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当时，整个华沙的人非但不能读波兰文，也不能读波兰历史。当然，督学也曾耳闻学校背地里教波兰历史的事，只是苦无实事证据罢了。今天，他之所以来视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学校为了应付督学这一招，就在校门的门房装置了暗铃，只要轻轻一按，细微的铃声就可即刻通知各教室有情况发生了。
全班二十五个小女孩都在低头做针线。她们手指上戴着顶针，在毛边的四方布上用心地锁着扣眼。剪子和线轴散乱地放在课桌上。教师的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俄文书。
霍恩堡继续用他那狡猾而冷酷的目光审视着每一个学生的脸。
“刚才，我在给学生读克雷洛夫的寓言故事《乌鸦和狐狸》。”老师说。
霍恩堡说道：“是吗？虽然我们的政府不喜欢这个作家，不过，毕竟他是俄国人。”
霍恩堡像寻找猎物的狼一样，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环视着周围的一切。
“请叫起一名学生，我有话想问一问。”
玛丽顿时心惊肉跳。坐在第三排的她，本能地把脸转向窗户，心里暗暗祈祷：“我的上帝，不要叫我，拜托……”
但是她知道老师一定会叫她，因为她学习成绩最好，俄语也最流利。
听见老师终于叫出她的名字后，玛丽站了起来，瞪着圆圆的眼睛盯着督学官，一种难以言表的耻辱感卡住了她的喉咙。
“背诵祈祷文。”霍恩堡说。
玛丽用毫无情感的声音，准确无误地背出天主教祈祷文——沙皇发明的最巧妙的侮辱波兰人的方法之一，就是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俄语背诵天主教祈祷文。
“由叶卡特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督学官霍恩堡的提问总是带着挑衅的意味，他在提问时特意把“我们”两个字的语气说得特别重。
“叶卡特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
字正腔圆的俄语，从玛丽的口中滔滔而出。
督学虽然感到非常满意，但是心中不免暗想：“如果她是波兰人，俄语说得实在太棒了。也许她是在圣彼得堡生长的呢！”
因此，他问玛丽：“你是在俄国出生的吗？”
“不，我是在华沙出生的。”玛丽坚决地回答。
他又以怀疑的口吻继续询问：“俄国皇帝全家的尊称，你知道吗？”
“皇后陛下、亚历山大陛下、大公殿下。”
“尊称皇帝什么？”
“陛下。”
“对本督学称什么？”
“阁下。”
确实，这个孩子记忆力极好，俄语发音也非常标准，简直和生活在莫斯科的俄国孩子没有区别。
督学官满意地笑了，而玛丽的脸色却变得惨白。她竭力在克制内心的反感。
一连串紧迫盯人的询问毫不放松，玛丽仍然对答如流，但是，下一个问题却使玛丽愣住了。
“统治波兰的是谁？”
教室一片沉寂，玛丽闭口不答。她实在不愿意说出那个名字。
督学以不愉快的口气又问：“到底是谁在统治波兰？”
校长和老师脸色发青，同学们也都神情紧张地望着玛丽，督学的语气，显然已含有愠意。
玛丽面色苍白，好像在做无言的抗议。
督学怒视校长：“你难道不曾告诉学生，俄国最神圣的人是谁吗？”
校长噤若寒蝉，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时，玛丽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说：“是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陛下。”
于是，问话到此结束。督学以蛮横无理的态度叫校长开门，然后神气十足地又步入了另一间教室，继续做“督学视察”的工作。
玛丽的脸开始突变，和她同班的姐姐希拉也直冒冷汗。
杜芭斯卡小姐抬起头，说：“玛丽，我的孩子，到这里来……”
玛丽离开座位，走到老师面前。老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玛丽紧紧搂在怀里，吻着她的额头。玛丽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痛苦，趴在老师怀里哭了起来。
对于玛丽来说，这样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忽然，在这个教室里，所有波兰小女孩都难过得哭了起来。
受考问之后，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个钟点，玛丽仍然觉得不安。她深恨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恐，深恨这种屈辱的表演。然而，在俄罗斯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使她更沉重地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的悲哀。
可是在这个被侵占的国家里，谁都难以摆脱这种屈辱的生活。
四、姐姐病死
在玛丽两岁时，父亲借着担任副督学的机会，举家迁入公家宿舍；母亲也辞去女子学校校长的职位，在家相夫教子，料理杂务。
母亲的气质高雅，她一早起床总是先穿戴整齐，然后开始为五个孩子忙得团团转，谁也看不出她的病情渐渐恶化，身体日益衰弱。
由于疲累，一到夜里，她就会不断地发出无力的咳嗽声。
父亲最了解她的身体，因此每当全家聚集晚祷时，他一定向神祷告：“神啊！求你赐给她健康吧！”
玛丽的父亲虽然身兼副督学及中学教师两职，却常常为张罗五个孩子的学费而奔走。因此，玛丽的母亲只好学着自己给孩子们缝制鞋子。她长时间弯着腰，拿着针线做活儿，身体怎么支撑得了呢？
“玛丽，你瞧，鞋子好漂亮哦，这是妈做给你穿的！”
直到后来，玛丽都不曾忘记这一幕。那时，她坐在父亲的膝盖上，看着母亲缝鞋子呢！
回想起来，母亲为他们缝制鞋子的那段时光，真还称得上是幸福的岁月。
后来，母亲的病情更恶化了。医生劝她离开华沙到乡间疗养。几经磋商，母亲终于决定由长女罗莎陪她到法国尼斯养病。
临行之际，母亲搂着玛丽说：“要乖哦，玛丽。妈去养病，身体好些就会回来，你要听话哦。”
玛丽点点头，以为母亲很快就会回来。但是，母亲回来时，已是一年后的事了。
原本高贵美丽的母亲，一年未见，竟变得如此消瘦、憔悴。玛丽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她的母亲！
从此，玛丽一家就笼罩在不幸的阴影里。
玛丽的父亲斯科罗特夫斯基是个刚正不阿的人，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心，可是他身上的这股浩然正气，却让他付出了不少的代价。
事情是因他所在学校的校长伊凡诺夫而起的。这个伊凡诺夫也是俄国人在学校安插的督学。他整天无所事事，对教学工作一窍不通，却总是盯着学生和老师们的一言一行，并借机找茬。一次，有个学生因为写错了俄语语法而被他处罚。斯科罗特夫斯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为那个可怜的孩子辩解说：“伊凡诺夫先生，请您原谅他，孩子不是故意的，他是疏忽了——您不也在写俄文的时候疏忽过吗？我相信这个孩子和您犯错时一样，都不是故意的。”
他的这番话惹怒了校长，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老师，怎么敢和高高在上的校长顶嘴？校长决定要好好整治一下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老师。
1873年，玛丽六岁那年的秋天，全家刚从乡间度完暑假返回公家宿舍，准备为新学期的来临而忙碌，赫然发现父亲桌上有一纸公文。
父亲阅毕之后，神情骤变。原来，当局决定收回公家宿舍，革除父亲副督学一职，并减少薪水。理由何在？父亲心里明白。因此，即使提出抗议，也是枉然。从此，玛丽一家人都将处于无国无家的惨境了。
当局催他们尽快搬家。仓促之下，他们只好先搬到一个简陋的小房子里。一两个月后，又搬到距离中学不远的一幢小公寓内。但是，安身之后又将如何呢？
斯科罗特夫斯基失去了在中学的督学工作，薪水削减到无法维持一家的生活，只好动用微薄的存款，转眼间储蓄也将告罄。
而且这几年为了给妻子治病，家里财务频频出现赤字。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斯科罗特夫斯基不得不考虑别的出路。这时候，他有一个做生意的亲戚向他游说一种蒸汽机器，亲戚将这种机器吹捧得天花乱坠，称它为“神奇的蒸汽机”，号称如果对它投资的话，将会获得巨大的收益。斯科罗特夫斯基向来谨慎，可是这次却动摇了。他东拼西凑了三万卢布，投资到了这批机器上，但是由于不善经营，这三万块卢布全部损失在了这场失败的投资中。这对家里的经济情况无疑是雪上加霜。
玛丽的父亲只好担任两三个学生的家教，后来甚至增至十来个，并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
他是多么痛苦啊！为了照顾这十来个学生，必须牺牲全家共享天伦的机会，还得抚育五个孩子，并且为了筹措妻子的医药费而伤神。
到了这种地步，命运之神仍然不放过这一家人。
1876年1月，有一位同住的学生罹患了伤寒，罗莎和布罗妮雅也被感染了。
环境经过消毒，病童也被隔离，一两个星期过去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在玛丽幼小的心灵中，感到无限恐惧。她向神祈祷：“神啊，求你赶快治好罗莎和布罗妮雅的病吧，求求你！”
但是，祷告并没有灵验。一个星期三的早上，父亲神情哀伤地把约瑟夫、希拉和玛丽叫来，说道：“你们都到罗莎房里去吧，但不要吵着她，放小声点。”
于是，他们三人跟随在父亲背后，走进罗莎的房间。布罗妮雅已被抱到隔壁，床上只躺着罗莎一个人。
酷似母亲的罗莎，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紧抿的嘴唇仿佛含着笑意；她穿着纯白的衣裳，双手交握在胸前，闭着眼睛似乎在沉睡。
“啊，罗莎姐姐死了？”妈妈不在家时，最疼自己的就是罗莎；会说有趣的故事，又会轻声唱赞美歌的罗莎——她就这样死了吗？这真叫玛丽不敢相信。
十六岁的姐姐被放入棺木的那一刹那的情景，深深地烙印在玛丽的心扉上。
这时的玛丽才八岁，但却已体会到生离死别的悲哀。
“神为什么不听我祷告呢？”玛丽把白色的康乃馨和洋娃娃放进姐姐的棺木中，嘤嘤啜泣起来。
罗莎出殡那天，华沙的天空一片阴霾，浓云笼罩着大地，还刮着刺骨的寒风。
玛丽身穿黑色披肩，由父亲牵着，跟在灵车后面。她这是最后一次和姐姐同行了。
母亲病势已很沉重，无法参加女儿的丧礼。玛丽在送殡的行列中回首一望，只见身穿黑衣的母亲，正倚在窗口拭泪，伤心涕零地目送罗莎的灵柩离去。
在此后的两年之间，母亲的病情毫无起色。上了学的玛丽每学期成绩都得到优等奖。母亲总是高兴地说：“你好棒啊，玛丽。”
每天早上，玛丽都要和女管家及希拉、布罗妮雅去教堂。这座教堂的建筑风格与众不同，是以红色石头筑成的，呈楼梯型，塔则是四角形的；教堂的影子映在河中，也映在华沙居民的脑海里。
五、失去母亲
1878年，漫长的寒冬终于过去了，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而后，梅花凋残、结成青黄色的果子，杜鹃鸟在森林里啼叫，苹果花也正含苞待放，随着徐徐吹来的轻风，金色的五月就快来临了。
五、六月份是波兰气候最宜人的季节，天空清澈如洗，阳光洒满了大地。
家家户户门窗大开，任清风和阳光飘满屋子；更有人悠闲地在屋外晒着太阳。公园里的花朵万紫千红、争奇斗艳，小鸟也吟唱着快乐的春之歌。
但是，对玛丽一家来说，这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
历经严冬，母亲的身体愈加衰弱，只能靠着暖炉，无力地坐在安乐椅上，什么活儿都无法做了；而且食欲骤减、脸色极坏，并不停地痛苦咳嗽着。医生只是提醒家人要多留神，全无一句令他们安心的话。
身体赢弱的母亲，有一阵子却突然精神大振，或许这就是回光返照吧。玛丽的母亲知道自己就快离开她所挚爱的子女和丈夫了。
杜鹃长啼、微风轻吹，但玛丽家的门窗却紧闭着，好像有一种比严寒更沉重的空气笼罩着他们。
5月9日早上，医生为病人把过脉后，说道：“祈求神的祝福吧！”然后起身，把位子让给牧师。
父亲、哥哥、姐姐和玛丽，全都围在母亲床前。在这最后的时刻，母亲看起来有一种凄恻的美。
她伸出骨瘦如柴的手，与家人一一握别；当她最后握住玛丽的手时，一颗清澄的泪珠儿在脸颊闪烁，随后无声无息地滴落在枕头上。
“玛——丽——”母亲似乎用尽全力才喊出来。
玛丽不禁泪如泉涌。她想喊声“妈妈”，可是，声音哽在喉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母亲又环视家人，轻轻地说：“我爱你们……别了……”说罢，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大家都哭了。哀伤的哭声，在房中回荡，玛丽还紧握着母亲的手不放。
“啊！罗莎姐姐走了，现在连妈妈也走了。神为什么不理会我的祷告！还是从我身畔将她们夺走？我不再信神了！”十岁的玛丽，由于生离死别的痛苦，不禁对神萌生出了反抗之心。
生活因为灾难而变成了灰色，但生活总要继续下去。生命中的两个重要亲人都不在了，但斯科罗特夫斯基一家必须在今后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顽强地走下去。
1882年，斯科罗特夫斯基找到了新的住处，带领着孩子搬出了那个带给他们噩梦般回忆的伤心之地。新房子在来思诺路，比以前的房子宽敞明亮得多，有爬满葡萄藤的阳台，还有可以喂养鸽子的独立的小院子。一家人住在开阔宽敞的二楼，一楼是给寄宿生们上课的地方。这样，孩子们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不用再像从前那样和一群吵吵闹闹的寄宿生在一起了。这让玛丽感到非常惬意，毕竟，自己有了独立完整的房间，这才像个真正的家啊！
早餐时间到了，孩子们欢呼着围坐在一起，开始享受美味的早餐。早点丰富极了，黄油、面包片、波兰腊肠、牛奶、果汁……孩子们还把上午在学校休息时要吃的零食装在各自的食品袋里：一块小面包，一个苹果，一小根腊肠——约瑟夫可从来不带这些课间餐，他觉得零食是只有女孩子才喜欢的东西。孩子们都长大了，个个出类拔萃，这是几年来支撑着斯科罗夫特斯基对生活和环境保持信心的原因。
布罗妮雅一年前中学毕业，成绩优异，得到了一枚金章；希拉是学校的校花，有着修长的身材，秀丽的长发，迷人的眼睛，时时刻刻都是男孩子们眼中的焦点；家中唯一的男孩约瑟夫更是优秀，高大健壮的身材展示了男孩儿初长成的魅力，并且和布罗妮雅一样学业优异，中学毕业时也得到一枚金质奖章，而且最令人高兴和最让他的姐妹羡慕的是，他可以继续在大学医学院深造，这是沙皇政府统治下的男人们才享有的权利；至于玛丽，这是个让父亲骄傲的孩子，她已进入中学，以极其聪明的头脑和严谨的学习态度博得了大家的赞赏。老师们总是惊诧这个小姑娘似乎脑子里有台记忆机器，她几乎能对所有的知识过目不忘；同学们则对这个每次考试总是拿满分的女同学啧啧称赞。
玛丽有一点让他们最为佩服，那就是她学习时的专注。一旦她的精力集中起来，大脑高速运转，就会对周围的一切置之不理。不管周围怎么吵闹，也分散不了她的注意力。
有一次，玛丽在做功课，她姐姐和朋友决定捉弄她一番，故意在她面前唱歌、跳舞、做游戏。玛丽就像没看见、没听见一样，始终在专心致志地看书。姐姐和同学想试探她一下，于是悄悄地在玛丽身后像搭积木似地搭起几张凳子，只要她一动，凳子就会倒下来。大家纷纷屏息凝视，等着看玛丽的大笑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玛丽像雕像一般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坐在一大堆椅子中间，把头埋在她的世界中，倒是她周围的人已经等得失去了耐心，焦躁得不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当玛丽合上书，抬头起身时，肩膀撞到了一旁的凳子，哗啦啦，凳子全塌了。
“耶！”在旁边早就等得不耐烦的姐姐们为自己的阴谋得逞而兴奋起来，并迅速摆好要逃跑的架势，以防玛丽找她们算账。可是玛丽并没有生气，也没有吃惊。她只是揉揉肩，看了看那帮兴奋的人们，轻轻地说了三个字：“真无聊！”姐姐们顿时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