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于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以后坚持了十三年的小朝廷，在境外又延续了两年后，终于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胜利使福临欢欣鼓舞，但是，南明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更难的任务还在后面。
3．仁德之政
顺治皇帝决定以仁德为政，按照儒家的治国思想来维护和巩固大清的统治。他的策略一项项实施了，比如鼓励农耕，奖励开荒，重用人才，整顿吏治，逐步缓和民族矛盾，并且渐渐显现出它们的效果。
中国历来是农业经济，以农为本。而满洲人不事生产，以劫掠为业，对农业毫不重视。顺治改变了这一点，一再宣示鼓励农耕。
圈地对中原农业破坏极大，在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下谕旨“永不许圈占民间土地房屋”，由圈地引起的投充，在严厉惩处借投充强占土地财产的罪犯之后，也渐渐平息下来。
他接受了范文程提出的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垦荒的建议，开始了清政府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屯田垦荒，后来又以官府贷给耕牛、种子以及三年不征、五年不征等优厚条件，奖励全国各地招民垦荒。顺治帝的这一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大战乱之后濒于绝境的农业生产，因此而渐渐复苏，流亡纷纷回归，户口日益繁盛，国家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在经济实力上很快超过了南明永历政权。
政策是要官员来实施的，顺治大力整顿了吏治，吏部尚书谭泰、江宁巡抚土国宝、大学士陈名夏、顺天巡按顾仁等都因贪贿被诛杀。顺治帝甚至面谕刑部说：“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一向法度太轻，革职问罪之后，还能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今后大小官员，凡受赃银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一概籍其家产入官！着为定例！”国家制定了对朝廷官员贪污的非常严厉的惩治制度，凡贪污十两银以上者，革职拿问下狱，直至流放杀头。顺治帝派出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史巡视各地，对地方的高层官员如总督、巡抚、总兵等人的不法及害民行为随时纠举。监察御史出巡前顺治亲自召见，并严格规定：一经点差，他们就不许见客、不许收书信、不许沿途州府县司等官送迎，违禁者给以重惩。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采纳汉官魏象枢的建议，实行大计天下，即对全国地方官进行甄别考核，并规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形成制度。每次大计，都有详细的考核内容和奖惩办法。这一年经过大计，全国大小官员被革职、降调、退休的有九百六十九人之多。
在大计天下的同时，又对中央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同样的甄别考核，名为京察。第二年正月起，再对地方最高官员即总督巡抚们严加考评，结果在全国十四名总督巡抚中，有六名分别受到降级、解任和革职的处分。
福临崇拜立法周详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自己治国的实践中，大加效仿，建立制度。大计、京察，就是他为整顿吏治所立的法，经过法治的清洗和淘汰，提高了各级衙门的行政效率，推动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权力集中、政令统一方面明显地优于南明永历政权，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
辅佐福临完成这次观念转变并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辅佐者，主要是汉大臣。他们娴熟政务，饱有才学，把汉族的统治之术一一引导给顺治皇帝。
福临重用的汉大臣，首推范文程这位身历太祖、太宗和顺治三朝的大学士。
范文程，字宪斗，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代，明朝初年自江西迁居沈阳。他的曾祖父曾任嘉靖朝兵部尚书，宦海沉浮数十年，颇有政声；却受权臣严嵩陷害，革职削籍，郁郁而终。范文程自幼好读书，颖敏沉毅。家庭的遭遇，使他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早地预见到大明气数已尽。当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后，因敬他是名臣之后，在大量屠戮汉人之际，免他一死，还邀他参与政事。他也就半推半就，成为大金国最早的汉人文臣。皇太极继位后，范文程大得宠信，是朝廷最重要的谋臣，凡军国大事，皇太极无不向他咨询。当李自成攻进北京、推翻明朝时，范文程又以明睿的政治眼光，看到了千古难逢的机遇，向摄政王多尔衮进言大军入关、逐鹿中原、夺取天下。大清定鼎燕京之初，范文程为稳定局势、收揽人心、缓和民族矛盾做了很大努力。一旦多尔衮专擅朝政，变得势焰熏天，范文程又明智地后退，与这位摄政王保持相当的距离。
顺治帝亲政，范文程才又一次焕发了他的政治光彩。少年皇帝倚之如肱股，言听计从；授议政大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又进太傅兼太子太师，礼遇极厚。顺治帝曾亲自调制药饵赐给生病的范文程；还特遣画工到范文程府第为他画像，并将画像收藏在宫内，为的“见画如见人”，能日日晤面；恩赐给范文程的御用衣物食品，更是多不胜数。最令范文程感泣不尽的是，顺治帝竞考虑到他的形貌颀伟，下令为他特制衣冠，以求合身称体。老臣与少主之间的感情，已超越了一般的知遇之恩了。
在范文程的建议之下，内阁、翰林院、宗人府等政府机构的相继建立和充实，随着各种官制、法律、条令的颁布实施，整个国家机构基本得到完善，巨大的统治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福临懂得了儒家的文教治天下的奥秘，在范文程等人的影响下，他学会了尽量利用汉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去不断完善他的统治。他和历史上的汉族统治者一样，把四书五经奉为最高教义，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大力提倡德治仁政和教化，反对苛政和嗜杀；提倡已成为汉民族传统习俗和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特别提倡忠君，极力推崇孝道，还把这些观念推广延展到满蒙社会，以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
和他的父亲皇太极、叔父多尔衮比较，福临的汉化政策又进了一大步。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汉化还只停留在模仿明朝的政治制度、录用明朝降官的阶段，而福临的汉化已经深入到思想文化、习俗风尚这一领域，不仅缓和了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而且由思想统一推动和加强了政治统一，对清韧迅速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起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提高汉官在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和地位，福临又突破了许多祖制旧规：
同级的满汉官相见，汉官必须长跪，满官不叫起不得起；顺治帝命改为见面时汉官一跪见礼即起。
改变了汉官不得掌印的祖制，下令说：“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着掌印，不必分别满汉。”
改变了同级满臣高于汉臣、武臣高于文臣的薪俸制度，在顺治十三四年（公元1656年至1657年）间，实现了文武俸禄不论满汉，一例照品级支给的新制度。
改变了同官满臣高于汉臣的品级制度，如原来同是六部尚书，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顺治十五年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例如六部满汉尚书俱为正二品。
在提高汉臣地位的同时，顺治皇帝还大力推行科举。有名的丁酉科场案，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一件大事。科举制度原本是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统治者的妙招。清朝一入关，就连年开科取士，以迎合汉士子，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为了显示清正廉明，为了拔取真正的人才，对科举考试过程中人人痛恨的贪赃枉法、作弊贿买施行严刑峻法，是顺治帝的必然选择，也是他肃贪的一贯作风。诚然，丁酉科场之狱，主考官、房考官及考中的士子，许多人因此被杀、被遣戍流放，处罚太重，常常被当做民族压迫的一个例证；但此事发难者是汉人，受祸者也是汉人，清朝用严刑峻法处理了此案，竟能使大多数未能考中和年年被摈的士人感到出气、感到痛快，并使后来的科举受到震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清正、较少弊端，又是顺治帝乃至大清朝的一得了。
福临仰慕朱元璋立法周详可传永久，亲政七年、积累了相当统治经验之后，他组织了一批大学士校订《大清律》，这是福临立法治国的一件大事。《大清律》一直沿用到清末，虽然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间，有所增减，但它的基础和基本构架是福临建设的。
由于福临推崇儒家学说、提倡文教治天下，全盘继承汉民族的精神文化，一方面，使明朝的降官和士子们可以在儒家忠君的旗帜下，卸却民族大义的道德负担，心安理得地效命于新朝；另一方面，国力的增强、严厉处置丁酉科场案，也大大地消解了汉族士人对异族统治者的敌意，一些闭门不出或隐匿山林的高人名士，此时纷纷重登仕途、再进科场，出现了“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齐夷下首阳”的奇观。
由于政策对头，保证了基本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惩贪、垦荒、轻徭薄赋等项措施，逐渐恢复了社会生产力，全国人丁户口由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的1000万增加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的1900万；田地也由290万顷增加到514万顷，差不多都增长了一倍。国库充实、物价稳定，许多地方都出现一派丰昌景象。
但是，就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好转的同时，顺治与满洲亲贵们的矛盾却越来越激烈了。他于汉族文化的逐渐深入，拉远了他与本族传统的距离，他的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甚至感情上，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使得顺治越来越多地陷入两难境地，无法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