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心怀不满的人倒的确是有的，这一次的人地位更高，乃是礼亲王代善的儿子固山贝子硕托和他的儿子、代善的孙子多罗郡王阿达礼。在盟过誓之后、福临登基之前，阿达礼跑去对多尔衮说“王正大位，我当从王”，表白自己愿意拥戴多尔衮当皇帝；又跑到郑亲王济尔哈朗府上，对他说自己的祖父、礼亲王代善“命我常至其府中往来”，隐约间表明他们已得到代善的支持。硕托又派一个叫吴丹的人去多尔衮那里，说“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我谋矣，王可自立为君”，内大臣和御前侍卫他们都联络好了，大家一起拥戴多尔衮，鼓动多尔衮自立为君。当时代善病着，阿达礼、硕托去到代善府上，托名探病，在代善耳边说他们已经商量好了，一起拥立多尔衮做皇帝。代善沉默不语。
硕托等人紧锣密鼓，极力把几个最有权势的人拉下水。他们实在是见事不明，对代善和济尔哈朗而言，在大家已决议扶立福临之后再来拥戴多尔衮，是一件并无利益可得的事，却有可能搅乱刚稳定下来的大局，得不偿失。于是代善和多尔衮告发了他们，将他们私下的密议公之于众，审问之后，阿达礼、硕托扰政乱国，以叛逆论罪，阿达礼的母亲、硕托的妻子有结党助逆之罪，俱被处死。同谋的吴丹、罗洛宏等人，亦一一治罪。
对代善和多尔衮而言，处死阿达礼和硕托，内心应该并不情愿。但是，情势格禁，亦只能如此。有一个最危险但不能轻易处置的人，在瞪大眼睛盯着他们的行事，稍有不慎，先前极力避免的内讧或许就会忽然爆发。那个人，便是在皇位之争中一无所获的皇太极长子豪格。现在豪格的情绪，便如同一个火药堆。
在豪格看来，多尔衮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过去，因为他是叔父，所以领兵打仗时才会成为主帅，压在自己头上。如今，明明自己最有资格继承皇位，偏偏又被多尔衮搅了好事，身为先帝的长子，没当上皇帝，也没有当上辅政王，那些曾经依附自己的两黄旗大臣们，现在也渐渐疏远了自己、倒向多尔衮那边，让他如何甘心？
经过这一场皇位之争，原本关系便不好的多尔衮和豪格，就此成为死敌。他们两个两败俱伤，在心灵上全部创巨痛深。
多尔衮好歹当上了辅政王，可以掌握实际权力，豪格却一无所获。如果此时多尔衮真有什么接受阿达礼和硕托拥立的举动，郁愤之下，豪格一定会不惜动用最激烈的手段来反对的。
阿达礼和硕托策划败露之后，多尔衮也已经无法从轻发落他们。阿达礼和硕托的人头，成了这种情形下的稳定器。不管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一子一孙的性命为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为大清发挥了安全阀的作用，巩固了刚安定下来的局面。
多尔衮十分内疚，此后，他大力提拔阿达礼的同母弟弟勒克德浑，使还很年轻的勒克德浑屡立战功，后来成为清朝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硕托的儿子也一直由多尔衮恩养，照顾有加。代善当初和阿巴亥有暧昧，阿巴亥被逼殉葬时又袖手旁观，多尔衮心中是不无芥蒂的，后来却对代善一直礼敬有加。当他大权独揽，大力打压宗室的时候，也极力绕过代善的正红旗，反而对其子孙多加提拔，代善的儿子满达海，还被封为亲王，成为后来掌权的理政三王之一。这些，都是后话了。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皇帝位。两位辅政王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当众发誓，要秉公执政，效忠皇帝。但是，就在半个月之后，他们的誓言余音尤在的时候，辅政王多尔衮替小皇帝发布谕旨，命令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军攻伐锦州与宁远，两天后就要出征。
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命令。仗具体要怎么打、完成什么样的目标、各方面如何配合，全都语焉不详。当时的大清多有名将，为什么一定要辅政王出征？为什么仓促如此，必须在两天后就要出发？为什么是排名在后的多尔衮命令排名在前的济尔哈朗？
这件事很容易导向一个结论：多尔衮要揽权。
果然，济尔哈朗带兵刚走，多尔衮就代小皇帝发布谕旨，晋封自己为摄政王。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但是，“辅”与“摄”之间，分量大有不同。辅政者，辅助君主处理政事；而摄政，则是代君主处理政务，已经可以直接发号施令了。
虽然，摄政王多尔衮礼仪上很客气、很温和，依然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济尔哈朗的后面；但是，有了辅政王改摄政王的实际利益，排名先后，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多尔衮接下来的步骤更有实际影响力：一个月后，他召集诸王、贝勒、大臣们开会，会议的决定是，从摄政王开始，所有亲王、贝勒、贝子“悉罢部务”，不再分管政府六部事务，所有政府工作全部由各部尚书负责，各部尚书直接对摄政王负责。这是中央集权的有力举措，这样一来，多尔衮大权独掌，对整个朝廷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大为加强，同时，诸王贝勒们的权力大为削弱。
一个月后，济尔哈朗从宁锦前线返回沈阳京城，发现在这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情势已经大为不同。济尔哈朗是个聪明人，深通明哲保身之道，他很快召集了诸亲贵王公大臣，当众宣布：今后一切政务都要先报告多尔衮，排名顺序也要把多尔衮的名字写在前面。
当初设立辅政王之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并列，并且让济尔哈朗排名在多尔衮之前，本来是有制约之意的。只是，面对多尔衮雷厉风行的手段，这一安排就这样失去了意义。
就在多尔衮把朝廷的权力一一集中在自己手中之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
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攻陷北京，就在那一天的凌晨，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寿皇亭旁的一棵老槐树上自缢而死，大明皇朝灭亡。
在崇祯把自己挂到树上之前，下令明军弃放宁远，赴京勤王，山海关外的大片土地尽为清国所有。
现在，明朝亡了，对大清上下而言，实在是一个很诱人的机会。但是，消息传到盛京的时候，清王朝统治层中对是否入关却颇有分歧。本来，占领了关宁，以满族的人口而论，已经是好大一片国土了，许多人觉得该当知足，以长城为界，与中原南北分治。也有有雄心、有眼光的人士，力主人关，一统天下。
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极力建议人关，指出现在进取中原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百年难遇，成基业以垂万世正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悔将来也在此时。他建议在战略上作出两项重大改变：一是明确主要敌人已不是明王朝，而是李自成农民军；二是把过去对明王朝的掠夺性战争，转变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为此，必须严申纪律，秋毫不犯，一改过去八旗将士烧杀掳掠的恶习，变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
范文程的分析和建议高瞻远瞩，极大地鼓舞了诸王大臣，尤其是年轻的多尔衮。他听取了范文程的建议，作出了大举入关的决策，并且马上下达了紧急动员令，“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征调兵马迅速集结。
就在出征之前，多尔衮还做了一件事。
在顺治元年的四月初一那天，正蓝旗的固山额真何洛会，在“力谏不从”的情况下，出面检举豪格“悖乱”，揭发了他经常散布的一些不利于多尔衮的言论，“睿亲王素善病，岂能终摄政之事？”又说，“睿亲王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之人，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说多尔衮身体不好、福薄、短命鬼，这个摄政王当不了多久——如果是这样，这豪格未免有点无聊，说这些话有什么用，身体不好又不是什么罪名，并不能激起朝野的不满，多尔衮大权在手，谁还能因为这个罢了他不成？豪格四处扬言：“我岂不能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乎？”想扯断人家的脖子，还整天嚷嚷，简直像个暴力狂神经病。
豪格对多尔衮当然是十分不满的，他本来就对多尔衮积愤已久，见他这样一步步把朝廷大权全抓到自己手里，焉能不怒？多尔衮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而他自己，就连两黄旗大臣也一个个被多尔衮拉拢了过去，也难怪他郁闷。只是，豪格真的有这么没头脑吗，说这些无用无聊的话，招惹一个自己明显敌不过的对手？但是，他有没有真说过不重要，司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是他的确说过，还有其他的“罪恶多端数不胜数”。多尔衮乘势对豪格加以打击，他召集诸王大臣会审，豪格的心腹固山额真俄莫克图、议政大臣杨善、伊成格、罗硕等，均以“附王为乱”罪名处死，豪格本人也差点送命。诸贝勒大臣请杀豪格，只是由于幼帝福临念及这位长兄的骨肉之情，终日啼哭不食，才使豪格免于一死，但受到罚没七牛录、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的重惩。
收拾好了后院，消除了可能来自背后的威胁，多尔衮领兵出征。
顺治元年四月初七日，多尔衮举行庄严的誓师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
四月初八日，六岁的小皇帝福临驾临大政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并赐给御用旗帜黄伞等物，以重事权。——多尔衮得到了类同于皇帝亲征的所有权限和军事力量。
四月初九日，大军开出沈阳城，摄政王多尔衮亲统满蒙八旗的三分之二及全部汉军，约十四万人马，以亲兄弟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为副帅，统帅八旗的各勇将名王以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个汉臣降将及范文程、洪承畴等重要谋臣，集中大清国的所有精英，倾国而出，直压中原！历史又一次送给大清和多尔衮一份厚礼：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所地方，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向清军求助借兵，请灭流寇李自成，为崇祯皇帝报仇。
吴三桂写给多尔衮的信很有文采，也很煽情。他说：“流寇逆天犯阙”，“先帝不幸，九庙灰烬”，自己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之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上，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他还说，“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所至，皆为所有，此又大利也。”清朝出兵攻打李自成，既可以得仁义功名，又有巨大的好处，这种摧枯拉朽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他请求多尔衮“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并承诺一旦平定了李自成，“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唯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明朝不仅用财物报答，还将割让土地以为酬谢。
走投无路之时，吴三桂顾不得什么华夷之分、敌我之辨，向昔日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发出了乞求。他当时想的，是借兵复仇，然后用金银土地作为清朝军队帮忙的“工资”。
但多尔衮的胃口，远比吴三桂预料的要大。在范文程的建议下，多尔衮现在想的根本就是登堂人室，拿下全中国，做整个天下的主人。
他给吴三桂的回信写得十分巧妙：“……至于今日，唯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因此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出兵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出兵，谁是主导，是“借兵”给明朝，还是清朝自行“救民于水火”，他含糊了过去。
他安慰吴三桂道，过去，虽然你与我为敌，今天却不需要有任何疑虑。为什么？就像昔日管仲射齐桓公，齐桓公反而以管仲为仲父，终于成就了霸业。今天，你能给我写信，我深为欣慰。你带领部众归附我朝吧，我们一定让你“封以故土，进位藩王”，“一得以报国仇，二可以保身家，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永如山河……”
这封信比吴三桂那封写得更高明。既没有断绝吴三桂的希望，又没有认下来按他的要求办。此后，双方信使往来凡八次之多，吴三桂坚持借兵，多尔衮坚持自己的想法。
李自成的大军越逼越近，吴三桂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多尔衮悠哉游哉，隔岸观火。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大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激战已进行了一天一夜，大顺军的攻势越来越猛，有的地方已攻上了城墙。有记载说，就在当天，城池的一角便险些被攻破。
而那天夜里，多尔衮来到了山海关外五里处的欢喜岭。此时的吴三桂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讨价还价了。多尔衮望着他那满脸的焦虑，不慌不忙地提出，吴三桂得先剃发改服，他才能出兵。
吴三桂答应了。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他头顶上的一缕缕头发，飘落到地上。或许当时，他并没有理解这一行为的真正意义，头发一剃，衣服一换，他的身份便不同了，他再不能是代表大明向满清借兵的主人，而是归顺投降了满清的一个臣子。多尔衮终于同意出兵了，吴三桂现在已经是他的掌中之物。不过，他依然从容不迫。为了保存八旗兵的实力，他命令吴三桂为先锋出城去冲击敌阵。这样，既可以检验吴三桂的诚意，又能探知大顺军的实力，以便他随后实施有力的突击。吴三桂的人马出城了，四月二十二，从早上到晚上，他率领大军冲锋陷阵，连杀数十阵。清人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这样描述道：“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以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多数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三挂）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岗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激战中，被优势兵力攻击的吴三桂军渐渐不支。突然，从海上刮起一阵大风，卷起漫天沙尘，咫尺不见人影。多尔衮指挥数万八旗将士齐声鼓噪，“声传十里”。据说，如此三次鼓噪之后，大风霾渐渐转弱。八旗铁骑遂在多尔衮号令之下，疾驰而出，向农民军猛烈冲击。一旁观战的朝鲜世子在给朝鲜国王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写到，仅仅一顿饭的工夫，战场上便积尸相枕，弥漫大野，农民军全线崩溃。吴三桂和阿济格二人率军一直追击到了永平。吴三桂派人前往李自成处，提出以交出明朝太子为条件停战，李自成接受了这个条件，将太子送到吴三桂军营，战事暂停。
这一仗打下来，吴三桂再也回不了头了，他从此只能做满洲人的一条忠心耿耿的狗，替他们撕咬自己原来的同胞。他与李自成已经不共戴天，后面，是多尔衮虎视眈眈的目光，身边是并肩作战的，是悍勇、残酷，只要一说起杀人放火抢东西就两眼放光的阿济格。
吴三桂很快被封为平西王。这个王位换来的，是他为清朝所起的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千军万马都换不来的作用。
吴三桂率关宁铁骑在前面开路，阿济格以“为中原人民复仇”的名义陪伴在旁，范文程以自己汉官的头衔、名义与温文风度发布秋毫无犯的安民告示。一路上，吴三桂以大明的“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的名义发布文告，声称要拥立太子，复辟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