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1818—1876），字博川，瓜尔佳氏，满族正红旗人，世居盛京。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文宗咸丰六年（1856）京察一等，记名道府，因亲老乞求留京。历任太仆寺少卿、詹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传郎。咸丰八年（1858）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礼部侍郎，后又任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犯天津，僧格林沁密疏请文宗幸热河。文祥以动摇人心，影响大局，且塞外无险可守，坚决主张不可移动。他和延臣一起进说，并独请召对。退后和同直侍郎匡源、杜翰具疏请罢所调车马，要求明诏宣示朝野。八月，英法联军气焰更加嚣张，文宗车驾急忙出行，命文祥署步军统领，负责留守京师。文祥随从恭亲王奕议和。这个期间他出入敌营，对敌人非分的要求，侃侃直言，以理服人。不久以步军统领难于兼顾，上疏请辞，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十月和议成，上疏请文宗回京，以安定人心。和恭亲王等通筹洋务全局，疏奏善后事宜，于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领衔，满汉大臣数人，文祥专职主持其事。
和局刚定，太平军、捻军起义又风起云涌，而国家军疲饷竭，京师近郊防务空虚。文祥密疏请选练八旗兵丁，添置枪炮，于是创立神机营。不久命文祥管理营务。又上疏说僧格林沁兵力单薄，胜保所部新募兵勇没有经过战阵，既要依靠僧格林沁卫戍京师，必须有良将劲卒辅助，荐副都统富明阿、总兵成明隶属僧格林沁军，又推荐江西九江道沈葆桢、湖北候补知县刘蓉才能卓越，堪负重任。疏上，文宗均予以采纳。
咸丰十一年（1861），文宗在热河行宫驾崩，穆宗载淳即位，肃顺等专政，文祥请解枢务，不许。十月，穆宗回京，和王公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穆宗同治元年（1862），连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兼部统。同治二年（1863）管理藩院事务。东南军事逐渐平定，江苏、浙江省城克复，讨论封赏枢臣，坚决推辞。同治三年（1864）江宁克复，首逆就歼，捷报到京，加太子太保，子剧肇员外郎官。同治四年（1865）署户部尚书，辞内务府大臣，被准许。
同治五年（1866）春，调吏部尚书。同治十年（1871）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治十一年（1872）拜体仁阁大学士。文祥自从同治初年和恭亲王一起辅政，总理各国事务，以一身主持全局。洋人态度往欺诈变化无常，朝议纷纭，文祥总以忠信相持，从不倭卸责任。自从穆宗亲政，—一陈奏历年洋务情况，应付机宜，非常详备，希望有所启悟。不久恭亲王因为谏阻圆明园工程忤旨，被罢斥，文祥涕泣，和同列极力谏说，几乎同被谪降。恭亲王不久复职，而自从屡遭挫折以后，任事不能像当初那样果毅敢于负责。文祥为官刚正，为朝野所忌惮，朝政赖以维持，不致发生突然变化。同治十三年（1874）病久不愈，在病假期间，恰逢日本窥伺台湾，他勉强出来筹划战守。上疏请求穆宗“下敕户部、内务府，军需要宽裕筹划，裁减不必要的开支，停办不急的工程，迅速思谋沿海防务，以便部臣、疆臣部专一维持。皇上忧勤惕厉，使内外臣工不敢妄蹈玩忽职守之习。否则安于现状，不思变革进取，恐朝野解体，人心动摇，祸患不可胜言。”说得十分恳切。
这年冬，穆宗去世，德宗继位，晋封文祥为武英殿大学士。文祥以久病请辞，温旨慰留，解除各种兼职，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当时国家事故越来越多，文祥很担忧，上疏密陈大计说：“洋人为患中国，时间越久，为害就越深，而他们窥伺中国的空隙，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更加熟悉。从前屡战屡和，从无定局。这是由于经办的大臣措置不当。待到中英、中法庚申定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管其事，以至于今，未见决裂。就事论呈，固然应当相机尽心办理，而揣摩洋人的用心，谋求对付洋人的根本，就并非在办理洋务，而在于人心。追溯嘉庆年间，洋人逐渐显露强悍，刚开始在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积力量，得寸进尺，他们又熟习机器，等待中国的可乘之机，以满足他们的欲望。道光年间，大肆掠取江浙，自从江宁换约以后，觊觎观望，直到太平军滋生事端，认为中国有这样犯上作乱的事，人心不一，这又有可乘之机。因而他们的图谋更加昭然若揭，闯入津门，虽然经受小小挫折，而侵略意图更加坚定，以致发生庚申之警。但是当时局势虽危险，民心还没有动摇；勤王的军队虽然不是劲旅，而国家有难就一起前来相助；虽奸细之徒被诱胁，而百姓自有公愤，所以洋人受到制肘，成此和局。
十多年来，仰赖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日夜勤劳，没有间隙可寻，在职诸臣才能遇事维持，没有发生争端，洋人偶有所求，还能往返争论相持，不至让他们欺人太甚。这不是洋务办得顺手，或在职诸臣有折冲退敌的能力，都是皇太后、皇上日夜警惕，事事希望符合民心民意，人心团结，有以折服洋人之心，才能做到防微杜渐。但是各国火器技艺日益精进，彼此勾结的形势更加明显。各国使臣久驻京师听到我们政治上有一件事办得正确，就表示忧虑一有不当，他们就喜形于色，他们刺探情报愈来精确。俄人逼于新疆；法人用计占领越南，紧接云南、广东；英人打算从印度进入西藏和四川，蠢蠢欲动之势，更加不可遏制。他们所等待的是中国有隙可乘，所忌恨的是中国的根本没有动摇而人心不能违抗。有人说各国洋人性如犬羊不知政治。然而他们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君主交上议院讨论，即所谓谋及卿士；交下议院讨论，即所谓谋及庶人。讨论结果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止，每事都必合乎民情，然后坚决实行。他们自己如此治国，观察其他国的兴废成败也以此为标准。倘若国家一切政治都与民情背道而行，各国洋人就要逞其贪欲之心，取我土地财产唯恐落后。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国势弱小，而能久存各大国之间，是因为人民一致。强大如法国，而德国能战胜它，因为法王奢侈成性，国家负债之多数不胜数，虽然增加兵额军饷以稳定军心，而民心已去，德国才能乘机取胜。凡人必自侮而后人才能悔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之。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国之有外国欺凌，犹如人身有疾病，病人必须对症用药，而培育元气是最为要紧的。外国人没有一日不在窥探中国民心之向背，中国一定要做到没有一件事不以民心的是非为是非。中国天子恩泽，赏罚严明，外国有上议院、下议院的设立，在中国势有难行，但他们的做法可以采取。凡是我们用人行政，一举一动，考虑度是否合理，考察民情，如非人心所愿，则立即停止不办；人心所向的事，就一定要保证成功。崇尚节俭，增加国库储备，遇事才能有所准备；纳谏诤以开言路，下情才能上达。希望人心永远团结，根本永远牢固，当列强环伺之时而使他们无一隙可乘，他们的计划才不能立即各逞，而我们则足以自立。这个计划目前尚可办到，也是现时不能再拖下去的谋略。如果等到间隙再开，而要斡旋弥补，则或和或战都由不得我们了。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设想，因此不如预防间隙的发生为上计。咸丰六年（1856）王茂荫奏陈洋务，说：‘海外诸国纷纷起来争雄，从小看来虽有中外之分，从大看来没有彼此之意。’引《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最终以君心为证。他说得何等危亡而切实！想抑制洋人的贪心，莫过于顺中国民心；能顺中国民心，才足够顺天命。这是不用等占卜就非常明白的。臣下受恩最深重，办理洋务最久，实在有见于洋人的处心积虑，而现在尤其是迫切紧要的关头。洋人求间隙于中国民心之向背，中国弥补间隙也在于顺应中国的民心。在职诸臣只计谋其末，我皇上实操其本。因而敢于直陈，伏乞俯鉴草野的言论，将此奏摺常置左右，力求端正根本的治理，以避免隐患的萌芽。那么天下幸甚！”
在此之前，当台湾事平，文祥便和恭亲王商议兴办海防，他上疏条陈六事：一、练兵，二、习器，三、造船，四、筹饷，五、用人，六、持之以恒。各具条目，敕下内外大臣会议。到光绪二年（1876），封疆大臣复奏，将再下廷议。文祥已自知病将不起，乃密奏说：“对付外国是国家第一要务。现在筹划自强的计策，为全局安危一大关键。臣下衰病很久，虽有此心而精力已经枯竭，知不能永效犬马之劳以报皇上知遇之思。恐一旦身死弃于郊野，那么平生心里想说而没有说的话，无法上奏圣上，下供会议讨论，怎么对得起陛下？此心耿耿，有不是总理衙门原来所奏能尽的，敢于竭诚吐露赤心，为我皇上敬陈。敌国外患，”没有哪一代不是如此，然而没有像今日局势之奇，为患之深，为敌者之多且狡猾。如果因为有这样的患难而常怀化困之心，便能自立于不败之地，以振作我精神，觉醒我思想，激励我志气，所谓生于忧患正是在于此时。如果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还仍旧因循苟安，听天由命，而不着力筹办，即偶然想到而过时即忘，或有名无实，敷衍了事，那么大局将不堪设想，即使再高明的人也没有挽救之策了。从前外患所以严重，是由于朝野之情相隔，和战之见不定，疆吏遇事粉饰太平，真情不能上达于朝廷。有此三失，这种祸患才日久日深，没有止境。西方各国官商是一回事，政教并塞，情绪受压抑而不能不发，这是必然之势。但是后来见到中国当局所阻止的竟能够通行，所抑制的可以伸张，本不可破的规制，有时竟取胜于兵力相迎而终无不破，这是中国所以被轻视而各国逐渐敢于肆无忌惮的关键所在。等到立约通商已有成议，而在内没有深知洋务的大臣，在外没有专心考究洋务的疆吏。一切奏章陈述，大多敷衍掩饰。洋人强横而称恭顺，洋情怨恨而号为欢欣，以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战，举棋不定，甚至彼省的和局刚成，此省的战事又起，早上给予赔款，傍晚传来捷报。洋船遇风倾，以为打了胜仗；截获送信之人，以为擒住首领，果真两军交战，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于是洋人愈来愈骄横，条约索款愈来愈放肆，内外大臣都把办理洋务视为畏途，而庆申寻衅几乎手足无措。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应该让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今天的敌人，非学到他的长处，绝对难以与之对抗，稍识时务的人，难道不明白？但到了紧要关头，意见顿时相背，往往唱高调，鄙视洋务，或以苟安为得计，觉得可以倚恃和局。所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等事，每有建议而阻挠的人很多，即便只有一件事，也没有人实际去做。至于一件事情没有办成，不去追究受阻的原因，却去责备是谁倡议的，甚至局外人并不了解情况，也都议论纷纷，将国家谋经营自立之计，指责为敷衍洋人。见识谬误，达到如此地步！总理衙门承办的事，能否维持，全看实力能否深有倚仗。必确有可战可守的战斗实力，才可稳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算。只有我皇上念兹在兹，则在职诸臣的苦心。自能得到皇上的圣鉴。几百臣工也人人都有求知此事，共筹此事之心，他们的才识智力必有百倍于臣的。否则支持既难，变化也在所难免，变而又合，痛心之端，必百，倍于今日。不是臣所忍心讲的了。”上疏没有多久，文祥就因病去世。温诏赐恤，称赞文祥“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赠太傅，给予骑都尉世职，入祀贤良祠，赐银三千两治丧，遣贝勒祭奠，谥文忠，归葬盛京。命将军崇实前往赐祭。
文祥忠心而勤恳，为中兴枢臣之首。操行高洁，生活俭约。谋国深远，当新疆军事渐定，与俄国议交丕伊犁，大学士左宗棠毛遂自荐，文祥极力支持，奏请左宗棠专任。文样既卒，后由传郎崇厚赴俄国，为我所胁迫，擅自允许条款；朝论哗然，加罪崇厚。改以曾纪泽前往交涉，很长时间才定议，幸而没有发生大患。法越战事起，忽和忽战，没有一定方针，以每防疏略，不能击败敌人告终。待到兴办海军，又不能竭全力以成其事，终于为日本人所战败。所有这些，都在文祥忧虑意料之中，而朝政数变，慈禧从此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