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课给我们的想象力带来很多改变，并不限于那些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改变。我们不知不觉地改变我们对那些给数千人或数百万人造成痛苦的大灾难的态度。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七五五年里斯本大地震会给启蒙时代人们的心灵造成如此大的冲击，并成为重要辩论的题材。死亡人数约六万，与现代战争中的死亡人数相比很一般，与中世纪黑死病造成的人口下降相比也很一般。然而，这类灾难却被当成是上帝的安排。另一方面，里斯本的毁灭为自然神论者提供了一个理据，他们认为上帝并不介入事件，因为上帝这位伟大的钟表匠让世界自生自灭。否则，他们坚称，上帝就是盲目地残暴的，应受指责。也许这种推论对我们来说有点儿太抽象，因为我们时代的历史悲剧使我们大声发出抗议。一定是有人需要承担责任的，但如果我们开始寻找某个合理的解释，则我们仅有的可能性是跟随伊壁鸠鲁信徒，他们认为诸神要么是无所不能但又不好，要么是好但不是无所不能。然而，生物学课意味着科学世界观的一场胜利，根据科学世界观，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因果链。如此一来，把这种思路从自然领域转移到社会领域，似乎也就明显不过了，不管正当与否。当然，指责科学的实际后果有异于科学家的初衷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我们应认识到，科学不只为完善愈来愈致命的战争工具立下汗马功劳，而且渗透集体生活结构，引起各种转变，这些转变的幅度我们现时仍无法弄清。某些观念对心灵造成的污染，也即科学的那些副作用，与源自同一科学的技术给自然环境造成的污染相比是不遑多让的。因此，譬如说，“适者生存”的粗俗版不仅引发文学中的自然主义，而且为以某种假设的社会卫生之名灭绝数百万人类生命创造条件。与此同时，也是科学提供了种族灭绝技术，如同较早时科学为壕沟战里的大屠杀提供工具。
在二十世纪，诗人前所未有地被迫抵抗由事实构成的压力，这些事实与他们多少有点儿天真的本性背道而驰。从很早开始，在生命最初几年，我们每个人都会各自发现，严酷的生存规则与我们的愿望针锋相对。一柱火焰，看上去那么可爱，一碰就会烧伤手指；一只甩出桌面的玻璃杯，不是停留在空中，而是摔得粉碎。
对奇迹的渴望，受到所谓“事物的正常顺序”的严峻考验，我们逐渐在家庭和学校的督促下适应这些顺序，作为踏入社会的准备。诗人很可能特别抗拒这种训练，也因此，他们成为传达人类一个普遍渴望的声音，这就是渴望从二加二等于四这种严厉而无情的冷酷中解放出来。在很长时期内，宗教都在阻止现实的某些区域受盲目法则的力量影响，也许基于这个理由，宗教与诗歌存在着某种结盟。不仅城市和国家的命运，而且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被包括在那个范畴内。毕竟，自然神论者在里斯本毁于大地震之后提出的论点，并未成功废除人们对上帝的根深蒂固的信仰。整个狂喜时代都充满救世梦想，梦想某个民族或某些特定民族的特殊使命，一种已预先写在《圣经》中的使命。但是后来在蒸汽和电气的时代，进步的概念也同样烙上人类要走的道路已由上帝安排妥当的所有特征。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很可能源自跨过某个门槛：一些太难以想象的暴行似乎不可能发生。但是，从一九一四年开始，这类事情被证明愈来愈有可能。人们发现“文明是会死的”。因此，没有什么可保护西方文明，阻止它陷入混乱和残暴。野蛮状态原本似乎是属于遥远的过去，但是现在它回来了，成为极权主义国家的部族仪式。死亡集中营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心事实，有刺铁丝网成为二十世纪的象征。托马斯·曼无疑是对的，他认为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一部二十世纪开幕着作。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他们的殖民地后园有效地掩藏某些恐怖，直到这些恐怖来找他们算账。
超级大国瓜分某些国家的事情，恰恰发生在欧洲，仿佛这是一个分配财富或分配牛羊的问题，尽管被宰割的是民族、城市、家园。危险也在升级，因为原子弹使不大可能的事情成为很有可能：地球的毁灭。如同一个孩子发现火会烧伤手指，发现用力撞桌子锋利的边缘会痛，人类面对着赤裸裸的、按因果律建立联系的数据，再也没有任何神明保护他们，向他们保证会有好结果。
从自然主义角度思考人，这种思考方法因地球上快速增长的人口统计数字而进一步加剧。我下面要提及的对话，在本世纪以前是绝不可能的。这件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华沙，是我与一位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我对他那种“必须两者择一”的假设表示怀疑，因为在他看来，无论谁，只要他想有效抵抗纳粹主义，就别无选择，必须完全接受苏联体系。我有保留，是因为苏联那个独裁者实行的大规模恐怖。他耸耸肩，回答说：“多一百万人，少一百万人，有什么差别？”
确实，有什么差别呢？当听说某些地方一些人类遭另一些人类残暴对待时，我们内心的抗议之声回荡在空虚中，而且没有任何正当性，除了抗议之声本身。虽然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死去的数百万男女老幼至今依然被哀悼，但我们很难不想到一种日益强大的趋势，这趋势就是把人类与苍蝇和蟑螂等同起来；我们可以假设，某个恰如其分的崇高目标可为灭绝苍蝇提供正当理由，而那些未受打扰的人则对此毫无感觉。
一个二十世纪的诗人，就像一个孩子，他被成年人训练去尊重赤裸裸的事实，而成年人自己也是在一种极其残酷的环境中成长的。
这个诗人会希望根据某个基本原则来说是或说不，但要这样做的话，他就必须承认在现象的互相作用背后存在着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结构，而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是与这个结构密切联系的。然而，一切都联合起来摧毁这个假定，仿佛它是我们对奇迹的信仰的残余。这是否意味着人类通过以科学为指导，现在已达到成熟阶段了？这是可能的。但尚有另一种可能性。社会组织以某种滞后的方式消化科学的副作用，于是发生这种情况，也即十九世纪科学产生的概念和观念直到现在才刚刚抵达。一个关于世界的新观念，仍在怯生生地发展着，在这个新观念中，奇迹有一个合法的位置，但这个新观念仍尚需要时间才会被广泛地认识。
如果是这样，则二十世纪就是一个炼狱，在这炼狱中想象力必须在没有这样一个慰藉的情况下运作，这个慰藉能满足人类心灵的一个基本需要：对受保护的需要。存在似乎是被必然和偶然统治着，没有神的干预；直到最近之前，上帝之手都被用来帮助虔诚的统治者和惩罚罪恶的统治者。但如今，即便是进步这个理念--它无非是世俗化了的上帝--也不再提供任何保证了。基于诗艺的天性，诗人都倾向于派发赞美和谴责，现在他们站在一个受盲目力量的行动所左右的机制面前，必须把他们的是和不悬置在半空中。如此一来，难怪有些人要寻找导师，这些导师的思想可以应付严重降级，但也同时提供新的开始和新的希望。本世纪产生了几位卓越思想家，他们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流逝而愈益显着。其中一位是西蒙娜·薇依，在提及她时，我不能不屈从于个人偏好的诱惑（尽管我对这位作家的尊敬已不再是孤立的了）。
“上帝无一例外地把所有现象交付给世界的机制”；“必然性是上帝的面纱”：
这是西蒙娜·薇依。她把决定论扩大至所有现象，包括心理学的现象。对她来说，这是她所称的“重负”的领域。与此同时，她相信无论谁要求面包，都不会得到石头，因为还有另一个领域，“神恩”的领域。这两个领域是同时存在的，而这正是她哲学的核心，它把找不到解决方案时的矛盾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神的干预与普遍的必然性之间不存在不能解决的矛盾。由于我在这里关注的是诗歌的命运，因此我将回顾西蒙娜·薇依一个与文学有直接关系的文本。这是她致《南方手册》编辑的一封信，显然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在法国沦陷的冲击下写的：
我相信，刚刚结束的这个时期的作家们，需要对我们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我这样说，不只是指法国的失败；我们时代的种种不幸，涉及面要广得多。它们扩散至全世界，也即欧洲、美洲和其他已能感到西方的影响的大陆……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基本特点，包含价值这个概念的弱化和近于消失。这是那些极其罕见的现象之一，在人类历史上似乎是崭新的。当然，很有可能这种现象存在于一些后来被遗忘的时期，如同我们这个时代也可能被遗忘。这个现象显现于很多对文学来说是陌生的领域，甚至显现于一切领域。你可以在工业生产的数量取代质量中看到它，在学生的学位取代一般文化中看到它。继古典意义上的科学终结之后，科学本身已不再拥有价值标准。但作家们按其天职，应是一种现已失去的宝物的守护者，可他们有些人却为这种失去而感到骄傲。
我知道，引用西蒙娜·薇依是一种危险的尝试。她的思维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思维习惯格格不入，而她使用的概念，例如善与恶，可能很容易使某个引用她的人被贴上反动分子的标签。然而我想我必须同意西蒙娜·薇依对艺术和文学中某些潮流例如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看法。它们在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编年史中是受到高度重视的，她却鄙视地拒绝它们，而这可能会引起抗议：
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是极端例子。它们表达了对全面放纵的迷狂，这迷狂控制心灵，一头栽进直观性，拒绝所有价值考虑。善是一个磁极，必然地吸引人类的心灵，不只在行动中，而且在一切努力中，包括纯理智的努力。超现实主义者建立一个无方向的思想的模式；他们选择绝对没有价值作为最高价值。放纵永远使人陶醉，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历史上，一座座城市被洗劫。但城市的洗劫并非总能在文学中找到对等物。超现实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对等物。
我预料有人会提出反对，认为西蒙娜·薇依发出如此激烈的谴责，是因为法国的失败。不过，请注意，法国的失败是一个对极权主义的反抗软弱无力的典型例子，而达达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对民主政制只有鄙视，在这方面他们堪称波希米亚的继承人。谁知道呢，也许否定真实的思考方式，会间接地伴随着严重的政治后果，尽管这些后果可能不一定发生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相似的环境中。在西蒙娜·薇依对超现实主义的批评的历史场合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今天对我们仍然有意义的内容，尤其是她信中以下这段：
其他同一个时期和前一个时期的作家没有这么极端，但他们所有人--也许除了三四个例外--都有着相同的缺陷的标记，一种没有价值感的缺陷。诸如自发性、真诚、无来由、丰富性、充实性之类的词，这类暗示对各种相反价值例如善与恶。近于完全漠视的词，见诸他们笔端的频率，远多于与善恶有关的词的频率。此外，与善恶有关的词，尤其是那些与善有关的词，都惨遭降级，如同瓦莱里几年前指出的。
西蒙娜·薇依是勇敢的。如果她认为是真的，她就会说出来，而不怕被贴标签。事实上，她可能会被怀疑与反动分子结盟，因为在我们的世纪，正是这些反动分子成了扞卫价值分辨的后卫。今天的诗人，被卷入各种各样的专业仪式，已太羞于达到这种率直。他羞于什么呢？羞于他自己身上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想要地球是扁的，隔绝在天空的穹顶下；想要有一对对清楚划分的对立：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不幸地，他在学校被告知，这种关于世界的概念是幼稚的，是属于过去的。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采取防御战术，设法组织他自己的主观空间，但他对此完全没有把握，除了知道他像希姆博尔斯卡诗中的海参，把自己分成一个身体和一句碎语。
我的评估听上去很宿命，而这使我不安，因为我是充满希望的，而我毕竟还要用某种方式来证明这点。首先，我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而毫无疑问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科学和哲学可以改变一个事实，也即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这种可以用五官验证的基本接触，比任何精神建构都重要。那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想达致摹拟，想忠实于细节，它有益于诗歌的健康，使诗歌有机会挺过那些对诗歌不利的时期而生存下来。
命名事物这一事实，意味着预先假定相信这些事物存在，因而也相信有一个真实世界，不管尼采会说什么。当然，有些诗人只把文字与文字联系起来，而不是把文字与它们在事物中的原型联系起来，但他们在艺术上的失败表明，他们是在违反诗歌的某类法则。
其次，那股推动我们的历史力量，既是毁灭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因为它正在发明抵抗毁灭的手段。梦想一个清除了科学和技术的地球，是徒劳的。相反，只有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才可以防止自然环境的污染和拯救这个星球的居民，使他们免于饥饿。学校所宣扬的粗俗化科学世界观也是如此。这个类比是不完美的，因为想出一些方法来反对某个已经普遍化了的思维方式，要比想出一些措施来防止河流和湖泊受污染困难得多。然而，有些迹象使我们期待就在科学的源头，会发生某种基本改变，也即技术文明也许会开始把现实视为一个由无数镜子组成的迷宫，其神奇不亚于炼金术士和诗人所见的迷宫。那将是威廉·布莱克和他的“神圣的想象力的艺术”的胜利--但也是诗人身上那个被成年人训练太久的孩子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