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所住的莘庄出发，坐地铁一号线转轻轨，40分钟后就到达中山公园。当然，现在这两所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早已不存在，那些精美老建筑成了上海市第三女中和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的一部分，校名的更替并没有影响老建筑的品质，特别是那个爬山虎掩映的钟楼，它一如张爱玲读书时那般肃穆安静，耸立在偌大的草坪一侧，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圣玛利亚是一所贵族女校，学费昂贵惊人，但上海许多达官贵人仍争相将女儿送来就读，以期毕业后嫁入豪门成为名媛淑女。事实上毕业于圣玛丽亚女校的女生后来大都进入上流社会，她们在这里练就淑女风范，踏进上层社交圈，很多都当官太太、大使夫人。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大作家林语堂，对圣玛利亚女校女生情有独钟，令他一生难忘的恋人陈锦端和终生相守的妻子廖翠凤，都是该女校学生。
从1931年秋11岁入学，到1937年17岁高中毕业，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同学们一个个都是金枝玉叶，美丽活泼、霓裳缤纷。一到假日，学校门前各家来接学生的轿车排成一条长龙。这时候张爱玲是孤独的，亦是自卑的，这是她人生最暗淡的时光，父母离异、亲情冷漠，给少女张爱玲心灵蒙上一层阴影，她穿着继母那些过时的、陈旧而又宽大的服装，沉默寡言，觉得自己像个怪物。她的懒惰在学校也是出了名的，从小在家都有专职仆佣打理，她连一条手绢都不曾洗过，住校的生活完全靠自理，她一时束手无策。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如何打理个人卫生，每次卫生检查，张爱玲宿舍总是最脏乱的一个。当时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一个鞋柜子，不穿的鞋子一定要放在柜子里收好。可张爱玲那些旧鞋子从来都是东一只西一只躺在床底下，校监发现后，就放到走廊上展览，而这时张爱玲必定就是这么一句：“哎呀，我忘了。”——她的健忘同样也是出名的，寒酸的破鞋子多次在美丽的女生面前展示，若换了别的女生，早已羞得满面通红，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可张爱玲仿佛麻木了，无动于衷，只是淡淡的一句：“我忘了。”她在这个清规戒律的教会学校像个怪物，一如后来她置身上海文坛，也是一个异数。据说她的作业也常常不交，老师追问，她仍是这么一句：“我忘了。”
91岁的俞秀莲老人在回忆她的同学张爱玲时说：“班上像张爱玲那样家世的学生是比较卑微的，她瘦得一塌糊涂，也不好看。人很文气，基本不理睬我们，我们也跟她皮不到一块去”。在俞秀莲眼里，张爱玲的衣服总是朴素的，大概都是改自后母的衣服。她的话很少，也没什么谈得来的朋友。整天很用功，经常在写东西，功课很好，老师也很喜欢她——俞秀莲是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表妹，她的丈夫聂光尧则是上海道台聂缉规的孙子。她眼里的张爱玲自卑而又孤僻，生活懒散，衣着落伍。可是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名声却很大，就连老师在课余闲谈时也常常说到她，就是因为她一支笔好生了得。圣玛利亚就读时代亦是张爱玲才华初展的时候，1932年圣校校刊《凤藻》上，发表了张爱玲的处女作《不幸的她》，编者特地注名：作者系初中一年级学生。就是这个才12岁的张爱玲，在文中写下了如此苍凉的句子：“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人寰的一天！”
张爱玲在圣玛利亚读书时，张家已开始败落，母亲出走海外，长期的亲情缺失慢慢形成她冷漠孤独的性格，那时候她很少回家，家里是继母当家，回家也要不到多少钱。她母亲很少回国，每次回国都要带许多古董出境，也很少给她钱。有一次母亲来圣玛利亚女校向她告别，看着母亲离去，张爱玲没有一滴眼泪。母亲的背影消失后，她觉得应该需要眼泪来烘托气氛，就拼命强迫自己哭，先是根本哭不出来，最终哭得泪雨滂沱——她在无人的地方哭给自己看。
张爱玲后来似乎很少流泪，她与弟弟、与姑姑分别从来都是果断而决绝，没有一声招呼，也没有一句问候。人生大苍凉，就在于这决绝的一撒手之间，心如铁石、万念俱灰，什么也不必在乎——她还在乎什么？她12岁时就悟透了人生：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人寰的一天！
古墓似的老房子
梅雨之夕，坐地铁一号线到汉中路下，折回，再过苏州河上一道桥，站在桥上就能看到那片清末民初的老房子，那是张爱玲的家。张爱玲这样写过：“沪战发生时，我的事暂且搁下，因为我们家邻近苏州河，夜间听得见炮声不能入睡。”下了桥，抬头就看到“康定东路”路牌，又记起张爱玲这一段文字：“（父亲）结婚后我们搬家到一所民初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出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
走进这座红砖砌就的老房子，就像走进一座古墓，张爱玲说的一点没错，“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站在死气沉沉的房间里，屏心静气，似乎还能听到张爱玲沙哑的哭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一把沉重的铁锁锁住了木门，一如《滚滚红尘》开头看到的一幕，那是电影，也是现实。
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张爱玲从母亲那里回来——外面传来隆隆的炮声，吵得人睡不着觉，她到母亲那里住了两个星期，肯定是不情愿回来，但是不得不回来。一进门，就看到后母冷着脸站在那里：“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张爱玲脸色也很难看：“我和父亲说过了。”后母的脸色更加难看：“你的眼里哪有我啊？”上前就是一个嘴巴——事发突然，根本来不及想，张爱玲本能地扑上前和她厮打，后母疯了似的冲上楼去，一路呼叫：“她打我，她打我！”一刹那间狂飙突起，父亲趿着拖鞋吧嗒吧嗒冲下来，把对前妻的仇全发到她身上，旧仇新恨齐齐涌上心头：“你还打人，你还打人，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拳脚相加，巴掌左右开弓落在她脸上，她的脑袋偏到左边，又偏到右边，她耳聋了，坐在地上，最后瘫倒——父亲仍不放过，揪住她的头发一阵拳打脚踢。
这是张爱玲平生第一次遭受毒打，似乎也是最后一次，她哭得气涌如山，打算冲出门去，门已被重重把守，又准备报警，用脚踢弄堂口的铁门。父亲火气更大，搬起一只大花瓶掷来，她头一偏，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飞了一房间碎瓷——多年以后，这份剧痛一直留在她的心头，后来在写作《半生缘》时，重新演绎这一细节：“一刹那两人已是扭成一团，曼桢手里还抓着那半只破碗，像刀锋一样锐利，曼璐也有些害怕，喃喃地道：‘你疯啦？’——曼桢实在恨极，唰地打了她一个耳刮子，这一下打得不轻，连曼桢自己也觉得震动而且眩晕。”
从正门进去，一眼就看到那个楼梯，多少年过去了，古旧的暗红的楼梯一片斑驳，灰尘布满隙缝与凹槽——张爱玲的后母就从这里一路尖叫着上楼：“她打我，她打我！”。那个飞了一地碎瓷片的房间应该就是正门一进入的这个房间，铺满地板的房间如今像一个宽大走廊，它现在确实也是一个走廊，左右均是卫生学校的教室，看得见墙壁上的宣传橱窗和教室门上方102、103的标牌。正门上还有两条宣传对联：促进经济腾飞，旨在终身教育。在这里，时间仿佛是停止的，不是停在老上海时代，而是停在“文革”时期，这里的光线、陈设、气氛，完全是一派“文革”味道。
苏州河边，那个漆黑的夜晚对张爱玲来说是人生的转折，亦是她与父亲、与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庭决裂的开始——张廷重似乎疯了，不但将来说情的妹妹张茂渊打伤，还将张爱玲囚禁在空房子里，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可以想见张爱玲的仇恨。事隔多年之后，她这样写道：“数星期之内已经老了许多，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当然，张爱玲想过偷逃，唯一可行的是翻墙，可墙下有个鹅棚，又怕鹅叫。举棋不定时，又得了重重的痢疾，父亲不给她请医生，她病了半年——也就在被监禁的这三个月，上海沦陷了，张爱玲寻找一切可以逃走的机会。这天她在阳台上看见张子静从后门回来，招呼他：“你书包里有没有纸笔？”张子静有些迟疑，看看四下无人，便打开书包警觉地说：“只有铅笔！”她装作很平淡的样子说：“都行！闲着没事，想画画。”张子静赶紧掏出一本练习簿和一支铅笔向上扔给她。张爱玲接住，按捺住喜悦说：“谢谢！”张子静说：“还有望远镜呢，你无聊可以看看风景。”——阴天午后，张爱玲拿望远镜望着窗外，她在纸上写着：“我是圣玛利亚女校应届的毕业生，被父亲与继母以暴力手段监禁在家中，历时数月，现已濒临崩溃。如有仁人君子拾到字条，请速至巡捕房报警，解救一个悲惨女子的命运。若能脱困，必有重酬。”她用一根筷子绑着字条扔出墙外。纸条被张家佣人拾到，拿给张廷重看，孙用蕃在旁边添油加醋地说：“关着都这样了，要把她给放出去还得了？活生生把我们两个骂成比秦桧夫妻还不如。”张廷重一语不发，命令下人用长木板条把窗子封上，只剩下两寸宽的缝隙。张爱玲看着这一切，愣愣地坐在床上，脸上的光一寸一寸暗去——最后还是那只望远镜救了她，没事就从窗口偷窥铁门前巡警换班，终于让她逮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逃出这座古墓似的老房子——
囚禁张爱玲的房间现已变成一间教室，我在拥挤不堪的座位间坐下来，拍了几张照片，教室似乎久已无人来上课，座位之间积满灰尘。高高的天花板上布满雨水痕迹，十几只吊扇直垂下来，一直垂到离头顶很近的地方。窗户开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张爱玲的目光正是从这里穿过，“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中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
对张爱玲来说，那应该是一个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这个夜晚她染上沉疴，累及心灵，一生未愈。
皖北的两个小村庄
从合肥郊外一个叫磨店的乡镇坐上蹦蹦车往于湾走，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从破烂的四面通风的挡风玻璃上往外看，荒芜的农田、破烂的村庄，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雨，道路一片泥泞。这里离合肥只是不到十里地，却完全看不到城市近郊应有的繁荣与喧嚷，看到的只是凋敝与败落。想起李鸿章，想起张爱玲——看来李鸿章真是罪孽深重，他太贪了，合肥宰相天下瘦，他恨不得将整个国家据为己有，对于故乡，即便是一百多年以后，似乎仍然被吸血过多，营养不良——像硕鼠一样肥大的，只有李鸿章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出这样富可敌国的官僚，甚至出现国家向个人借贷的事例。在李鸿章身上，最能看到黑暗、专制的封建缩影。或者说，李鸿章就是旧中国的化身。张爱玲对这个家族的仇恨，其实一点不奇怪。可是生于这样的家族，她又离不开这个家族，事实上她一生都在享受这个庞大家族的庇荫。她是寄生虫，要过有情调有品位的生活，就一定要有所附丽。如果她是寒门子弟，她拿什么玩贵族情调？拿什么去海外谋生？都说她有稿费，其实她早年那两本小册子的稿费，根本无法支付起她生活的昂贵开销（内地早期出版了她那么多的书，卖得那么好，从来没有想到要支付她版税，张爱玲对此颇有微词）。她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大部分开销，就是靠变卖家中古董过日子——她是这样，她姑姑、她母亲、她后妈全都是这样。
于湾村出现在田野尽头，一个杂乱的村庄，各式房屋拥挤在一起，毫无章法，村落里荒草萋萋，可见有些房屋久已没人居住。一些村民冷漠地看了我几眼，又在猪与鸡的吵嚷声中荷着农具走出村庄，他们的脚下，遍布着鸡粪与稻草——这个村庄是李鸿章的祖居地，无法想象这样的村落会与张爱玲搭上关系。忽然冒出这样的古怪念头：如果李鸿章一直就待在这里做一个穷苦农民，那么张爱玲也就应该是个最贫穷的村姑，她绝对不会写小说，胡兰成当然也不会爱上她，她肯定不识字，二三月里会去田塍上挑野菜，过年会为二尺红头绳和小气的母亲闹上半天，她只能嫁往邻村，像一团水草，从一个村庄漂向另一个村庄——当然这只是我的无聊假设，命运安排了千千万万乡间女孩，却没有这样安排张爱玲，而是让她出生于上海华丽家族，写出绚烂锦绣之文，然后又出走海外。可这样安排不一定就是福——一位内心荒寒死无人知的另类作家，是不是会比粗茶淡饭儿孙绕膝的乡间大娘更加幸福？
穿过杂草丛生石碑倒伏的村口，出现在我眼里的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面前一片空旷的场地，长满野草。房子据说是一所小学，砖瓦便是取自李鸿章故里的老房子。场地上有两棵高大的腊梅树和一棵玉兰树，那棵玉兰树长得枝繁叶茂，这些树木据说都是李鸿章出洋时带回来的。那年李鸿章70岁，夫人赵继莲死后，时任清朝驻日大使的李经方回故里守孝，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特意送李氏父子四株名贵的玉兰树以示哀悼。这四株玉兰两株种在大兴集的赵继莲墓地，两株种在李家大祠堂中。李家大祠堂中这两株树后来死了一株，现在只剩一株，据说到了春天，树上要开出一片雪球似的白花来。我在村子里东转西看，据说前些年还有老人记得李鸿章胞衣埋在什么地方，那个老人看来早已作古，一些年轻人对李鸿章毫无兴趣，甚至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祠堂郢村离于湾很近，当年农家少年李鸿章常常在两个村落之间来往。李氏家族最早从江西湖口迁来，应该先落脚于祠堂郢村，我想看一看李家兄弟一起读书的“棣华书屋”遗址，却没能如愿。李鸿章父亲李文安曾记录过旧居棣华书屋的环境：“门临方塘，水光照屋，菊花三径，杨柳数株。”那个柳荫塘还在，就在打谷场对面，少年李鸿章曾在此游泳。隔着柳荫塘，有一片稻田，是李鸿章母亲耕作过的“麻大田”——之所以得名如此奇特，据说缘于李母天生麻脸和大脚。李氏祖先有田二顷，到祖父李殿华时，分得的田产不多。李殿华两应乡试皆落第，便放弃功名之想，退居乡间，过着“男耕女织，督课勿懈”的生活。李鸿章后来在家书中说：“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唯有支吾以对。支吾终非久长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其时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积蓄，时为周济，并劝祖父以节俭，并亟命儿孙就学。吾祖父从其言，得有今日。”——如此看来，张爱玲应该是个十足的乡间贫民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