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心中的疑虑已去几分，正好这时太子又开始抽筋，皇后在一旁催促道：“钱乙在京城里颇有名气，他的诊断很准确，皇上勿虑。”于是，皇帝命人从灶中取下一块焙烧过很久的黄土，用布包上放入药中一起煎汁。太子服下一帖后，抽筋很快便止住了。用完两剂后，病竟痊愈如初。这时，宋神宗才真正信服钱乙的技术，把他从翰林医官提升为太医丞。自此，钱乙名扬天下。
钱乙对小儿科作了四十年的深入钻研，终于摸清了小儿病诊治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著有《伤寒论指微》、《婴孺论》等书，但皆散失不传。现存《小儿药证直诀》，或叫《小儿药证真诀》是钱乙逝世后六年，由他的学生将他的医学理论、医案和经验方，加以搜集、整理编成的。这部书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儿科专著，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科专著。
六味地黄丸是中医临床常用的一种中成药，有滋补肝肾的功能。这个中医常用的名方就来自于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它最初是用来治疗小儿肾虚的，由熟地黄、山萸肉、干山药、泽泻、牡丹皮、茯苓六味药物依据一定的比例组成。历经沿革，医生在其基础上加减药物，现已用来治疗多种疾病。
医学化学创始人帕拉塞尔苏斯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医学界诞生了一位历来为史学家们激烈争议的重要人物。有人把他贬为“最糟糕的炼金士、江湖骗子和无知庸医”，有人把他尊崇为近代“科学革命的真正先驱”。他就是后来被尊为医学化学创始人的帕拉塞尔苏斯。
帕拉塞尔苏斯于1493年生于瑞士，他的原名叫荷安亥姆。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医生，荷安亥姆儿时经常随父出诊。在他出生地有一座铅矿，因此，他很早就对矿物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507年，荷安亥姆离家到多所大学求学。1516年，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欧洲及中东游历行医10年，广泛接触民间医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大约在这个时期，他自己取名帕拉塞尔苏斯，意思是“超过切苏斯”。切苏斯是公元1世纪时的一位古罗马名医。
1527年，帕拉塞尔苏斯因治好巴塞尔城一著名出版商的足部坏疽而名声大振，被推荐为巴塞尔大学医学教授，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他在教学中积极宣传他的医学思想和治疗经验。
在帕拉塞尔苏斯生活的时代，人们使用的药物中很少取自矿物，因为医学前辈们对于化学物质及其特性都不大感兴趣。但帕拉塞尔苏斯对矿物冶炼在医学上的应用很有研究，企图把医学和“炼金术”结合起来。他给当时所谓的“炼金术”下的定义是：把天然的原料转变成对人类有益的成品的科学。在他看来，冶炼工把矿物变为金属是一个炼金士，厨师和烘面包的人从肉类和麦子里制造出食物来也是炼金士。帕拉塞尔苏斯自己对于从矿物或植物的天然物质里制造药物特别感兴趣，因为根据他的定义，药剂师和医生同样都是炼金士。
帕拉塞尔苏斯摒弃了人体健康由四种组织体液所决定的观点，提出人体本质上是一个化学系统的学说。这个化学系统由炼金士的两种元素——汞和硫，连同他自己所增加的第三种元素——盐所组成。帕拉塞尔苏斯认为，人体每个器官有自己的操纵者，如果它异常，硫、汞、盐就会失调，疾病正是由这三种元素比例失调所致，而每一种疾病都有一种特效的化学治疗法。
帕拉塞尔苏斯是一个讲求实效的人，懂得对于病人要对症下药，由医生直接施治。当时，许多医学家把医学知识当作文字上的学问，而忽视病人和临床经验。针对这种情况，帕拉塞尔苏斯嘲笑那些所谓的医学家们，在讲课时，他经常用极尖刻的语言攻击同时代医生和古代权威，甚至当着学生的面焚烧当时仍奉为医学经典的古罗马名医盖伦和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的著述。这些行为引起了许多教授的反对。
1528年，帕拉塞尔苏斯在敌手们的攻击声中离开巴塞尔大学。此后，他一边漫游，一边行医，并到处宜讲他的观点，抨击古今的医学权威。他的一生都是在被攻击、被迫害中度过的，但他从来未停止过进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1541年9月24日，帕拉塞尔苏斯在贫困中死去。
帕拉塞尔苏斯主张用化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人体的机能和疾病，这种理论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医学学派——医学化学派。
很多时候，创造性和独立性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道路上，人们经常会遇到挫折和失败，并因此受到世人的冷漠和嘲笑。只有那些跟帕拉塞尔苏斯一样勇于主动迎击困难和化解矛盾的人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我国人民为了寻找食物和治病的药草，不断地和植物打交道，并将所得经验记录成书，历朝历代的医生和农学家们都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大量的植物学著作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李时珍的那本被称为“东方医学巨典”的《本草纲目》。
公元1518年，李时珍出生在湖北的一个世医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医生，他的父亲李闻言则是一位具有丰富治病经验和药学知识的名医，受家庭环境的熏陶，李时珍从小就跟中草药打交道，喜爱大自然里的一草一木，他经常向父亲请教，知道许多花草的知识。在父亲的引导下，李时珍读了图画本的《尔雅》。此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词典，这本书内容丰富多彩。李时珍熟读了书中的“释草”、“释木”、“释兽”、“释鸟”等有关动、植物学方面的内容。
35岁时，已经是一位名医的李时珍开始着手按计划重修本草。由于准备充分，开头还比较顺利，但写着写着，问题就来了。所谓本草，是古代药物学的代称。它包括花草果木、鸟兽鱼虫和铅锡硫汞等众多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由于其中绝大多数是植物，可以说是以植物为本，所以人们又将药物直称为“本草”。自东汉《神农本草经》成书，到李时珍出生前的400余年间，历代本草学家都有不少专著问世，但却从未有一部能概括这一时期药物学新进展的总结性著作。李时珍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并意识到了它的分量，却仍未料到，药物是那样的多种多样，对它们的性状、习性和生长情形，很难全部心中有数。比如，白花蛇，同竹子、艾叶，本是蕲州的三大特产，可以主治风痹、惊搐、癞癣等疾病，是一味名贵的药品。但他从药贩子那儿买来的“白花蛇”，有时是另一种蛇冒充的，跟书上描述的大相径庭。那么，真正的白花蛇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了解开这个谜，李时珍曾跟着捕蛇人亲自上山，捕捉到一条白花蛇，仔细一看，果然和书上讲的一模一样。从此，李时珍走出家门，深入山间田野，实地对照，辨认药物。除湖广外，先后到过江西、江苏、安徽、河南等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行程达两万余里。那些种田的、捕鱼的、打柴的、狩猎的、采矿的，无不是他的朋友和老师，为他提供了书本上不曾有过的丰富药物知识。
一次，李时珍路过河南境内的一处驿站，见几个车把式正在把一些粉红色的草花放在锅中煎煮。他凑近去看了看，见不过是南方随处可见的旋花，却不知这些车夫煮它有何用？便向他们开口讨教，一个车把式答道：“我们这些人常年在外，风里来雨里去，盘骨多半都落下了伤痛。喝点旋花汤，能治盘骨病呢。”李时珍用心把这种药草的形状、药性等记了下来，并把它写进书中。还有一次，李时珍带着弟子庞宪来到武当山。这武当山，风光绮丽，草木繁茂，古树参天，野花似海，是天然的药物宝库。师徒二人仿佛探宝者发现了钻石矿，一下子被这些花草迷住了。九仙子、朱砂根、千年艾、隔山消……这些名贵药物一一被他们采集下来，制成标本。这天，庞宪劈藤开路，仔细寻觅。突然，他眼睛一亮：曼陀罗花！这是华佗配制麻沸散的名药！李时珍显然也非常兴奋，指着花儿对庞宪说：“可惜，麻沸散早已失传了。这种花有毒，究竟如何配药，还得重新试验呢。”以后，为弄清曼陀罗花的毒性，取得可靠的验方，李时珍又冒着生命危险，亲口尝试，证实了它的麻醉作用，并把它同火麻子花配合，制成了手术用的麻醉剂。
就这样，李时珍几十年如一日，在医学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1578年，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终于脱稿了。遗憾的是，李时珍生前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终身为之呕心沥血的这部巨著印行。
《本草纲目》全书共52卷，约190万字。分为16部62类，收录药物1892种，药方11096条，附图1092幅。全书仅收录植物药就有881种，附录61种，共942种，再加上有名未用的153种，总计1095种，占药物总数和的58%。囊括了植物界的所有门类：低等的藻菌植物、地衣植物和高等的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同时，还收录了不少国外的植物药材，称得上是当时植物之大全。在书中，李时珍把植物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及本部共5部，共30类又把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湿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共9类。李时珍的这种植物分类方法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甚至比西方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提出的植物分类法还要早175年，而且内容也丰富得多。
《本草纲目》成稿后又过了12年才刻印成书，而且其第一版一直未得到当时朝廷的重视与推广。然而，《本草纲目》却很早就传至国外，先后被译为十多种文字出版，对世界植物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也曾从《本草纲目》中得到启示，后来，他称颂这部巨著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实践是科学发展的源泉。古今中外的科学家们所取得的成就，无不来自伟大的实践。李时珍是我国古代具有高度实践精神的典范，在400年前的封建时代，他坚持实事求是观察研究自然，并且用自己的信念来指导实践，这种科学、诚实的态度值得后人学习。
巴雷对外科学的贡献
16世纪，欧洲的医生是分等级的，他们穿的服装也不相同。但那些穿着长袍的所谓“高等”医生，往往只会夸夸其谈，对实际的医疗技术却很少钻研。真正有临床经验的常常是那些穿短服的所谓“低等”医生，被称为近代外科学之父的安布罗斯·巴雷就是其中之一。
巴雷1519年出生在法国一个穷人的家里，穷苦的父母无力供他上学，小巴雷就跟着当理发师的哥哥学习手艺，贴补家用。当时的理发匠，不但要给人理发，还得给人处理骨折、创伤，给病人做放血治疗。小巴雷勤奋好学，手艺日益高超，很受大家的欢迎。
从16世纪20年代起，法国和邻国连续爆发战争。19岁的巴雷作为一名随军理发师也应征入伍。军队中的理发师除给士兵理发外，还负责战伤治疗。那时候，战争中已广泛使用充填铁弹的铜炮和点燃火绳发射的火枪，因此每次战役之后，都有大批伤员。当时用来治疗枪伤的唯一办法，是用烧红的烙铁或灼热的沸油直接对伤口烧灼。因为据说火枪发射时的烟雾对人体有毒，必须将伤口烧灼封闭才能防止毒气的侵入。在麻醉还没发明的时代，这种治疗简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酷刑”。受伤的士兵常常在皮肉咝咝作响的烧灼声中，在沸油浇注的钻心疼痛中昏死过去。
巴雷一开始也采用这种传统的野蛮方法来治疗伤口，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他发现伤员不仅很难忍受这种“酷刑”，而且还会出现全身发烧，创口疼痛、难以愈合等不良后果。巴雷对流传了几百年的传统方法产生了疑问，并开始摸索新的治疗方法。他认为治疗伤口应该是设法用干净、柔和的东西去保护创面，使伤口逐步愈合；而不应该用烧灼的方法再进一步去损伤它。
1536年，巴雷所在的军团为了阻击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进犯，在法国北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阻击战。设在山脚边的临时急救站里，躺满了从激战火线上抬下来的伤员。由于伤员实在太多，用来烧注伤口的沸油一时供应不上。面对大批痛苦呻吟的战友，巴雷决定大胆试用他酝酿已久的新疗法。巴雷把煮熟的鸡蛋黄、玫瑰油和松节油充分调和，制成一种淡黄色的油膏。他把这种清香的油膏，轻轻地抹在清洗过的枪伤创口上，然后用干净的软布包扎起来，保护受伤的创面。这一夜，他通宵没有合眼，牵挂着用新疗法处理的伤员，担心不用烧灼去解除火枪烟雾的“毒性”，是否会引起伤员中毒死亡。
东方刚露鱼肚白，巴雷就提着马灯，仔细地巡视每一个伤员。只见所有使用新疗法的伤员神色安详，完全没有受沸油浇注的伤员那种痛苦不堪的表情。巴雷小心地解开包布，看到伤口没有肿胀发炎，更没有丝毫受火枪“毒气”侵入的现象。成功使巴雷深感欣慰，所有的疲惫都一扫而光。几天以后，用油膏治疗的创口都逐步愈合了，恢复了健康的伤员，怀着对巴雷无比感激的心情重返前线；而那些浇注沸油治疗的伤员，却大多数发着高烧，伤口剧痛、边缘肿胀，难以收口。惊喜的巴雷进一步扩大他的试验，最后完全肯定了这种用油膏涂抹枪伤创面方法的疗法。从此，一种崭新的、科学的枪伤疗法诞生了！
巴雷不但废除了对枪伤的烧烙，还大胆改革了止血方法。过去，对于需要截肢的重伤员，首先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要他们忍受切割肢体的剧痛；接着还要忍受烙铁在截肢创面的烧灼，这是止血的必要手段。巴雷不忍心用这种残酷的方法折磨受伤的战友，决心再做一项重大的革新。他仔细观察截肢的创面，发现血主要是从断面的几根大血管里涌出的，如果用绳子在这断肢的上部紧紧绑住，血就能基本止住。这时在断面上的大血管也会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用线将这些血管结扎起来，血就完全止住了。这种结扎止血法不仅安全方便，而且由于绳子捆绑后肢体局部麻木，还能大大减轻伤员截肢时的疼痛。这一革新，使截肢术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了帮助伤残病员恢复活动能力，巴雷还设计了多种用金属、木材制成的假肢。这些假肢设计很巧妙，不但外形逼真，还装有齿轮关节，能活动自如。
1575年，巴雷用通俗的法文写了一本内容丰富的《外科学》，详尽地总结了他行医40年的实践经验。但是，当时的医学界被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学者把持着，他们对巴雷这样一个没进过学校大门连拉丁文都不懂的“粗人”，当然瞧不上眼。这些老爷们唯恐“门外汉”闯进他们的世袭领地，无视巴雷《外科学》的丰富成果，顽固地拒绝授予巴雷学位。他们反对的唯一理由是：“巴雷不识拉丁文。”但是，无数被巴雷治愈的伤病员感激他，人民大众也肯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