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重洋
人与人的相遇有很多种。可能萍水相逢，却一见钟情；可能“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从此便成了彼此一生的传奇；可能在南国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偶遇丁香的惆怅，化作轻轻的叹息；可能在茫茫人海擦肩而过，再次相逢却不相识；也可能似曾相识，却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巳老。
有人说，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两人或许曾在梦里相见；也或许只是因为前世谁欠着谁的情，今生要用眼泪偿还。正如《红楼梦》所写，贾宝玉原本是青埂峰上的一灵石，而林黛玉是寄寓石下的绛珠草，因感激他的遮风挡雨所以幻化人形，用一世眼泪还报。如此想来，即使悲情却也让人觉得凄美。
这是一个具有蛊惑性的说法。我们希望徐志摩和林徽因能因这份刻骨的康桥之恋而携手一世，给那硝烟弥漫的战火年代填写一份雅致。但是没有，风依旧清莹，雨依旧潇洒，淡淡的月色下，康桥成了人们美好的梦境。
真的很难简单地用幸运或者不幸来概括两个人的相遇，就像很难用好或不好形容任何一段感情。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相遇带着一定的悲剧色彩，但我相信他们一定都不会后悔曾经在康桥有过那么一段岁月。徐志摩遇见林徽因或许就是像安妮宝贝说过的一句话，“徽因，我遇见你，那是我在劫难逃，”
“在劫难逃”，看似带着点点无奈，实则有着烈士断腕的豪迈与执著。试问世间有多少感情可以配得上这几个字？梁山伯是祝英台的劫数；贾宝玉是林黛玉的劫数。长久以来，文人墨客给感情披挂了悲情的色彩，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体现爱得深，爱得轰烈；亦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叫人洒泪后凝思久久。我也曾迷恋过这样的感情，但是当看到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纠结后，我才恍然知道，原来世间也可以有这样的情感。
淡淡的，如潺水滚过山石小径，带着清脆的叮咛，每一声都唤着宁和，每一声都叫人心旷神怡。他们的感情平静却长久的牵挂，只要看到对方平安，看到对方快乐，一切足以。就像那句话，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难道这不是感情的最高境界吗？林徽因是幸运的，徐志摩也是幸运的，他们的相逢、相知、相恋都是被诗意包裹的美丽篇章。
林长民很疼爱林徽因。在1918年4月林长民前往日本考察的时候，他原想将林徽因带在身边一起东游，但未能如愿。他抵达日本的时候在给林徽因的一封信中写道：“每到游览胜地，悔未携汝来观，每到宴会又幸汝未来受困也。”
到了1920年春，林长民赴英考察宪政。这一次他终于如愿把林徽因带在了身边。这次远行，林长民引领爱女登上了新的人生历程，不论生理还是心理，从此林徽因都告别了她的少女时代，使这个世界的轮廓在她的面前越发清晰起来。
林徽因对此当然毫无意识，林长民则高度自觉。他行前明确告知女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一九二〇年致林徽因信）。
看着林徽因那个时代人的信件时，你会发现，他们在信文中经常会夹杂使用一些英文词汇，英文句子。留学远洋在那个年代是一种时尚，那时的著名人物几乎都有留洋的背景。然而事实似乎也证明了一点，在中国接受再多的新式教育，终究不如到国外去亲身体验一次来得更为真切，影响更为深远。
书中说三月桃花，艳丽如霞，但若没亲眼所见，只能在脑中幻想，总是有些遗憾。唐代著名画家韩干一生喜爱画马，为了让之栩栩如生，终日与马为邻；清朝金陵八家之一的吴宏，擅长山水、竹石，亦不知踏过多少山水，方能让其画纵横放逸，水墨淋漓。只有看过、感悟过、爱过，才可以真正懂得。
那年初春，林长民与林徽因两父女由上海登上法国Pauliecat邮船，航行在烟波浩淼的海洋。林徽因纵目远眺，视野应当从未如此开阔过。不知在茫茫的大海上她是否也会感觉到自身的微小和这世界的博大。
5月7日，邮船抵达法国，父女两人转道去往英国伦敦。到达伦敦后先暂时住入Rortland，后租下阿门二十七号民房，定居下来。安顿下来后，林徽因不仅要照料父亲的日常生活，还要不时参加父亲的社交活动。先后认识了如著名史学家H.C.威尔斯、大小说家T.哈代、美女作家K.曼斯菲尔德这样的名人。这让她很快便对伦敦社会有所了解，而这样的交际活动一定也让她的身心受到不小的影响。
8月7日起，林徽因开始随父亲漫游欧洲大陆。瑞士的湖光山色、比利时的钻石和动物园、法国的灿烂文化以及德国经受一次大战后满目的战火遗迹，都让她感到惊奇。林长民日记中的日内瓦湖风致显然有别于林徽因儿时的西湖：
“罗山名迹，登陆少驻，雨湖烟雾，向晚渐消；夕阳还山，岚气万变。其色青、绿、红、紫，深浅隐现，幻相无穷。积雪峰巅，于叠嶂间时露一二，晶莹如玉。赤者又类玛瑙红也。罗山茶寮，雨后来客绝少。余等憩Hotelat chardraux时许……七时归舟，改乘Simplon，亦一湖畔地名。晚行较迅。云暗如山，霭绿于水，船窗玻璃染作深碧，天际尚有微明。”一一林长民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这样的亲身体验，使她第一次目睹了欧洲诸国各式各样的景象，这对她个性的发展和心胸的扩大，都有着不小的帮助。当然除了像林长民日记里所描述的这类美景，欧洲那些美轮美奂的建筑一定也在她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建筑与她所熟识的中国古建筑多有不同，它们华美、坚固，又富有浪漫气息。她以一个十六岁少女敏感的心绪捕捉着这些建筑的美。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瞻仰着这些建筑，把它们深深烙进了心里。
这段旅行是她旅欧岁月里一个华美的开端。此时，能有她敬爱的父亲陪在身旁，她应当是幸福的。在林徽因少女时代所有的照片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林徽因与她父亲的一张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正是于1920年摄于伦敦的。照片中，林徽因高高坐着，把手轻轻搭在父亲的肩上。林长民穿着黑西装，留着长长的胡须，他那清痩的面颊似乎正昭示着他这一生忧国忧民的形象。而林徽因则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褂，一张瓜子脸仍略显圆润，几缕发丝斜斜搭在眉弯，微露着额头。这是她早期生活中唯一能看得清她眼睛的一张照片，这一双眼眸像天边的晨星一般清澈，你在这样的眸子里看不到任何多余的情感。但是你就是莫名地被她所吸引着，仿佛你也回到了近百年前。透过这目光，仿佛这个让人心动的女子就活生生坐在你面前，直教人心驰神往。
9月15日，林徽因和父亲回到伦敦。9月下旬，她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St.Mary’s College（圣玛丽学院）学习。学校距住处阿门二十七号有两英里多路，行小路穿过一个公园，出园门即是学校，要是走大道就得雇车。学校校长是个七十来岁的孀妇，但热情而诚恳。在这所学校，林徽因的英语愈加娴熟纯正，后来她一笔流利优美的英文赢得了哈佛校长女儿、林徽因知交多年的好友费慰梅由衷的赞赏。
在伦敦，林徽因还确立了献身建筑科学的志愿。父亲的房东是位女建筑师，林徽因从她那里领悟到了建筑的魅力。结合着游历欧洲时的所见，在女房东的耳濡目染之下，她渐渐明白，房子不仅遮风避雨，而且蕴涵着艺术的美好意味。可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西方这样的现代建筑科学艺术。另一种说法是，启蒙她建筑学志愿的是一位英国女同学（见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总之，无论如何，林徽因是在伦敦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从此人生便走到了另一条路上。
而她在伦敦的生活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她在那里认识了徐志摩。才子、佳人、诗歌、雾都伦敦。这一切堆积在一起真让人觉得美好！人生本就是许多故事的一个集合，有的故事热闹、喧哗、人织如锦；有的故事孤单、凄楚、冷暖自知。人走到最后毕竟都是尘归尘、土归土。林徽因和徐志摩最后虽然没有走到一起，但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恋对两个人以后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生中走过那一程，有过一段那样的故事，当也无憾了。
小脚与西服…
徐志摩是浙江省海宁市硖石人，其父是著名实业家徐申如。1915年，徐志摩在浙江一中毕业后，于当年10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结合应该算是不幸的。张幼仪端庄善良、安静贤淑、孝敬父母，也读过些书，是一个很得父母欢心的传统女性。而徐志摩是一个受西方教育影响很深的人，他爱好浪漫、爱好自由，恣意地过着他自己的生活，像一匹野马，即使上了鞍也不咬那缰绳。
用一个现成的比喻来说，他们就是小脚和西服的搭配。其实张幼仪长着一双天足，并不是小脚。“小脚和西服”是张幼仪在徐志摩的诱导下，评论别人的一句话，却也是两人关系的一个真切的写照。他们两人本无可厚非，都是很难得的人物。但是走到了一起，就让徐志摩觉得蹩脚了。
据说在两人新婚的那天，他们没说一句话。徐志摩或许是懒得说、不愿意说。张幼仪则是不敢多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在之后的婚姻生活里，这样的沉默几乎贯穿始终。
和张幼仪结婚不久，徐志摩便北上求学。在张幼仪生下长子欢儿（徐积锴）之后，徐志摩又在他老师梁启超的鼓励下，于1918年8月自费赴美国求学，据说这段时间内他们待在一起的日子仅有四个月。
1920年，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因向往进入剑桥大学，师从英国哲学家罗素，又离美赴英。可是造化弄人，在他抵达伦敦之前，罗素巳经被剑桥大学除名，来到中国讲学。满怀希望的徐志摩因找不到罗素，一时深感失望，在伦敦街头彷徨徘徊不巳。
那时的徐志摩经历着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迷茫期。望着陌生的城市，望着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异族人群，徐志摩的心阵阵酸楚和失落。他会想起远方的父母妻儿，会想起霞光片片的中国古都。在那里虽不能说如鱼得水，但也是平坦惬意。现在呢？不知道眼前这交错复杂的路，哪一条是自己人生的路。茫然失措的徐志摩在十月上旬，申请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攻读博士学位。
或许是常年居外，思念亲眷，对那段苦闷的婚姻还抱着一点希望；也可能只是为了排遣苦闷，他来到伦敦后不久，便与其父亲通电，要求将妻子张幼仪送来伦敦。1920年11月26日，他还给家里写过一封信：
“儿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从前钤媳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钤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欢儿乐否，转瞬三岁足矣，儿他日归，欢儿不识父矣！既乃父亦不（知）阿儿何若，虽见照片，不足凭也。最好盼钤媳将欢儿一日自朝至暮行为说话，一起记下，寄我读之则可知儿性气智慧之梗概矣！”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徐志摩是多么的思念身在故土的妻儿。有些人说徐志摩是绝情的，他对自己与张幼仪的婚姻不曾有过丝毫的好感。从这封信里看却也不尽然。他没有爱过张幼仪，但还是与她同床而眠，生下了他疼惜的欢儿。他让张幼仪远渡重洋，来到伦敦与他相会，会只是需要她来排遣心中苦闷，要她来照料自己的生活吗？他多少应该还抱有一点美好的憧憬。
这年冬天，张幼仪来到伦敦。徐志摩便在康桥乡下一个叫沙士顿的地方，租下两室一厅安居下来。也就在那时，徐志摩在林长民的介绍下，认识了小说家狄更生，并于狄更生的帮助之下进入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当了一名特别生，随意选课听讲。家务全由张幼仪料理，徐志摩则一早便去上学，但也回来吃中饭和晚饭。有一段时间，徐志摩还请了一位英国老师给张幼仪教授英语，后来由于女教师抱怨张幼仪英文基础太差而半途而废。由于张幼仪每天有太多事要忙：“要买东西、打扫内外，还要料理三餐。”她竟也没有坚持让女教师或徐志摩让她继续学习英文。
要是徐志摩不带她出去玩，一个不会英文的人，应该很少有机会走出家门。有些评论在描述这段生活的时候，说徐志摩亦曾带张幼仪去看竞舟、看电影。这是事实，但是，根据张幼仪对她内侄女所说的来看，即便是看电影也不见得与浪漫有关。张幼仪说，那是唯一的一次去看电影，他们原先说定的是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可因为徐志摩在路上碰到一个朋友。他朋友说范伦铁诺的电影比较好看，他们因此便往回走去看范伦铁诺的电影。张幼仪为此而有些不快，当范伦铁诺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着观众一起鼓掌，而她却只是把手搁在大腿上坐在漆黑之中。
这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小细节，但在张幼仪内侄女根据张幼仪晚年的口述所撰写的一本书《小脚与西服》中则有张幼仪更全面的描述。
“那时我没有想过我们夫妻到西方以后，丈夫对我的态度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在中国，夫妻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尤其是在公婆面前，以表示尊重。可是在西方，就我们两人一起，我们本来可以为所欲为，不过只有徐志摩做到了，他爱来就来，爱去就去，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他总是回家吃午饭和晚饭，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穷了吧！如果饭菜好吃，他一句话都不讲；要是饭菜不好，他也不发表意见。他的心思飞到别处去了，放在在书本文学、东西文化上面。”
今天你们年轻人知道怎么样讨论事情，像你大概就会尝试和你先生商量大小事情，可是当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辞藻说出，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愿意改变。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回想他们两人每天很少见面，即使是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也总是各自低着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相对不语，我们当然也就知道，这没有感情交流的婚姻是多么的不幸。
他们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但是若连爱情都不曾有过，那样的婚姻又用何来维系。他们的沉默、疏离巳经从形影转换到精神上了，就算近在咫尺可也远如天涯。他们的婚姻就像是闻一多笔下那塘泛不起一丝涟漪的死水，是两个人没有为爱情而努力奋争的结果，更是传统婚姻悲哀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