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农民问题的政治价值
农民问题，可以说是一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各国历史、社会、经济等情况不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就从中国国情出发，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探索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解决农民问题的道路。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世纪，也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农村走向繁荣、农民更加富裕和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世纪。但是，中国的农民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民问题关系到中国能否全面实现小康以及实现现代化，它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首要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摆在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
一、农民问题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
（一）农民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守护者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及其一切政治、文化、艺术等活动，都是以农业生产为起点，农业是人类赖以取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超越劳动者个人所需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885页.由此可见，农业是人类生存之本和社会发展之源，解决好农业及其相关的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基本条件。
翻开中华民族的史册，饥饿几乎在每一页上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据邓拓《中国救荒史》统计，仅清代，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嘉庆十五年为99万人，十六年为2000万人；道光二十九年饿死1500万人；咸丰七年死500万人；光绪二年至四年，死亡1000万人。在西方哲学家黑格尔的眼中，中国是个“灾荒大国”，科学家李约瑟则称为“饥荒大国”，素来“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千年回眸：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N］.经济日报，1999—12—28.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也无论哪个政党，都没有也不可能像中国共产党人一样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农业发展在整个社会进步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认为农业是基础产业，没有农业的发展，其他产业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同时指出，不搞粮食很危险，不搞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使亿万农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农业也获得快速发展，1952年农业生产就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6390万吨，比1949年增长45%，农民收入增长达30%以上，为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在设计改革开放的蓝图中，把“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作为基本出发点，提出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1万吨，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首次达到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到200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6217.5万吨，棉花441.7万吨，肉类6125.4万吨，水产品4278.5万吨，而到2007年，粮食总产量超过10000亿斤，并且中国粮食、棉花、蔬菜、水果、肉类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位，《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解读［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62页.从而创造了用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1%的伟大奇迹。
农业是农民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民对农业的积极性决定了农业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巩固程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表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的时期，一定是农业、农民状况好的时期；反之，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困难的时期，必然是农业出了问题，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因此，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农民是农业的主体，农业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只有农民的物质利益得到切实保护，素质日益提高，农业才会持久地发展，农业现代化才有希望。
（二）农民是国家稳定的社会基础
1.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农村是农民的聚居地，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农村稳定与不稳定都是农民行为作用的结果，因此，稳定农村的实质是稳定农民，而要稳定农民就必须重视并正确处理农民问题。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社会动荡的根源主要是由于受地主阶级剥削，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沦为流民，首先在农村出了问题。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立足于逐步解决农民问题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流动，改变了历史上农民流动的流民性质，农民流动以无业流动转变为有业流动，农民流动以逃荒流动转变为求富流动。没有出现上述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出门有钱挣，回家有地种，家里有饭吃，进退有路，安居乐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成功地扮演了社会动荡减震器或社会危机释放地的角色，为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近年来，农村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如赌博问题严重、犯罪活动频繁、封建迷信活动盛行、社会治安不好等问题的出现，其中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就业不充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环境，稳定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条件。
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如果没有秩序，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把我们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上面，改革就搞不成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9页.又说：“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何才能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呢？中国人口的70%在农村，这一国情决定了：要维护和保持国家稳定，首先要维护农村稳定，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邓小平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的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N］.人民日报，1991—12—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政策取向上，日益把农民和农业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实行倾斜政策。自1982年起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的“1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在以后的改革进程中，又陆续提出了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措施。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发布了十一个“中央1号文件”。仅在1990—1994年的5年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25次，颁布了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法规、政策12个。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没有过的。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可谓是对农民问题与经济、社会、政治发展关系的深刻洞察。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实践证明，虽然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异常复杂，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是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农民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人心稳定状况以及决定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变迁的农村政权、政策、政局状况，都直接影响着政治稳定。稳定了农民，就稳定了农村，就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基于国际经验的分析
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表明，能否重视农民问题，正确处理好农民问题，是其国家能否稳定的基本原因之一。泰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泰国工业化初期，曾迷信“滴流学说”，即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其利益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少数富裕阶层或先进地区逐步扩散到广大贫困阶层和落后地区的理论。但事实并非如此，80年代以前的1/4世纪里，泰国由于先后实行“进口替代”和面向出口两种发展战略，促使泰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开创了泰国经济史上的“黄金时期”。但是，高经济增长并未带来人们预想的均衡的繁荣，许多地区没有从工业化的发展中得到好处，长期成为“死角”。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出现了进一步扩大的倾向，贫富日益悬殊。
70年代中期，经营农业的人均收入分别相当于工业部门、商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1/6、1/10和1/1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贫困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占35%，多达1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刘锋.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J］.社会主义研究，1995（1）.90%集中在农村，贫富差距的扩大尤其是农民的贫困成为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加上1972年—1973年以后连续发生两次石油危机，对泰国冲击很大，更加剧了上述矛盾的复杂化和尖锐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1979年江萨内阁的下台和1981年的军事政变。还有如印度的两极分化，城乡对立；非洲的饥民问题与部落战争，中亚的民族冲突，宗教狂热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农民的贫困与不安成为上述问题的社会基础。
所以，农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中国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国家的稳定；没有农村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就不会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农民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必须重视并正确处理农民问题。
（三）农民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
世界现代化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开始都是以先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只是这些代价以及支付方式因国家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开始都是从农村取得大量的资金、农产品，同时大量劳动力进城，以支持工业的发展，支持城市的发展，待工业和城市发展起来以后，再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在中国，农民作为最大的社会群体，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力量。
1.农民是工业的支撑力量
从世界工业化进程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都是靠外来资金流入。英法的工业化资金是通过海盗式的殖民掠夺获取的；德国的工业化是由于19世纪70年代在普法战争中战胜法国，向法国索取了50亿法郎的赔款从而加速了自己的工业化；韩国是从外国取得巨额借款和长期贷款发展了工业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可能掠夺别国获取工业化资金，加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因此，只能依靠自己积累资金，农业当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农民身上。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由农民提供积累，以支撑工业化建设，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据统计，1952年至1978年，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给国家积累了3917亿元人民币，通过上交税金积累935亿元人民币，两项合计4852亿元人民币，同期，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为1732亿元人民币，农民的净贡献为3120亿元人民币。程贵铭.农村社会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页.农民用自己的奉献和牺牲，启动了中国工业文明的车轮，使中国形成了比较稳定健全的工业化体系。
2.农民是改革的推动力量
改革和现代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是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前进的动力和源泉。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农民以其伟大的创举探索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途径，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推动力量。
农民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形式，冲击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创了中国改革的新纪元，农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乡镇企业的兴起，冲击了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推动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汹涌的“民工潮”，冲击了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推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及城市化的进程。总之，农村改革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为城市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
3.农民是市场的发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