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历史名人传记:中国历史名人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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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文祥

文祥(1818—1876),字博川,瓜尔佳氏,满族正红旗人,世居盛京。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文宗咸丰六年(1856)京察一等,记名道府,因亲老乞求留京。历任太仆寺少卿、詹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传郎。咸丰八年(1858)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礼部侍郎,后又任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犯天津,僧格林沁密疏请文宗幸热河。文祥以动摇人心,影响大局,且塞外无险可守,坚决主张不可移动。他和延臣一起进说,并独请召对。退后和同直侍郎匡源、杜翰具疏请罢所调车马,要求明诏宣示朝野。八月,英法联军气焰更加嚣张,文宗车驾急忙出行,命文祥署步军统领,负责留守京师。文祥随从恭亲王奕议和。这个期间他出入敌营,对敌人非分的要求,侃侃直言,以理服人。不久以步军统领难于兼顾,上疏请辞,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十月和议成,上疏请文宗回京,以安定人心。和恭亲王等通筹洋务全局,疏奏善后事宜,于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领衔,满汉大臣数人,文祥专职主持其事。

和局刚定,太平军、捻军起义又风起云涌,而国家军疲饷竭,京师近郊防务空虚。文祥密疏请选练八旗兵丁,添置枪炮,于是创立神机营。不久命文祥管理营务。又上疏说僧格林沁兵力单薄,胜保所部新募兵勇没有经过战阵,既要依靠僧格林沁卫戍京师,必须有良将劲卒辅助,荐副都统富明阿、总兵成明隶属僧格林沁军,又推荐江西九江道沈葆桢、湖北候补知县刘蓉才能卓越,堪负重任。疏上,文宗均予以采纳。

咸丰十一年(1861),文宗在热河行宫驾崩,穆宗载淳即位,肃顺等专政,文祥请解枢务,不许。十月,穆宗回京,和王公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穆宗同治元年(1862),连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兼部统。同治二年(1863)管理藩院事务。东南军事逐渐平定,江苏、浙江省城克复,讨论封赏枢臣,坚决推辞。同治三年(1864)江宁克复,首逆就歼,捷报到京,加太子太保,子剧肇员外郎官。同治四年(1865)署户部尚书,辞内务府大臣,被准许。

同治五年(1866)春,调吏部尚书。同治十年(1871)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治十一年(1872)拜体仁阁大学士。文祥自从同治初年和恭亲王一起辅政,总理各国事务,以一身主持全局。洋人态度往欺诈变化无常,朝议纷纭,文祥总以忠信相持,从不倭卸责任。自从穆宗亲政,—一陈奏历年洋务情况,应付机宜,非常详备,希望有所启悟。不久恭亲王因为谏阻圆明园工程忤旨,被罢斥,文祥涕泣,和同列极力谏说,几乎同被谪降。恭亲王不久复职,而自从屡遭挫折以后,任事不能像当初那样果毅敢于负责。文祥为官刚正,为朝野所忌惮,朝政赖以维持,不致发生突然变化。同治十三年(1874)病久不愈,在病假期间,恰逢日本窥伺台湾,他勉强出来筹划战守。上疏请求穆宗“下敕户部、内务府,军需要宽裕筹划,裁减不必要的开支,停办不急的工程,迅速思谋沿海防务,以便部臣、疆臣部专一维持。皇上忧勤惕厉,使内外臣工不敢妄蹈玩忽职守之习。否则安于现状,不思变革进取,恐朝野解体,人心动摇,祸患不可胜言。”说得十分恳切。

这年冬,穆宗去世,德宗继位,晋封文祥为武英殿大学士。文祥以久病请辞,温旨慰留,解除各种兼职,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当时国家事故越来越多,文祥很担忧,上疏密陈大计说:“洋人为患中国,时间越久,为害就越深,而他们窥伺中国的空隙,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更加熟悉。从前屡战屡和,从无定局。这是由于经办的大臣措置不当。待到中英、中法庚申定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管其事,以至于今,未见决裂。就事论呈,固然应当相机尽心办理,而揣摩洋人的用心,谋求对付洋人的根本,就并非在办理洋务,而在于人心。追溯嘉庆年间,洋人逐渐显露强悍,刚开始在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积力量,得寸进尺,他们又熟习机器,等待中国的可乘之机,以满足他们的欲望。道光年间,大肆掠取江浙,自从江宁换约以后,觊觎观望,直到太平军滋生事端,认为中国有这样犯上作乱的事,人心不一,这又有可乘之机。因而他们的图谋更加昭然若揭,闯入津门,虽然经受小小挫折,而侵略意图更加坚定,以致发生庚申之警。但是当时局势虽危险,民心还没有动摇;勤王的军队虽然不是劲旅,而国家有难就一起前来相助;虽奸细之徒被诱胁,而百姓自有公愤,所以洋人受到制肘,成此和局。

十多年来,仰赖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日夜勤劳,没有间隙可寻,在职诸臣才能遇事维持,没有发生争端,洋人偶有所求,还能往返争论相持,不至让他们欺人太甚。这不是洋务办得顺手,或在职诸臣有折冲退敌的能力,都是皇太后、皇上日夜警惕,事事希望符合民心民意,人心团结,有以折服洋人之心,才能做到防微杜渐。但是各国火器技艺日益精进,彼此勾结的形势更加明显。各国使臣久驻京师听到我们政治上有一件事办得正确,就表示忧虑一有不当,他们就喜形于色,他们刺探情报愈来精确。俄人逼于新疆;法人用计占领越南,紧接云南、广东;英人打算从印度进入西藏和四川,蠢蠢欲动之势,更加不可遏制。他们所等待的是中国有隙可乘,所忌恨的是中国的根本没有动摇而人心不能违抗。有人说各国洋人性如犬羊不知政治。然而他们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君主交上议院讨论,即所谓谋及卿士;交下议院讨论,即所谓谋及庶人。讨论结果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止,每事都必合乎民情,然后坚决实行。他们自己如此治国,观察其他国的兴废成败也以此为标准。倘若国家一切政治都与民情背道而行,各国洋人就要逞其贪欲之心,取我土地财产唯恐落后。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国势弱小,而能久存各大国之间,是因为人民一致。强大如法国,而德国能战胜它,因为法王奢侈成性,国家负债之多数不胜数,虽然增加兵额军饷以稳定军心,而民心已去,德国才能乘机取胜。凡人必自侮而后人才能悔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之。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国之有外国欺凌,犹如人身有疾病,病人必须对症用药,而培育元气是最为要紧的。外国人没有一日不在窥探中国民心之向背,中国一定要做到没有一件事不以民心的是非为是非。中国天子恩泽,赏罚严明,外国有上议院、下议院的设立,在中国势有难行,但他们的做法可以采取。凡是我们用人行政,一举一动,考虑度是否合理,考察民情,如非人心所愿,则立即停止不办;人心所向的事,就一定要保证成功。崇尚节俭,增加国库储备,遇事才能有所准备;纳谏诤以开言路,下情才能上达。希望人心永远团结,根本永远牢固,当列强环伺之时而使他们无一隙可乘,他们的计划才不能立即各逞,而我们则足以自立。这个计划目前尚可办到,也是现时不能再拖下去的谋略。如果等到间隙再开,而要斡旋弥补,则或和或战都由不得我们了。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设想,因此不如预防间隙的发生为上计。咸丰六年(1856)王茂荫奏陈洋务,说:‘海外诸国纷纷起来争雄,从小看来虽有中外之分,从大看来没有彼此之意。’引《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最终以君心为证。他说得何等危亡而切实!想抑制洋人的贪心,莫过于顺中国民心;能顺中国民心,才足够顺天命。这是不用等占卜就非常明白的。臣下受恩最深重,办理洋务最久,实在有见于洋人的处心积虑,而现在尤其是迫切紧要的关头。洋人求间隙于中国民心之向背,中国弥补间隙也在于顺应中国的民心。在职诸臣只计谋其末,我皇上实操其本。因而敢于直陈,伏乞俯鉴草野的言论,将此奏摺常置左右,力求端正根本的治理,以避免隐患的萌芽。那么天下幸甚!”

在此之前,当台湾事平,文祥便和恭亲王商议兴办海防,他上疏条陈六事:一、练兵,二、习器,三、造船,四、筹饷,五、用人,六、持之以恒。各具条目,敕下内外大臣会议。到光绪二年(1876),封疆大臣复奏,将再下廷议。文祥已自知病将不起,乃密奏说:“对付外国是国家第一要务。现在筹划自强的计策,为全局安危一大关键。臣下衰病很久,虽有此心而精力已经枯竭,知不能永效犬马之劳以报皇上知遇之思。恐一旦身死弃于郊野,那么平生心里想说而没有说的话,无法上奏圣上,下供会议讨论,怎么对得起陛下?此心耿耿,有不是总理衙门原来所奏能尽的,敢于竭诚吐露赤心,为我皇上敬陈。敌国外患,”没有哪一代不是如此,然而没有像今日局势之奇,为患之深,为敌者之多且狡猾。如果因为有这样的患难而常怀化困之心,便能自立于不败之地,以振作我精神,觉醒我思想,激励我志气,所谓生于忧患正是在于此时。如果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还仍旧因循苟安,听天由命,而不着力筹办,即偶然想到而过时即忘,或有名无实,敷衍了事,那么大局将不堪设想,即使再高明的人也没有挽救之策了。从前外患所以严重,是由于朝野之情相隔,和战之见不定,疆吏遇事粉饰太平,真情不能上达于朝廷。有此三失,这种祸患才日久日深,没有止境。西方各国官商是一回事,政教并塞,情绪受压抑而不能不发,这是必然之势。但是后来见到中国当局所阻止的竟能够通行,所抑制的可以伸张,本不可破的规制,有时竟取胜于兵力相迎而终无不破,这是中国所以被轻视而各国逐渐敢于肆无忌惮的关键所在。等到立约通商已有成议,而在内没有深知洋务的大臣,在外没有专心考究洋务的疆吏。一切奏章陈述,大多敷衍掩饰。洋人强横而称恭顺,洋情怨恨而号为欢欣,以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战,举棋不定,甚至彼省的和局刚成,此省的战事又起,早上给予赔款,傍晚传来捷报。洋船遇风倾,以为打了胜仗;截获送信之人,以为擒住首领,果真两军交战,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于是洋人愈来愈骄横,条约索款愈来愈放肆,内外大臣都把办理洋务视为畏途,而庆申寻衅几乎手足无措。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应该让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今天的敌人,非学到他的长处,绝对难以与之对抗,稍识时务的人,难道不明白?但到了紧要关头,意见顿时相背,往往唱高调,鄙视洋务,或以苟安为得计,觉得可以倚恃和局。所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等事,每有建议而阻挠的人很多,即便只有一件事,也没有人实际去做。至于一件事情没有办成,不去追究受阻的原因,却去责备是谁倡议的,甚至局外人并不了解情况,也都议论纷纷,将国家谋经营自立之计,指责为敷衍洋人。见识谬误,达到如此地步!总理衙门承办的事,能否维持,全看实力能否深有倚仗。必确有可战可守的战斗实力,才可稳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算。只有我皇上念兹在兹,则在职诸臣的苦心。自能得到皇上的圣鉴。几百臣工也人人都有求知此事,共筹此事之心,他们的才识智力必有百倍于臣的。否则支持既难,变化也在所难免,变而又合,痛心之端,必百,倍于今日。不是臣所忍心讲的了。”上疏没有多久,文祥就因病去世。温诏赐恤,称赞文祥“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赠太傅,给予骑都尉世职,入祀贤良祠,赐银三千两治丧,遣贝勒祭奠,谥文忠,归葬盛京。命将军崇实前往赐祭。

文祥忠心而勤恳,为中兴枢臣之首。操行高洁,生活俭约。谋国深远,当新疆军事渐定,与俄国议交丕伊犁,大学士左宗棠毛遂自荐,文祥极力支持,奏请左宗棠专任。文样既卒,后由传郎崇厚赴俄国,为我所胁迫,擅自允许条款;朝论哗然,加罪崇厚。改以曾纪泽前往交涉,很长时间才定议,幸而没有发生大患。法越战事起,忽和忽战,没有一定方针,以每防疏略,不能击败敌人告终。待到兴办海军,又不能竭全力以成其事,终于为日本人所战败。所有这些,都在文祥忧虑意料之中,而朝政数变,慈禧从此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