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善恶的彼岸
尼采放弃了他那部抒情作品，他有时觉得遗憾，想要重续，但这只是一时的兴致而已。“从今以后，该由我来说了，而不是查拉图斯特拉。”他写道（这次的确信倒是准确的）。
那部作品一直没有完成，尼采明白这一点，而且一大堆尚未表达的思想更使他有一种痛惜的悲哀。他想要做另外的尝试。他又重新回到了哲学领域，力图用抽象的语言表达他作为诗人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虽然这样做他并不快乐。他翻开新笔记本，写了几个标题：《强力意志，对大自然的新解释》《强力意志，重新解释宇宙的一种尝试》。这些初次想出来的标题将会站稳脚跟。在这里，尼采重新采用并发展了叔本华的命题。他认为，万物的基础并不是盲目的生存意志，生存就是去扩张、增长和征服。万物的基础也许解释成一种盲目的强力意志更加合理，而产生于人脑的一切现象也许可以解释成这种意志的作用。
这是一项需要深思熟虑的庞大工作，尼采充满恐惧地正视到了这一点。一个人怎么才能在人们的心灵中辨别出什么才是强力呢？或者说怎样才能辨别出什么是软弱呢？也许亚历山大的愤怒是软弱，而神秘主义者的兴奋却是强力。尼采曾寄希望于那些信徒、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希望他们将会为他做必要的分析。海因里希·冯·斯坦因的帮助将会是可贵的。但是现在，他不得不单枪匹马承担起各种工作。他变得越来越悲哀，没有激情的思想对他是没有吸引力的。他热爱的是什么呢？是本能的力量，灵巧、优雅、整齐而有节奏的音韵——他还热爱威尼斯，盼望着出现晴朗的天气，这样他就可以从尼斯公寓里如此之糟的伙食和人群里逃走了。3月30日，他写信对彼得·加斯特说道：
“亲爱的朋友，我很少怀着愉快的心情考虑一次迁移。但是这次——只要我想到很快就会到威尼斯，而且跟你在一起，我就变得激动不已、心醉神迷，就像是经过了长期可怕的疾病之后。对痊愈的渴望。我已经发现，直至今天，威尼斯仍然是唯一的有益于我，并且让我感到甜美的地方。西尔斯一马利亚作为旅途中的一个落脚点，对我非常合适，但是却不能作为一个居住地。唉，要是我能够设法作为一个隐士或孤独者正当地住在那里该有多好！而且——西尔斯一马利亚变得越来越时尚了！”
“我亲爱的朋友和艺术大师，你和威尼斯与我时刻相联。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你对这个城市持久的兴趣给予我更大的欢乐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是多么想念你啊！我正在读老德·布罗斯关于威尼斯以及当时在那里享有盛誉的艺术大师哈赛的回忆。不要生气，我根本无意于要在你们之间做失礼的对比。”
“我刚刚给马尔维达写信说：多亏有了彼得·加斯特，我们的朋友们，那些低劣的喜剧家、自诩为天才的音乐家们很快就会死去，并停止散发出腐败的气味。‘很快死去’——这也许是一种明显的夸张。在民主主义年代，极少数的人才能够辨识美，在极其罕有者身上才能发现美。我很高兴，对你来说，我就是‘极少数人’之一。那些我所喜爱的深沉而快乐的人以及那些忧郁而疯狂的人，比如已故的朋友司汤达和加利尼神父，如果他们不热爱某个快乐的音乐家（如果加利尼没有普契尼，司汤达没有契玛罗萨和英扎特），就无法在世间生活下去。”
“唉，你是否知道，目前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怎样的孤独！怎样不得不出演一些喜剧，以防止自己出于腻烦而不时地往某人脸上吐唾沫。幸亏我儿子查拉图斯特拉的某些谦卑的习惯也存在于他那有点疯狂的父亲身上。”
“但是一旦我在威尼斯跟你呆在一块儿，所有的‘谦卑’、‘喜剧’、‘腻烦’和对尼斯的一切诅咒都会烟消云散，难道不是吗，我的好朋友？”
“不要忘了：我们还要吃焙可丽！
真诚的弗·尼”
4月和5月，尼采逗留在威尼斯，找到了他渴望已久的欢乐。他漫步在一条条树木掩映、树叶沙沙作响的小街上，注视着这个美丽的城市。他聆听自己朋友的音乐。他散步的地方在圣马克广场游廊的阴影下，他把这些游廊与以弗所的柱廊相比较，赫拉克利特正是在那里淡忘了希腊人的激动不安和波斯帝国的沉重威胁。他想：“在这里，一个人多么容易忘记那个阴沉的帝国——我们自己的帝国啊！让我们不要诋毁我们的欧洲，因为它仍然在向我们提供美丽的避难所。这个圣马克广场是我最好的工作室。”这种短暂的欢乐唤醒了他心中诗的冲动。他又想起了已经淡忘的查拉图斯特拉，想要歌颂他的胜利和死亡。他写了一个草稿，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是他的最后一个草稿。
6月，他回到了恩加丁。在旅馆生活中，他偶然获得了一个秘书，某个洛德夫人，或者某个不知名的人向他提供了帮助。他口授，并试图更加准确地理解自己的问题。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去批判那一大堆束缚现代欧洲人的道德判断、道德偏见和道德惯例，去评估它们的内在价值，即是说对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能量的品质作出评估，以此确定一个德行的等级制度。最后，他希望实现“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他找到了这个准则）。他写的是“一切”，否则他的自尊心就不会得到满足。那时他就认识到、并且成功地解释了某些职业道德学家们不知道如何评述的美德的模式。比如说：自我控制，内在情感的掩饰，礼貌，欢乐，在服从和指挥上的严格，顺从，对尊敬的苛求，对各种责任和危险的兴趣。所有这些如今已遭贬值的美德都是旧贵族生活的习惯和趋向，是比我们自身更强有力的道德源泉。
其时他可能进行过某些非常认真的阅读。他研究过罗尔弗的《生物学问题》，在里面他会发现作为他的形而上学基础的生命成长的分析。也许他当时还重读了戈宾纳奥的某部著作（他钦佩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我们可以进行这些大胆的猜测。但是与他的阅读又有什么关系呢？尼采已经42岁了，已经过了学习的年龄，已经收获了自己的想法。阅读促进、滋养了他的沉思，但再也不会引导他的思想了。
他的工作非常艰难，失眠把他压垮了。但是他坚持下来了。妹妹伊丽莎白马上就要追随丈夫去南美了，他放弃了最后拥抱妹妹的心酸的欢乐。他写信对妹妹说道：“那时，你就会在那里安居下来，而我将在这里生活在所有巴拉圭人难以企及的孤独之中，我的母亲也将不得不独自生活，我们全都得勇敢无畏。我爱你，所以我才哭泣。——弗里德里希。”
一周过后，他有了新的计划。他正在与出版商就重新购买自己的书及其再版进行谈判。他抓住了这个重新回到德国的借口，他写道：“一件必须由我自己出面的商业事务帮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毫不耽搁地前往瑙姆堡。
会面是沉重的。兄妹俩都知道这次分别是决定性的，他们在分别的前夕温柔地交谈着。尼采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生活的艰难，他说：“我独自一人面对一个巨大的问题，这是一片原始森林，我在里面迷路了。我需要帮助，我需要众多的弟子，还需要一个老师。服从会是件多么甜美的事啊！如果我在一座山峰上迷了路，我会顺从熟悉那座山的人。如果我病了，我会服从医生。如果我能遇上一个能在道德观念上启迪我的人，我会听从他，追随他。但是我一个也没有找到，我找不到任何弟子，更找不到老师……我形单影只。”妹妹又重复了一遍她过去经常提出的建议：弗里德里希应当重返某个大学，以前年轻人总是听他的，他们还会听他的，而且还会理解他。“年轻人是如此愚蠢！”尼采答道，“而教授们则更加愚蠢！更何况，所有的德国大学都排斥我，我能到哪儿教书呢？”“去苏黎世。”妹妹建议道。“我能够忍受的城市只有一个，那就是威尼斯。”
他到莱比锡和出版商谈判，后者漫不经心地接待了他。他的书没有售出。接着他又回到瑙姆堡，做了最后道别就离开了。
他将要去哪儿过冬呢？上一次他已经被尼斯聒噪的人群激怒了。他想到了瓦隆布罗萨。莱兹克曾经推荐过这片位于塔斯肯城亚平宁山脉的美丽森林，并且正在佛罗伦萨等他。离开德国前，尼采经过慕尼黑，拜访了从前的一位朋友拜伦·冯·塞利兹，后者把尼采介绍给自己的妻子，并给他看了自己的日本收藏品。那位妻子年轻迷人，那些日本收藏品令尼采很感兴趣。他发现了这种艺术，喜欢这些邮票，这些小巧玲珑、色彩鲜艳的东西与悲哀的现代情调如此不协调，与忧郁的德国趣味更是大相径庭。塞利兹理解美的东西，并且知道如何去生活，尼采简直有点妒忌他。他给妹妹写信说道：“亲爱的伊丽莎白，也许这是你给我找一个妻子的时候了。让我们说，仍然得年轻、漂亮、欢快，一句话，一个勇敢可爱的人，一个阿莉妮·冯·塞利兹式的人（我们几乎已经直呼你我）。”
他到达了托斯卡纳，莱兹克接待了他，并陪伴着他。他把尼采带到了圣米纽托高地上的阿塞特天文台，那里住着一个非常难得的人——尼采著作的读者。莱伯利奇·坦培尔在他桌上那堆稀奇古怪的仪器旁边放着弗里德里希·尼采先生的作品，其中的许多章节他都熟记在心，并欣然地高声背了出来。莱伯利奇·坦培尔是个异乎寻常的高尚、真挚和没有偏见的人。他们两人谈了半个小时，似乎彼此都很理解对方。临别时，尼采已经深受感动。
“我希望这个人根本没有读过我那些书，”他对莱兹克说道，“他太明智、太善良了，我会伤害他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思想的可怕后果，所以担心那些读过他的书的人会遭受与他相同的磨难。
他没有在托斯卡纳停留，从佛罗伦萨山峰上袭来的刺骨的冷空气使他觉得不适。对尼斯的记忆再次征服了他，这是一个全年的二百二十天都充满阳光的城市。1885年11月15日，他写给妹妹的信正是从尼斯发出的。
“亲爱的妹妹，要是你那个在血管里流着几滴鼹鼠式和哈姆雷特式血液的哥哥，从尼斯而不是从瓦隆布罗萨给你写信的话，请你不要大惊小怪。对我而言，几乎同时体验一下莱比锡、慕尼黑、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尼斯的气候是有益无害的。你永远也不会相信，尼斯已在这些城市中遥遥领先。跟去年一样，我已经在圣艾蒂安小街日内瓦公寓寄宿下来。我发现它重新铺上地毯、重新布置、重新油漆后变得非常漂亮了。进餐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基督教的主教，一个被称为阁下的讲德语的主教。非常想念你。你的埃希霍恩王子。”
在另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现在我回到了尼斯，换言之，回到了理性。”他如此兴奋，以至于他着迷地观察着这个世界性的城市，以此作为消遣。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信说道：“我窗户的对面就是腓尼基广场，在这几个词的连接中包含着多么深广的世界主义啊！难道你不觉得好笑吗？但是这是真的，腓尼基人就生活在这里。我在空气中听到了征服者和超级欧洲人发出的声响，这种给予我自信的声音对我说道：在这里，你在你自己的家里……在这里，一个人离德国是多么遥远。‘非德国的’，我没有足够的力量说这个词。”
他恢复了以前的习惯，在太阳下沿着俯瞰波浪的白色小路散步。整整七年的记忆把他的思绪与这里的大海、海滩和山峦连接在一起，他心中的幻想觉醒了，他倾听着它，追随着它。没有一个小时被虚度，每一刻都充满了欢乐，作为这种欢乐的纪念和见证，每一刻都会留下一首讽刺短诗、一首散文诗、一句格言、一些民谣或歌曲。
他诋毁现代人，这是他的乐趣，并且在他看来，作为一个预示未来的哲学家，其职责就是必须否定自己的时代。在16世纪，一个哲学家最好歌颂服从与和善。在19世纪，在遭到巴黎的颓废派和德国瓦格纳主义者损害的欧洲，在这个永远在寻求民众的互相合作、寻求最不费力和最少痛苦之生活道路的衰弱的欧洲，一个哲学家必须歌颂别的美德。他必须肯定地宣告：“那个懂得怎样做最孤独、最隐秘、最冷漠的人才是最伟大的人。他懂得怎样生活在善与恶的彼岸，他是其美德的主人，有着强大的意志。那就是伟大。”他必须急切地问：“伟大在今天是可能的吗？”自从他在26岁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我们就从没有停止过听到这个问题。
他还诋毁德国人，这是他的另一个乐趣，也是更密切更活跃的乐趣。德国化了的欧洲有着一种没有教养的自由。它掩饰了自己的恶意、粗俗和狡诈。它需要恢复旧世界和昔日法国人的精神，从前的法国人带着如此清醒的目光、如此强大的力量生活在如此美好的自由之中。他这样写道：“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趣味和生活方式地中海化。”透过这些文字，不难听出尼采那些“已故的朋友们”，司汤达和加利尼神父的忠告。
他这样写道：“怀着深沉忧郁的人在欢乐时就会背叛自己。他们紧紧抓住自己的幸福，就像是因为妒忌，想要抑制它、扼杀它一样。唉，他们太清楚了，欢乐就在他们眼前飞走了。”快到12月底，那些节日临近了，对这些节日的回忆感动着他那颗忠实的心灵。尼采已经看到了飞快来到的幸福。活跃的思维、美妙的幻想，这种欢乐并没有彻底满足他。尼斯的群众再也不能令他感到有趣，腓尼基广场也不再吸引他了。《快乐的军刀》及其箴言——阳光、和风以及普罗旺斯歌谣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一个德国人，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儿子，因此他总是怀着一种压抑的心情看着圣诞节和圣·希尔维斯特节——那个值得敬畏的时刻的到来。
他开始讨厌自己寄宿的那个拙劣的公寓：公寓里的家具被太多的手触摸过，客厅因为是公用的被弄得一团糟。接着，冷空气来临。由于贫穷，他无法得到他需要的温暖。他冻坏了，为没有德国式的暖炉而深感悲哀。这个该死的地方还使他永远不得安宁。右边，一个小孩正在摆弄天平，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楼上，两名业余爱好者正在练习吹小号和拉小提琴。弗里德里希·尼采陷入痛苦之中，他给在瑙姆堡过最后一个圣诞节的妹妹写信说道：
“在这儿，没有一个人可以陪我欢笑，这是多么乏味啊！如果我更强壮一些，如果我更富裕一些，我就会去日本体味一点生活的乐趣。在威尼斯，一个人可以不用费太大的劲儿就以日本人的方式生活，这是我感到快乐的原因。在欧洲其他地方，到处都是悲观主义者，令人哀伤。瓦格纳对音乐的可怕歪曲是这种反常和普遍痛苦的一个特例。”
“又到圣诞节了，想到我还要一如既往、像过去的七年那样继续生活，我就深感悲哀，那就像一个流放者、一个蔑视人类的愤世嫉俗者那样生活。再也不会有人为我的存在而操心了，喇嘛有‘更好的事要做’，而且无论如何，有足够的事要做……写得不错吧，我的圣诞节来信？喇嘛万岁。”
你的弗
“你为什么不去日本呢？这是最明智的生活，也是最快乐的生活。”
八天以后，他写了一封比较轻快的信，也许他已经为前一封信中的剖白而责备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