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迈克尔·克里奇顿和伊凡·莱塔曼这样一些导演与CAA签约后，该代理公司的名声也大起来了。可是不知怎么的，高价的电影人才都还是很勉强，不太愿意到CAA来。威莫公司的斯坦·卡门仍然是当时最出名的人才代理人，代理着像沃伦·贝蒂、简·方达、理查德·杰里、罗伯特·瑞福德和芭芭拉·史翠珊等明星。奥维茨急于吸引到这样一些明星，可CAA是家小公司，只有19名代理人（威莫公司却有150名）和200名客户（大部分是电视界人士），1979年之前，其年度收入才9000万美元。奥维茨一直在实际操作着公司，时间一长，大家自然而然地认为他就是负责人，尽管在过去的四年里，他都是副总裁。为了使既成事实正式化，合伙人选择奥维茨为总裁。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他一直就是这个头衔。
奥维茨从来不曾停止想要签到一些大腕客户，可是他明白，如果想在好莱坞升到顶层，就必须使用具有想像力的新方法。他决定，必须想办法接近明星背后的那些人，因为明星本人都没有直接与奥维茨打交道的念头。他注意到，城里有些娱乐界的律师已经在扮演一种新的角色，就是为明星客户管理事业上的事情。奥维茨开始感觉到，接近明星的最好办法就是与他们的律师建立良好的关系。律师在电影界的客户需要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法律上的事情，而且还向他们咨询该读哪一些脚本，该做哪一些电影项目。哪怕这些明星自己有代理人，他们也会更认真、更多地听取能力更强的律师们的建议。奥维茨的希望他们能听从律师们的意见，成为CAA的客户。
但是只有真正的大腕律师才能对他们的电影明星客户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比如加里·亨德勒、马利·赫什、伯特·费尔兹、杰克·布鲁姆等。虽然奥维茨想跟这样一些人打交道，可城里其他的人才代理人却看不出与他们交朋友有什么好处可言。奥维茨很显然是在冒险：如果他们显得太高傲或者太讨人嫌，这些神通广大的律师就有可能糟蹋CAA的名望，让这个公司的名字臭下去。可是这一点并不足以使奥维茨望而却步。
就在1979年的某一天，当他在CAA的法律事务所所在的那栋大楼的大厅里走动时，他看了看这栋楼的住户牌，其中的一个名字撞入他的眼帘：加里·亨德勒。他当然听说过这位律师，而且也明白了这位律师就在CAA办公楼上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亨德勒主营一种大笔现金的税务咨询业务，城里有很多大腕都是他的签约客户，包括西德尼·波拉克、罗伯特·瑞福德和保尔·纽曼。奥维茨乘上电梯，到了第十八层，求见亨德勒先生。俩人彼此问好，然后奥维茨请亨德勒吃饭。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并开始谈到共享客户。奥维茨非常想这样，因为他在亨德勒满是人才的客户单上看到了黄金，并很希望与这位娱乐界律师共享客户。
亨德勒的客户和朋友中，有一位苏格兰演员，名叫肖恩·康纳利。他是一位汽车司机和女清洁工的儿子，15岁就辍学参加了英国海军。这期间他一直在锻炼身体，不时地打些零工，比如当泥瓦工、救生员和擦棺材者（！），最后成为一名游泳裤模特儿，并于1950年代表苏格兰队参加“宇宙先生”大赛。他的表演生涯开始于1951年，当时他在伦敦的影片《南太平洋》中找到了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作为一个演员，他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可是当他被选来扮演詹姆斯·邦德时，他的演出事业就转了运。詹姆斯·邦德是伊恩·弗莱明系列小说中的一位浮华的特工。《说不博士》1962年公演后，肖恩·康纳利在好莱坞的事业就腾飞起来了，紧跟着有了一系列的詹姆斯·邦德电影，包括《俄国之爱》（1963年）、《金手指》（1964年）、《钻石之恋》（1971年）。在以后的十年里，康纳利不停地拍电影。但到70年代末尾，他的职业生涯却触了礁。“在当时，要将我销售出去还不太容易，”康纳利回忆说，“为了得到我的服务，他们还没有到挤破门的程度。”
康纳利决定，现在已经到了让好莱坞的某个代理人来代理自己业务的时候了。他与欧洲的ICM公司曾有过交道，与威莫公司的斯坦·卡门也一直有接触。可现在，他听从了一位朋友迈克·麦达沃的劝告，此人1978年曾与别人共同创立奥里昂电影公司。麦达沃建议，康纳利应该去找加里·亨德勒。康纳利听了他的建议，并成了亨德勒的亲密朋友。正是亨德勒使这位演员与迈克尔·奥维茨联系上的。
康纳利也与其他代理机构联络过，可是他喜欢奥维茨一些。虽然康纳利知道，奥维茨是在做宣传，可是他也感觉到这位代理人的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他并不发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言论。他说他想拥有一家公司，里面有最好的作家和导演，有最好的演员。他预见到了整笔交易的前景。将有创造力和有天赋的人集合在一起，这就是他的计划。还没有人这样跟我谈过话。他们谈的全都是过去他们如何取得不凡成绩。”
CAA公司于1979年2月23日与肖恩·康纳利签约，这是该代理公司的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事件，它标志着该公司已经想法得到了好莱坞顶尖人才库中的大腕。虽然奥维茨关于该公司的梦想还远远没有实现，可是有了这个天才电影明星的加盟，CAA显然已经跨出了关键的一步。如果说康纳利目前好像还只是在趟水，可又有什么关系呢？奥维茨认为这就是一个挑战。既然他已经将康纳利纳入了他的客户单，他就可以对那些有前途的客户说：“你好，我叫迈克尔·奥维茨，我是肖恩·康纳利的代理人。”也许因为他是CAA公司的第一个大客户，因此康纳利在奥维茨的心中就总是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比如，他是少数可以在CAA公司拥有一间办公室的客户之一。康纳利也几乎吸引到了奥维茨所有的注意力，包括一些个人上的照顾。这位演员也被奥维茨在《不要再说下次不行》（1983年）的拍摄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所折服，那是康纳利即将完成的最后一部詹姆斯·邦德电影。康纳利与导演杰克·施瓦茨曼有一些私人问题，奥维茨这位解决问题的专家了解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一到场便立即解决了。“迈克尔在解决这类问题上面的确有一手，”康纳利说，“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必打电话要代理人到场了。”
下一个进入奥维茨轨道的大电影明星是一位来自克利夫兰的年轻人，在银幕上尽人皆知。他是一位犹太体育用品商店的店主与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母亲的儿子，这人就是保尔·纽曼。他原来进入俄亥俄州的肯尼恩大学是想学经济学的，可后来又转向了学戏剧。最初他在百老汇露面，1953年因为在《野餐》中的表演而大受欢迎，从而与华纳兄弟公司签了一份电影合同。他第一次在银幕上露面是在1955年，可是《银杯》这部电影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却因为在《天无绝人之路》（1956年）中扮演拳击手洛奇·格拉奇安洛和在《左撇子枪手》（1958年）中扮演比利而名声大噪。1958年，纽曼因为在《热屋凉猫》中扮演了怨气冲天的酒徒布里克·波利特而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纽曼极具表情的蓝眼睛和结实的身体使他在60年代成为一名巨星，因为在《风尘女郎》（1961年）、《哈德》（1963年）和《铁手路克》中的出色表现而获奥斯卡提名。
70年代末期，CAA的迈克尔·罗森费尔德一直是纽曼的妻子乔安娜·伍德沃德的代理人。她喜欢这家公司，因此尽管有好几家公司都在拼命拉拢纽曼来签约，可他的妻子还是建议他加入CAA，而且成功了，他于1980年成为CAA的客户。这个时候，纽曼回忆说，他正在考虑做点不是演戏的事情，“生意在变化，我已经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恐龙。我对表演和那套老鼠赛跑的所有把戏的兴趣越来越小了。”
这位演星当时对赛车极有兴趣，只有在有极好的电影时才想出来演戏。迈克尔·奥维茨很清楚，纽曼的事业生涯在罗伯特·奥尔特曼的《水牛比尔和印第安人》（1976年）和《迎面一击》（1977年）之后已经缓慢下来，因此他动员纽曼说：“如果代理人不为你尽力，他什么损失也没有。我真的相信我为你做的事情不会比你自己来干差。”奥维茨接过了他的事业来操心，并为他找到了一些角色，有些是已经安排给别人的，另外一些是他一开始觉得好像不太合适的。比如，由于奥维茨的努力，纽曼在1981年的电影《干戈玉帛》中，被选来与奥斯卡获奖者萨莉·费尔德一起当主演。这部电影讲的是新闻记者的道德问题。当一个码头工人工会的主席失踪后，女记者（费尔德主演）使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位被误认为应对此失踪负责的人身上（纽曼扮演）。纽曼扮演的这个人，如纽曼所述，被描述成一种“半黑手党性质的意大利美国人”，而他从来都没有扮演过意籍美国人。奥维茨提议说，纽曼所扮演的这个人物的名字要改成加拉格，并让他成为一名诚实的酒类批发商，而不是那种带黑社会性质的人物。这样，纽曼就很适合演这个角色了。
保尔·纽曼加入CAA之后，这家代理公司的名声就开始急剧上升，奥维茨和他的合伙人们显然也就名声大增了。纽曼签约后，CAA即向代理业表明，肖恩·康纳利的加盟决非侥幸成功。奥维茨和纽曼很快成了朋友，奥维茨还去看了他进行的好几次赛车。纽曼也很喜欢奥维茨做生意的方式，“他是联络的桥梁，很硬派，是个很有水平的商人，我指的是这个词最好的那层意思。他像狐狸一样精明，可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人才经纪这一行立住脚。同时他也很有一种精神上的慷慨大度，但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他说话很幽默，可他却并不以为然。我估计，在接下来的七到八年时间内，他会成为整个南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大代理人。我希望他不会变成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还喜欢赛车。有很多人知道如何在比赛时领头跑，可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如何获胜。奥维茨就像一位驾驶人一样，他知道如何在对手的前面跑，也知道如何获胜。他是个了不起的中间人。”
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奥维茨也更有理由感到高兴了。1980年10月9日，他和朱迪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叫克里斯。1983年7月10日，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金伯莉，另一个儿子艾里克是1986年9月出生的。
奥维茨与加里·亨德勒和其他律师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现在已经开始大额回报了。他当初与像加里·亨德勒这样的律师建立联系的时候，就已经抓住了成功的法宝，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想共享客户，双方都有利。亨德勒的亲密朋友约翰·卡雷当时是华纳兄弟公司的制片头目之一，他回忆说：“亨德勒认为，任何时候，他为迈克尔·奥维茨找到一个客户的时候，也是在为自己的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
除了亨德勒以外，奥维茨还瞄准了伯特·费尔兹，因为他也是当时很热门的娱乐界律师，有能力让电影界的客户都往他这边靠。CAA成立不久，奥维茨便找到了费尔兹，他们一起共进午餐。费尔兹对他的午餐伙伴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他聪明，也很有干劲。席间，奥维茨抽出一张钞票，交给这位律师。费尔兹一向习惯于凭自己的服务而得到可观的回报，因此对此举动十分好奇。可他还是耐心地等待着，看看奥维茨准备干什么。“我愿意每年付你一美元，只求你不要起诉我。”这让费尔兹大感迷惑，不知道这位人才代理公司的代理人此话是真是假。
这当然不是假的，奥维茨真一年寄给他一美元。费尔兹谈起奥维茨的这个提议时，总是尽量让人觉得这是个玩笑。可是，他是在开玩笑吗？谁知道呢？但这的确是个非常聪明的举动，如果有任何人来找费尔兹，并请他对奥维茨或者CAA采取法律措施时，费尔兹就只得承认，他与这位人才代理人有一种财务关系，他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
费尔兹和奥维茨开始彼此送一些电影脚本。当费尔兹接受一位在洛杉矶长大，名叫达斯丁·霍夫曼的本地年轻人作为客户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请这位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演员认真地考虑一下是否让奥维茨来当他的代理人。
奥维茨本人也注意到霍夫曼了，因为这个小伙子一开始在迈克·尼可尔斯1967年的大手笔《毕业生》中就表现不俗。接着他又主演了1969年的《夜半牛仔》和1974年的《伦尼》。1979年，成功地主演了《克莱默夫妇》，获得了奥斯卡奖。在演《毕业生》之前，霍夫曼主要依靠经理和律师，而不是代理人，他很少想到代理人。可由于《毕业生》之后他名声鹊起，因此感到需要更多的“严肃认真的代理工作”，因而同意费尔兹的意见，决定见一见CAA的奥维茨。
第一次会面是在1978年，当时，奥维茨在霍夫曼心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奥维茨让斯迪夫·罗斯负责所有的谈话。后来，当费尔兹问霍夫曼认为奥维茨怎么样时，这位演员只好说：“我不知道，他一句话也没有讲。”费尔兹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年以后，当霍夫曼拍摄《克莱默夫妇》时，费尔兹安排这位演员与奥维茨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进晚餐，跟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朱迪·奥维茨和霍夫曼马上就要与之结婚的第二任妻子莉莎·高茨根。他们有很多事情可以谈：达斯丁和莉莎想要个孩子；朱迪怀着奥维茨的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长期友谊的开始。
“我很喜欢他，”霍夫曼说，“因为我感觉到，他不是那种典型的、一般的代理人。他很安静，很聪明。”奥维茨回忆说，他记得席间对霍夫曼说过：“我们在电影界是新手，因此准备为你做一切事情，我们还可以为你去杀人。”奥维茨向霍夫曼解释说，像他这样有名气的演员并不需要一位代理人才能找到工作，他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所有邀请。接着，奥维茨问霍夫曼说：“你认为什么样的代理人才是好的代理人？”“嗯，一切都从材料开始”，这位演员说。对此，奥维茨的回答是：“我们会给你找到好材料的。”霍夫曼感觉到奥维茨的话很真诚，这样他就上了钩。当霍夫曼1980年成为CAA的客户时，这家代理公司就已经拿到了好莱坞最响亮的名字当中的三位：康纳利、纽曼和霍夫曼。
尽管如此，奥维茨对大明星客户的胃口仍然没有得到满足。现在他的目光已经对准了亨德勒的另一位客户，一位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年轻导演西德尼·波莱克。波莱克在50年代末期演电视剧，60年代早期又转向了导演业。1969年，他的《有人杀马》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奖。四年后，他将执导罗伯特·瑞福德和芭芭拉·史翠珊的《我们这样的人》，这是一部以政治活动为背景的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