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临皇帝生涯的最后时光过得十分痛苦。
他的事业遭到了挫败，他的自尊与自信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对这个世界感到无措与绝望。
他心爱的孩子天亡了，他深爱的女子逝去了，他和自己的母亲之间，渐行渐远。
精神支柱一根接一根倒榻。
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
他逃到佛法中去，可是，佛祖能否收留这样一个万念俱灰的灵魂？
§§§第一节 帝业艰难
1．满汉之间
顺治是满洲人，却在思想上更倾向于汉族的文化；他治下的百姓汉人占绝大多数，却必须靠满洲军队的威慑力量来保证他的统治。在这样的夹缝里煎熬着，顺治皇帝每每陷入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之中。
江山是满洲亲贵、八旗将士浴血奋战打下来的，他们抛头舍命，南征北战，为的就是自身和后代的荣华富贵；而维持异族统治、征服不甘受奴役的广大汉人，还得靠他们的威慑力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必须给他们特权来维系他们的效忠。
顺治是认同这一点的，即使在懂得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改变政策以后，他在本质上还是尽力维护满洲贵族利益、维持自己身为满洲皇帝的立场。
剃发易服引发了无数战事，可是顺治在这一点上毫不动摇。顺治十年 （公元1653年）二月，福临在接受朝贺时，见汉官冠服多不遵清制，便下令：“以后务必依照满式，不许异同，再有参差不合定式者，一概以违制定罪！”甚至各地唱戏的优人，为扮演妇女方便起见，原本特许不剃发的，顺治十年也接到“遵法速剃”的命令，并严格规定：“十日后仍不剃发者立斩！”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春，朝廷中出了一件大事：备受顺治皇帝信用和礼敬的大学士陈名夏被处绞刑。陈名夏的罪状中，固然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结党怀奸等内容，但使福临终于下决心处死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陈名夏公然主张“若要天下安，留发复衣冠”，对清初的剃发令持否定态度。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里，少詹事李呈祥上奏，请朝廷在部院各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当时的满人多因军功得官，恃功而骄，虽然大多数不懂汉语汉文，缺乏理事才干和经验，却掌握着部院各衙门的大印，实际上已经影响了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福临看了李呈祥的条陈，很生气地对内院大学士们说：
“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入关之前，都是满臣赞理政务，并且多有进军行阵之劳，所以能得天宠，成就大业。那时候为政可曾咨询你们汉臣？如今，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你们汉臣为什么反生异志？要论道理．就应该首崇满洲才对！想是因为你们多是明朝之臣，故而有此妄言！”
八天以后，李呈祥被流放盛京，在流放李呈祥的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出马，面试学习满文的汉官——通过考试的仅有三人，全都升用；十多个不及格者，责令其继续学习等候再试；大多数全未通晓的一概降级！他用这样的行为，来向李呈祥们报复示威：你说我们满人不行？我叫你看看你们汉官更不行！
但是，骂归骂，罚归罚，满洲大臣们在政事上究竟有多大能耐，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也是他的奋斗目标之一。所以，在李呈祥遭流放四天后，顺治帝又谕命六部：凡一部中有两名满尚书者，裁去一员，以免推诿误事。到了这年的六月，福临自己又提出：内三院是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应当挑选贤能，所以每院增设汉大学士二员。一下子把内院大学士的名额由七名增至十四名，翌年更增加到十七名。其中除图海等两名满人之外，都是具有丰富统治经验和行政能力的汉人和汉军旗人。
顺治亲政的开头几年，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满汉一体的话，也经常表达他对满汉关系的基本看法。他说：“历代帝王大多专门治理汉人，而朕要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方惬朕怀。早年间李自成陷燕京，你们汉官汉民受何等荼毒，是我们满洲将士入关，翦除大害，才给了你们安定。即使今日边隅贼寇遗孽残害百姓，也要靠满洲将士驱驰扫荡。满人既救汉人之难，汉人当体满人之心云云。”
很明显，此时顺治帝的满汉一体，是要把汉官汉民一体到满洲里去，要求汉官汉民拿满洲人当大救星，甘心做奴隶受统治。
他也十分提防满洲人会失了勇武之风，出猎之时，都不忘对诸臣说：“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每出猎，就是为要练习骑射。虽然日理万机，也应不忘武事！”
顺治皇帝给了满洲人优厚的待遇，国家机构中首崇满洲，旗下军民终身享有钱粮，除了这些优厚待遇之外，清初为害峻烈的圈地法、投充法、逃人法这三大弊政，也是为维护满洲八旗特权利益而立的特别法令。
他明知圈地为害之烈，却还是直到顺治十年、该圈的地差不多也都圈够了之后，才下旨停止圈地，由圈地引起的投充也渐渐平息下来。而三大弊政中的逃人法，从宽还是从严，在朝廷的讨论中几起几落，始终不能解决。
清朝入关前，抢掠汉人为奴隶，作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入关后，土地被圈占的汉民多有带着土地财产投到旗下为奴的，即为投充，他们也是满洲八旗军民的私有财产。奴隶们不堪忍受主人的虐待而逃亡者，就被称为逃人。收留逃人的，被称为窝主。窝主窝藏逃人，就等于抢夺了满洲八旗军民的家产，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那是绝不能容许的。因此从关外到关内，处理逃人，立法最严，这也是满洲各旗向国家、向皇家要求的最重要的保障。
福临亲政后，逃人问题仍然很严重。代表满洲亲贵利益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议出更严厉的法令：窝主被断给逃人之主为奴，窝主两邻（因不举报）流徙，捕得逃人在途中复逃，则解差也流徙。顺治帝认为过严，命再议；结果仍以原议上交皇帝。福临必须依靠八旗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只得批准。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二月，兵科给事中李裀上书皇帝，认为逃人现象有“七可痛心”，建议国家改变一味的严刑峻法。他说得精辟而恳切，充满了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
他说的那些道理，顺治皇帝其实也明了于心。他读了那么多儒家典籍，当然知道天下人都是皇帝的子民，满洲权贵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互相抵触的。但是，面对满洲亲贵们，他却不能堂而皇之地把这些话说出来。
经过满清诸王贝勒讨论，认为李裀虽然是监察官员，应该允许他发表意见，他所说的一切，按照法律也无罪，但他说的“七可痛心”却情由可恶，因此，应该处死。顺治帝不准，命再议。又议得杖责四十、流徙宁古塔。顺治帝命免杖，安置在离关内近一点的尚阳堡。
身为皇帝的福临，只能用这样曲折的方式来保护他朝廷中的一个中下级官员。而他这点有限的保护并没能起到多大作用，李裀第二年就死在尚阳堡。不知得到李裀的死讯，皇帝又作何感想？
而就在同时，议政王大臣们进一步加强了逃人法，将其修改为：窝主处绞刑，家产尽行籍没；窝主邻居十家流徙，有关官员分别处分。这样一来，每有一个逃人，就会有一个窝主被绞死，一干官员受严惩，许多无辜百姓被牵连、家破人亡。
福临不再退让。顺治十三年六月，他为此向八旗军民官兵发了一道专门的谕旨：“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以抚养，义无可去之理；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故特立严法示惩。以一人之逃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意困辱、无非刑拷打，彼自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尔能容彼之身，彼自能体尔之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日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
顺治十四年二月，福临修改逃人法，免了窝主的死罪。顺治十五年五月，针对有奸人借逃人敲诈百姓的情形，福临又下了一道谕旨：“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室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衙门，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从重治罪！”
这道谕旨激起了剧烈的反响，满洲人是享有特权的，即使犯法，也不由地方官处理，而今规定各省督抚居然可以对旗下人逮捕、治罪，自然激起了八旗亲贵们的不满。
他们的不满远不止这一项。
在关外的皇太极时代，六部初建，都是由亲王掌管的。当时亲王们都是手中握有军权的旗主，实际上处在能与皇帝相抗衡的特殊地位上；而六部是国家机构，有实权自然就有实利，亲王兼管六部，不仅有面子有好处，更分去了皇帝对政府的控制权。到了多尔衮执政时期，为了集中权力，他废除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使六部直接听命于他。福临亲政时，为了争取满洲亲贵们对自己的支持，以便清除多尔衮的势力，所以又恢复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福临也要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再说，由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从政经验而又功高权重的亲王们管理六部，各种弊病日益显露，已阻碍了六部作为政府部门去发挥它们的职能，在朝廷政局基本稳定的顺治九年，福临便又停止了亲王郡王兼理六部。手里的权力被夺走，亲贵们怎能不心生不满？
而且，有鉴于多尔衮摄政专擅的教训，福临竭力把宗室诸王排除在政府之外。他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养尊处优，满足他们俸禄、仪从、府第等地位上和生活上的高要求，就是不给他们实权。只有需要领兵出征时，才封之为大将军，给以相应的权限，出征归来一交印，仍然不过是随班朝贺的亲贵而已。这些宗室们本来功高权重，福临一无犬功，二来年幼，居然这样把他们排除在政府之外，又怎能不感到恼怒？
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是入关前军事合议制时期留下的祖制，它有权对皇帝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福临常常因这个会议的掣肘和束缚感到不满，却不敢轻易裁撤，只是设法按照自己的需求对参与议政的人选进行了调整，以减少他推行新政的阻力。即使如此，议政王贝勒大臣们也感到皇帝削弱了他们应有的权力。
福临在国家制度和机构建革中的汉化政策，也引起满洲大臣们的愤怒。在他们看来，这天下是满洲八旗打下来的，就应该属于满洲，他们这些从龙之臣就应该享受一切权力和利益，就应该把持政府的所有要害部门。内阁、翰林院等机构的建立，使那些他们瞧不起的被征服者竟然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大权，又怎么能够甘心？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福临下令撤掉各省守催钱粮的满官，并停止派遣满官榷关。这两种官的品位虽然不高，却是极好的肥缺。可以想见，这些满洲贵族和官吏眼看着财源滚滚从自己手中溜走的时候，他们怎能不愤怒？
福临禁圈地、宽逃人法，更是实实在在地直接损害了八旗军民的利益。土地奴隶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增加圈地、增加奴仆也是他们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皇帝一条禁令，堵死了他们这条生财之道，又怎能不怨声载道呢？
那么，汉人满意了吗？
当然不。
被“蛮夷”征服，被迫剃掉半边头发，梳一条丑陋无比的辫子，被满人当成下等人，这种生活，谁会感到满意？何况，在满洲征服中原的时候，血流成河、伏尸如山，这样的仇恨又怎么是皇帝稍微放松他们颈上的枷锁就会消失的？
但是，汉化是必须进行的，若继续原来的政策，元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这样的变革必须小心谨慎，维持平衡，才能保持大局的稳定和人心的稳定。必须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让满族与汉族真正在利益与习俗上达成和解。
福临却并不是一个足够理智、耐心的人。他年纪太轻，性格高傲任性，缺少必要的弹性与妥协精神。面对这样的艰难局面，他的变革太快、太急也太猛烈了，他脱离开他的基础，朝前跑得太远。
本来南明未灭的时候，满洲亲贵还能暂时忽略对皇帝的不满，齐心合力，共同对抗外敌。当顺治十六年南明灭亡之后，满洲亲贵们心中的郁愤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就在种情势之下，顺治遇到了一场大危机，这次危机，来自南明的延平郡王郑成功。
2．延平郡王郑成功
郑成功是著名的民族英雄，早在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正月，郑成功即自南粤募兵返回福建安平，会故臣将吏设明太祖帝位，矢盟恢复大明江山。他自称“招讨大将军罪臣”，设官分领各军，闽中旧将“多归心”，势力日渐强大。永历称帝后，郑成功又奉永历年号，先后被封为威远侯、延平侯。自顺治四年至七年（1647-1650年），他率领海上义军，连破福建的同安、海澄、漳浦、泉州及闽南沿海一带地方，进据金门、厦门，东南沿海沿江的局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大波动。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七月，郑成功在厦门建立抗清基地。并将他在厦门设立“六官”分理庶政，遣官在各地征集粮饷和兵器，分其军为左、右、前、后、中五军，自领中军。此后，金、厦地区的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社会经济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年初，郑成功率军团勤王，欲图解救被清军围攻的广州，三月即攻下惠州。清军乘此机会偷袭厦门，掠走了郑成功的父亲，并将郑氏父子积蓄的金银珠宝和米粟数十万斛尽数掠走，等到郑成功回时，清军早已撤走。郑成功大怒，引刀断发，发誓报仇。于是，重修炮台，大练兵甲，赏罚无私，兵势雄起，增至六万余人。他率军先后连取海澄、漳浦等地，大败浙闽总督陈锦、提督杨名高、总兵王帮俊。
顺治九年四月，郑成功进攻闽南军事重镇漳州，陈锦出征，被其家奴刺杀，将首级献与了郑成功。一时，抗清义军不断壮大，势力扩大到广东的潮州、潮阳、惠来、揭阳一带。
顺治九年七月四日，孔有德在广西省会桂林遭到大西军重重围困，被迫自尽。顺治九年八月十八日遣使谕尼堪等人说：“闻贼入广西，于七月初四日攻陷桂林府，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向命王等剿灭湖南贼寇，平定贵州，今毋往贵州，仍从湖南进取宝庆，其西安府调发满洲兵将，及提督总兵柯永盛官军．同续顺公留于宝庆，王领大兵入广西，相机搜剿贼孽，其余一应事宜，俱照前敕遵行。”同一天顺治又谕尚可喜、耿继茂：“览王奏疏，尽悉孔有德身殁，朕甚悼切，故遣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精锐兵将，星速启行，不久即至广西，王等其勿前进，徜敌入广东，王等务计万全，以待大兵，毋得轻动。”九月，顺治又遣军统领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固山额真马喇希往征广东，相机剿除入侵广东之敌军。尼堪出征前，顺治赐敕书写道：“王膺兹命，一切机宜，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可令顺治没有意料到的是，出征不久，就传来尼堪轻敌中伏、兵败被斩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