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不行”，这就是她的回答。她从中学时代起就认识奥维茨，可是，她无意加盟CAA，她的考虑是，这家机构还一定能够长久，“我不知道这家公司是否能够再挺过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费尔德和奥维茨每次见面的时候，谈话的内容总是很容易就滑到中学时代的回忆中，她保持着一副清高样。这期间，她的电影事业正如日中天。她于1979年获得了奥斯卡奖，因为在《诺玛雷》中成功地扮演了一位工会活动家。1984年又因为在《心有千千结》中的表演而再获奥斯卡奖。正是在这个期间，她因为在奥斯卡的颁奖仪式上滔滔不绝说“你喜欢我，你真的很喜欢我”而小有臭名。可是从1986年开始，当保尔·纽曼在《金钱的颜色》中扮演主角时，费尔德也开始听说有关迈克尔·奥维茨的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真的是在为保尔花大力气。”她相信当时自己的代理人缺乏奥维茨的热心，因此向奥维茨透露了这方面的情况，而奥维茨也就立即开始照顾起萨莉来。她不久之后就给他打了电话说：“现在，我决定跟你们这帮家伙一起干了。”
到1986年夏天，斯坦·卡门手中几乎所有的大明星都转到了CAA，这就像是切斯曼哈顿银行所有的储户突然间都转移到了花旗银行一样。如果说霍夫曼、瑞福德和纽曼在80年代初期的签约使CAA榜上有名，那么斯坦·卡门手上的大客户全部转到CAA名下，就无疑是使该公司如虎生翅，远远甩掉了它自己的劲敌。CAA已经成了好莱坞最大的代理机构，可是迈克尔·奥维茨在这个行业中仍然是个谜，对普通大众来说仍旧是无名无姓。但所有这一切即将发生变化了。
迈克尔·奥维茨于1986年秋季受到《洛杉矶时报》的邀请，去那里参观一项新的数据检索系统，它名叫莱克西斯，可以扫描各种报纸。报纸的出版人汤姆·约翰逊敲人了迈克尔·奥维茨的名字，很急切地想向到访客人显示，哪怕是非常神秘的、低姿态的奥维茨先生也不可能逃脱长触须的莱西克斯的把握。可是，一条相关的信息也没有找到，约翰逊十分难堪。“没有关系，”奥维茨说，“如果我永远也不出现在莱克西斯之中，那将是一桩幸事。”他很认真地说。如著名的公关专家斯迪芬·里弗斯所言：“如果下一个有关他的报道是他的讣闻，奥维茨将会百分之百地高兴。”虽然他很快就要成为好莱坞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可是除好莱坞以外，其他的人很少有知道他的，而这位好莱坞的炙手可热的大腕代理人对此也正求之不得。
十年之前，即70年代中期，当他仍然还在奋力进行人才代理业的初期工作时，他曾去过公共图书馆，并在卡片中检索过，后来又在缩微胶卷中查寻过“刘·瓦塞曼这个词。”瓦塞曼是MCA及其环球演视公司的主席和总裁，也是好莱坞最有影响的人物，可是奥维茨注意到，有关他的信息非常之少，照片也不多。对于奥维茨来说，在这方面曾经是有过教训的。他相信——后来他发现自己相当天真——跟刘·瓦塞曼一样，他也会成为好莱坞的重要人物，可是在公众眼里，他仍然会是无名无姓的。
就当时来说，他希望成为好莱坞的头面人物的愿望好像是很容易实现的。哪怕奥维茨真的下力气让媒体来报道他本人和CAA，编辑们对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好莱坞影业的生意也不一定抱很大兴趣。对他们来说，“好莱坞影业”本身就像是一个矛盾的修饰。制片厂获得的利润太小，不足以引起商业媒体的兴趣，而且不管怎么说，迈克尔·奥维茨也不过是一个代理人而已。好莱坞值得写一笔的人都是电影明星。
到1984年，当迈克尔·切普里成为《华尔街时报》洛杉矶分社的记者时，他已经通过在《福布斯》当记者的经验了解到，媒体对好莱坞商业方面的兴趣很小。切普里的“日常工作”不是报道电影行业本身，而只是报道以洛杉矶为基地的娱乐公司，他只能花一半的时间来关心电影事业。还有，以纽约为基地的娱乐公司有许多家来自纽约的日报记者在报道，这是好莱坞故事的另一面。所有这些都迫使切普里集中精力于本业，完全堵塞了他对“好莱坞商业”产生一星半点兴趣的可能。
可是，1984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媒体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得不仔细打量一下好莱坞商业的一面：这就是公司收购巨头索尔·斯坦贝克收购了迪斯尼公司。斯坦贝克收购了迪斯尼公司6.3%的股份，几个月后又设法用12亿美元收购了该公司49%的股份。为了摔掉斯坦贝克，当年6月份，迪斯尼公司董事会根据其股票付款给他，他因此得到了3100万美元的利润。迈克尔·切普里仍然还记得，当时媒体对好莱坞兴趣大增的明确迹象有：1983年《华尔街日报》只有三个版面的小块是关于迪斯尼的，一年以后，关于该公司的版面增长到33页。
迈克尔·切普里虽然是位商业记者，他却感到自己得到了解放。由于“好莱坞商业”不再是一般的话题，媒体对此也产生了新的兴趣，因此他非常激动。1986年秋天，他确信如果能够找到一些有关好莱坞的好文章，他的编辑们就会同意发表它们，这样他就可以越来越起劲地研究这方面的话题，挖掘越来越深，而且与众多在这个娱乐业工作的各个方面的人进行谈话。在以前，他习惯于一次报道一家公司，一个一个地报道好莱坞商业项目，而不太在意较大些的主题和共同线索，没有注意提纲契领。如今，他专找这样的主题和大线索，慢慢就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情：有个人的名字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他与很多人的对话中，那就是迈克尔·奥维茨。切普里还注意到了别的一些事情：那些提及奥维茨大名的人，一般都是一脸敬畏的神情。他们的谈话都给人一种很深的印象，尽管没有明说出来，即此人已经成为好莱坞的权贵之一。根据切普里可以搜集到的情况，奥维茨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业务，即采取了“整体包装”的步骤，将一整个电影项目全盘销售给制片厂。除此之外，那些与切普里谈过话的人对于奥维茨这个人几乎就一点也不了解了。他们还经常把他的名字发错成阿维茨，而不是奥维茨。谁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他说话是什么声音，更不消说他是怎样完成他的魔法术的，不知道所有这些到底是由于他的领袖风范还是宏伟战略，或者纯粹是出于某种运气。
不管什么，切普里现在对他是非常有兴趣了。因为无论怎么说，奥维茨这个家伙只不过是个人才经纪人，而不是制片厂的大人物，不是电影导演。那么这位人才经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得到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的？切普里本人对好莱坞还是很了解的，至少他自己是这么看的。他发现这件事很奇怪，区区一位经纪人，别人谈起他来怎么会把他如此敬若上宾呢？他又不是电影制片厂的头儿，比如黄金时期的路易斯·梅耶。可是如果要说服编辑们，让他们发表一篇有关好莱坞的这位神秘人物的文章，切普里知道，他就必须做大量的挖掘工作。到当时为止，他所得到的一切不过是来自一些鸡尾酒会的闲谈。他需要一些确切的事实，以确定到底哪些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哪些是夸张的说法。
他从《华尔街日报》的档案室开始查起，看看奥维茨在媒体方面的报道情况，出镜频率如何，关于他都说了些什么。他不停地查找，可什么也没有发现。真是奇怪，切普里想，越来越闹不清楚了，这位迈克尔·奥维茨到底值不值得写一篇故事？根据他与别人广泛的交谈，他当然认为是值得的。可是，假如是这样，媒体为什么对这个人不闻不问达如此长的时间呢？哪怕除去媒体对“好莱坞商业”这个话题不敏感的因素，这样有影响的一个人也不该没有只言片语来问津一番。
他觉得，现在是到了向编辑们讲讲这位人物的时候了，他要向编辑们透露一些他凭记者的触须感觉到的资料，他希望让他们来决定他是否有必要继续干下去。切普里知道，如果十年或者五年以前，他向编辑们说这个主意，他们一定会认为它一钱不值，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切普里对编辑们谈论了他所掌握的情况，他们催促他继续干下去。
他按传统的走访方法开始干起来。在他走访到的人当中，有一位是个老熟人，即欧文·阿佐夫，他是MCA唱片公司的负责人和《城市牛仔》的制片人。“谁是迈克尔·奥维茨？”切普里问阿佐夫。让切普里大感不解的是，阿佐夫告诉他说，他认识迈克尔·奥维茨，还说“我要引见你们认识。”
不久，阿佐夫受邀参加好莱坞的一次电影首映式，举办人是瓦尔特·迪斯尼公司，在切森饭店后院的梦幻营帐里进行。阿佐夫很有信心地肯定奥维茨本人一定会到场，这样他就请切普里一起去。阿佐夫很快就找到迪斯尼的主席迈克尔·艾斯纳，发现他正在跟奥维茨讲话。他带着切普里一起过去，并向奥维茨介绍了这位记者。
“他是《华尔街日报》的，”阿佐夫对奥维茨说，“他想写篇关于你的文章。”
奥维茨立即紧张起来，就好像刚刚刮过来一阵冷风一样。切普里注意到奥维茨的举止变化。一开始，奥维茨什么也没有说，但好像是在小心地掂量自己要说的话。
“嗯，”奥维茨终于说话了，声音非常之低，好像他不希望任何人听见一样，“我倒是希望，你最好不要写有关我的任何东西。”
艾斯纳很是喜欢当时的情景。他知道切普里，因为此人很有名声，还知道他是位倔犟、决心很大的记者。同时他也知道，他的朋友奥维茨真的是希望切普里的文章里面最好不要有他的名字。因此，艾斯纳认为，他可以让奥维茨付出一点代价，让自己开开心。
“你现在是死定了，”艾斯纳说，一脸严肃的神情，“我认识这个人。《华尔街日报》抠动板机的时候，子弹就一定要出膛。”
奥维茨更是紧张了，他认为艾斯纳的话一点也不好笑。
“我能跟你打电话吗？”切普里问奥维茨。
奥维茨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露出了那种“长脸杀人”的眼神。他要过他自己的生活，要干自己的事业，不希望大众了解他的言行。他对自己的事业一向守口如瓶，他认为现在也没有必要一下子去揭开它。
在电影首映式上见到奥维茨的第二天，《华尔街日报》的这位记者就给奥维茨的办公室打电话，请求与奥维茨本人通话。几秒钟后，奥维茨接了电话。这是个好兆头，这位记者想。事实却不然。奥维茨有预见，知道切普里会打来电话，切普里还没有提问，他就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他并不打算接受采访，也不希望有关他的文章见诸报端。明的威胁也好，暗的也好，对他都不起作用。事实上，切普里注意到，奥维茨说话的声音比头天要温和一些。“我不喜欢在公众眼底下生活，”他再次强调说，“那只会打乱我的代理关系。”奥维茨好像是在表达他的担心，即他的合伙人会对他非常讨厌，因为他们会感觉到，他是在耍手腕，以图个人名声。
这位记者见这一招不灵，只好退下阵来。他没有选择，只能专心致志于攻克这位处在顶位的人。这是商业新闻的惯例，他们总是想办法利用处在负责位置的人。他还知道，他会公平地写奥维茨，让这篇故事带有一些积极的色彩，因为他计划写这位铁腕人物是如何将所有的线条都纺织在好莱坞这块布上的。奥维茨到底为什么要拒绝这一点？很明显他本人是在不遗余力地反对编写此故事，就好像切普里和《华尔街日报》是要尽力将他描绘成一名罪犯一样。
切普里并没有因为奥维茨拒绝合作就打退堂鼓，当然他还是有些失望，因为他知道，这篇故事如果建立在与他本人谈话的基础上，那一定就会有趣得多。不管怎么说，他开始给城里的许多人打电话，包括不断地给奥维茨本人打电话——可是，他再也无法接通他了。
一周之后，切普里和他的妻子参加了一次电影首映式，这次是在一家中国戏院里进行的。因为一种令人惊讶的巧合，他们发现自己与迈克尔·奥维茨同坐一排。奥维茨转头，发现了切普里，瞪着眼看了一会儿，但没有说一句话。切普里想像到了最差的情况：他以为我是在追踪他。一周之后，切普里出差到纽约，与大卫·布郎在赛马俱乐部一起进早餐，大卫是《大都会》杂志编辑海伦·格蕾·布郎的丈夫。让切普里吃惊的是，迈克尔·奥维茨这时候也大步走了进来。这是切普里和奥维茨在两周时间内不期而遇的第三次！切普里知道，他自己并没有到处找维茨，可是他担心奥维茨本人一定会这么想，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奥维茨往屋子四处一打量，看见了切普里，有几秒钟脸上显出看上去极其厌恶的神情，然后从这家餐馆退了出去。
尽管如此，切普里仍然想要采访奥维茨，因为他已经收集到了大量有关此人的信息，因此更想这么做。可是到此时，他知道自己能够成功进行采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赛马俱乐部的“奇遇”（切普里的原话）之后不久，切普里与迈克尔·艾斯纳联系，请他帮忙打电话给奥维茨。艾斯纳却一脸严厉，“如果你把这篇有关迈克尔·奥维茨的故事发表出来，”他带着威胁的口吻说，“事情对你将极其不利。”
对切普里来说，艾斯纳的反应出手很重，这位迪斯尼的主席先生听起来就像是好莱坞电影中的黑手党党徒。
切普里大笑，希望能够使气氛缓和一下。
艾斯纳估计切普里不可能被吓倒，因而又变得和善起来。“嗯，”他说，他的声音不再那么气势汹汹了，“如果你非干不可，我可以帮助你。”艾斯纳解释说，奥维茨根本没有准备与切普里谈话，可是如果这位记者给他提出一些问题，迪斯尼的这位主席却有可能回答一些出来。虽然艾斯纳并没有说这么多，可是切普里却因此假定，他应该会将这些问题转至奥维茨，并通过别人转得答案。
奥维茨不愿直接与记者谈话，但愿意通过中间人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这正好反映了奥维茨长期以来对待媒体的态度。像他曾对切普里说过的一样，他一点也不喜欢别人写一些有关他的东西。如果这样完全不可能，他也希望在说到他的一些事情上，自己能够施加某些控制力。这样，奥维茨通过艾斯纳回答了切普里提出来的大约200道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奥维茨的童年及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