目标的天真信任。无产阶级取得的教训是不会被忘记的。工人阶级将记住这一教训，例如俄国在十二月起义中就已经这样做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开进行搏斗来无情地消灭敌人。”公社和1905年的革命遭到了镇压。但是“新的起义一定会到来。在新的起义面前，无产阶级敌人的力量将表明是弱小的，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定会在新的起义中获得完全的胜利。”
革命是列宁自始至终所热爱的事业。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他把这个十分特殊的比喻翻译成下面一句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他经常在考虑革命，他不是像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那样考虑革命，而是像一个恋人那样考虑革命，他把各种根本的变化和最大的震荡都十分迷恋地考虑到了。他仇恨现实。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并不是1905年革命的组织者。这次革命与其说是从外部组织起来的，不如说是自发的。在足以表明俄国社会性质的那些很深的裂口里集聚了大量的痛苦。一道鸿沟把宫廷同国家隔了开来，把贵族同挥霍的商人隔了开来，把暴发户工业家同一天劳动很长时间而又过着贫苦生活的无产阶级隔了开来，把大俄罗斯人同上百个无权的少数民族隔了开来，把受剥削的农民同地主隔了开来，同工人及其他居民阶层隔了开来。俄国与其说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阶级隔离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被肢解成互相嫉妒、互不了解的各个部分。愚昧无知和交通不便加深了这道鸿沟。不平等现象加剧了贫困状态。寥寥无几的民主机构克服不了这些障碍。俄国的落后和俄国社会的分崩离析使日本获得了胜利。日本的胜利使自由派义愤填膺，使爱国者悲观失望。那些力求实现立宪改革的人，不是感到愤慨，就是受到了顽强不屈的沙皇的压制。而其他一些力量则选择了用暴力进行破坏活动的道路。
1905年的革命可以说是在1月份开始的，它采取了上街游行示威、举行罢工和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议等形式。俄国发生了大事。居住在日内瓦的列宁很想得到消息。多年之后，当他已经在克里姆林宫掌握了政权，在填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履历表时，他在关于职业的一栏内填的是：“新闻记者”。作为新闻记者，作为新创办的周报《前进报》的编辑，他渴望得到关于革命的事实。1905年2月15日，列宁写信给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书记谢·伊·古谢夫说：“不要忘记革命组织的力量就在于它有多少关系。直到现在，所有彼得堡人（他们真丢脸）还没有给过我们任何一个新的俄国国内的关系……真荒唐，真糟糕，真要命！一定要向孟什维克学习。《火星报》第85号上有许多通讯。既然您把《前进报》读给青年听过，为什么您不让我们同这些青年中的任何一个人取得联系呢？”列宁要求古谢夫找到“几十个新的、年轻的、忠实的、会工作又会联络的、不靠您就能独立通信的《前进报》的朋友……要记住这一点！”列宁于1905年3月写的下一封信中继续谈论这个问题：“千万请您设法搞一些工人自己写的通讯来。为什么他们不写呢？这简直丢人！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是否已经接纳了那6名工人参加委员会？务请告知。我们建议采取一切措施接纳工人参加委员会，至少要占二分之一。不这样你们就不足以对付孟什维克。他们正从这里派去大批增援。”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在国外准备召开具有竞争性的代表大会。因此列宁在同一封信中写道：“恳切建议你们在圣彼得堡全体300个有组织的工人当中进行宣传鼓动，要他们自己出钱派一两个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工人们大概会非常高兴，他们会热情地去做这件事。不要忘记，孟什维克在工人中间拼命破坏代表大会的名誉，说过去没有工人参加。对此必须考虑……圣彼得堡的工人大概能为两个工人代表募集300卢布（或者由哪位有钱的赞助人特别捐赠）……”
这两封信对列宁的党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认识，对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最初几个月的活动提供了一幅十分清楚的图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是比较强大的，但是强大得不多。革命是比所有这些组织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得多的那个制度的产物，——它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任何革命都是由革命的敌人引起的。
二、重建民主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