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我们所观察的那些年轻的神经症患者中，由于与父亲相处不和睦时产生阉割恐惧的例子很多。如同前面我讨论过的例子中，费伦茨曾举出一个令人深受启发的例子，一个小男孩是如何将一只啄了他的小阴茎的野鸡当作自己的图腾。每当我们（犹太人）的孩子听说割礼时，他们就将它视为阉割。与孩子们的这一反应相对应的社会心理反应，就我所知至今尚未研究出什么结果。在远古时代以及在割礼极为平常的那些原始民族中，包皮切割是达到行成人礼的年龄时进行的，它们其实也可以说是返回孩童时代的一种变化发展而已（它是指割礼的意义在于使人返回到孩提时代，一切都得从头发展。——译者注）。更有趣的是，在原始民族中，包皮切割常与剪发和拔牙同时进行、而我们的孩子不可能了解这一点，事实上带着由此而产生的满心焦虑，将这两种手术视同为阉割。］。
当基督教开始传人这古老的世界时，它开始与弥特刺斯（波斯神话中先指光与真理之神，后成为太阳神）的宗教产生斗争，有一段时间几乎使人无法预料哪个神将会获胜。这位年轻的波斯神留给我们一种祌秘的色彩。也许，我们可以从它的一座雕刻中看出一些端倪。这座雕像刻着弥特刺斯正在屠杀一头公牛的情形，这象征了一位儿子牺牲他的父亲以逃避他的兄弟们所犯的罪恶。这种方式首先为基督教所利用并做了若干变形，那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为他的兄弟们承担原罪。这种方法由耶稣首先采用。
有关原罪的教义源自奥尔甫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的传说。它们构成了神秘主义的一部分，甚至还影响了早期的希腊哲学。传说人类被认为是提坦神（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族）的子孙，他曾将年轻的狄俄尼索斯一托格柔斯（希腊神话中的植物神）杀死，然后撕为碎片。因此，这种罪恶便被加诸于人类身上。从阿那克曼德（公元前610～前547，希腊哲学家及天文学家）的片断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原罪的观念如何破坏世界的协调性，同时使任何带有原罪的人们必须接受惩罚。提坦巨神们聚众闹事、肆意屠杀的一幕使我们想起了圣尼禄所提及的图腾祭典——类似的情形在早期的神话中曾出现多次，其中并包括了奥尔甫斯本身的死亡。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原罪在基督教的神话中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们违背了天父的旨意。不过，要是我们假设耶稣用牺牲自己来替人类担负原罪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假设这种原罪是一种谋杀罪。因为在根深蒂固的人类脑海中一直存在着血债血还的想法，杀人者必须偿命，这是一个定律，而自我牺牲则是这种血债血还条件下的另一种方式①。因此，倘若我们相信耶稣必须牺牲生命才能得到天父的原谅，那么，我们就能了解到其所背负的罪过必然是谋杀天父的罪名。
［①我们从企图自杀的神经症病人的研究中发现，他们的自杀冲动是由取代希望某人死亡这种念头的一种自责行为。］
在基督教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们所犯的罪必然是极为严重的，因为它必须要经由耶稣的牺牲才能承担这种原罪。对父亲的赎罪还包括了对女人的完全拒绝，因为女人被视为反抗父亲的起因。不过也就在这个观点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矛盾情感的存在。当儿子在尽最大的努力赎罪时，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他达到了反抗父亲的目的因为他被自己列为神，或者应该确切地说，他取代了父亲的地位。于是对天父的信仰终于转变成了对儿子的信仰。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教会的仪式中看到夢期图腾餐的现象。在他们所举行的圣餐礼中，我们看到了那拽兄弟们分食着象征耶稣（不再是天父）血肉的食物，并借此来仿同他和得到恩泽。透过这漫长的岁月，我们可以找到图腾餐与动物献祭、与神人合—的人祭以及与基督教的圣餐之间的同一性。而且，在这种种礼仪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一压得人们无法抬头，却多少又让他们引以为豪的原罪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教圣餐从本质上讲是对父亲肉体上的消灭，是那一罪恶行径的重演。这我们可以从弗雷泽的研究中明确地看出，他说：“在基督教的发展中，圣餐的出现必然绝对早于其教义的诞生。”
关于图腾崇拜的总结
我们在前而就已讨论了儿子们与父亲之间的斗争，这一现象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化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我们对它却很难全面认识，因为它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转变。现在，我将开始从神话学中找出这些痕迹。
从罗勃逊·史密斯的研究中，我们很惊异地发现早期希腊的艺术竟然与图腾餐的情景有着极相同的地方。我个人对希腊的早期悲剧有极深的印象，它们常是：一群人围绕着一位英雄的化身并听从他的命令和指示。这位英雄的化身在开始时是惟一的演员，接着才川现了第二第三位演他们就像是由他所分离出来的一样，可是却又常抵抗他。不过这位英雄与群众的联系并未因其他演员的出现而受到干扰。这位悲剧中的英雄注定必须受苦，这也是构成悲剧的中心。他必须承担那些被认定的“悲剧性罪恶”。那些罪恶并不容易被人所发现，因为就现在的眼光看来，它也许并不构成罪恶。它们通常都是起源于反抗某些神及其所构成的威胁。在此时，群众满怀同情陪伴着英雄，竭力阻止他，警告他，并竭力使他冷静下来，最终将他抓起來，并且在他受到应得的惩罚后，人们才又开始哀悼他。
为什么悲剧中的英雄必须受苦？他的“悲剧性罪恶”又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简洁地做一个答复。他必须受苦只是因为他是原父，他的原始悲剧被人以曲解的方式导演出来，他所以必须承担悲剧性罪恶主要是因他要替众人受罪。因此，这幕戏剧的出现，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经过有系统的曲解所形成——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由伪善而刻意造成的。我想在最早期一定是群众的行为成为英雄受苦的原因，不过由于时代久远，他们逐渐对此失去关心终至于忘却，甚至开始怀疑英雄的受苦是由于他咎由自取。那些由胆大妄为和反抗权威而造成的罪恶实为群众所犯，可是英雄（主角）却必须担负这些罪恶。因此，即使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悲剧英雄也只有替群众背负起这种罪过。
在希腊的悲剧中，其主题常涉及戴奥尼索斯（希腊神话中酒神及戏剧之神）受苦的情形，而那些他的拥戴者则哀悼且仿效于他。这也是为什么已近绝迹的戏剧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热情而再度掀起高潮的原因。
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汇集在伊底帕斯情结之中。这正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中认为伊底帕斯情结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不谋而合。最令我惊奇的是，社会心理学的种种问题必须对一种最基本的事情（即人们与其父亲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研究，才能找出其中的解决之道。我也常一再提及矛盾情感（即对同一目标同时存在着爱与恨两种情感）常是造成某些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我们对这个矛盾的起源一无所知。也许有人会假设它是人类情感生活中的一种本能。不过，对此我倒宁愿采取另外一种看法，我相信它们并不是构成人类情感生活的原始部分，它们是伴随着父亲情结①而经由后天所得到的。这我们可以经过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在现代人中清楚地得到验证。
［①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的父母亲情结。］
我在结束讨论之前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虽然我的论述将一个简单的观念复杂化且产生了许多分歧，但仍不会让人们对我的论点产生怀疑或者使我的总结出现困难。对此，我将再度向读者提出两点说明。
首先，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将集体意识的存在作为我的假设基础，在此，它们的心理作用过程也和个人的心理作用相同。尤其我假设了一种罪恶的产生，这种罪恶是由某种行为造成，而这种行为已存在了数千年，甚至还继续影响着人们，可是大家都对其一无所觉。我也假设了一种心理过程的存在，它显示了那些因父亲的不当态度而儿子们如何去驱除父亲，同时如何不断地演变传递到后代。我必须承认这些假设都会遭到极大的困难，如果有任何解释能代替上述的假设，则将是更优异的学说。
由此看来，并不仅是我应该对这些大胆的假设担负责任。不过，要是我们不假设有集体意识的存在，因为集体意识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忽略因个体的消亡而出现的心理活动的中断。那么，社会心理学将无法形成。因为除非心理过程能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否则，要是每一代的人都由自己创造一套对待生命的方式，那么，社会不仅无法进步，而民极有可能倒退。对此，我们还面临了两个问题：究竟有多少的心理作用能够传递到下一代？一个时代的心理状态经由什么样的方式传递到下一代？我不敢声称这些难题都能得到解决，或者说，由于直接接触和传统（是一个人最直接接触的事情）的影响即足以说明整个过程。就整体而言，社会心理学对那些所谓的世代间心灵连续需要的因素并不太感兴趣。这一难题也许部分地可以用心理气质的遗传来解释，不过，心理气质必须先在个体的生活中获得一定的内在动力后，才能被激活进人实际运作。这种心理的连续性我们可以用歌德的著作《浮士德》中的一句名诗来表示：
“将由你父亲传下来的东西，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
要是我们承认心灵的行动能完全被压抑而吞不出痕迹，那么，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不过我相信即使有彻底的压抑，也将留有一些被修正过的取代性行动及因此而产生的反应。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没有任何时代可以在主要的心理过程中排除上一代的影响。
由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每一个人在潜意识的心理活动中都具有一种解释他人反应的能力，也就是了解他人在表示其情感时所作的伪装。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潜意识中对由于父亲关系所形成的种种习俗仪典和禁忌的解释为：当他们在从事某些被禁止的事情时，他们带有一种罪恶观念。他们对这些行为感觉悔恨，同时不再违犯，因为任何违犯这种禁忌都被认为绝无益处。类似的情形我们也可在神经症的病人之中看到。不过，要是我们问这些病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反成，我们将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在这些病人身上只能看到那些属于行动和情感之类的东西。我们发现在深藏于那些神经症病人的罪恶感下面的完全是心理上的问题。这些病人的特征，主要是在于他们将那些心理上的思想问题当作事实一样来严重地考虑（例如一位强迫性神经症的病人，他可能一直重复着检查房来确定它是否已被关牢。——译者注）。
至于原始民族是否也具有上述的特征？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我们前面所叙述过的许多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具有自恋倾向，同时他们对自己心理上的行为往往估计过髙。因此，我们可以说只要从对父亲的那种敌视行动及希望杀害父亲的那些幻想，即足以促成图腾崇拜和禁忌这些观念的产生了。我想我们也不必因了解了这个心理现象，而对我们一向自傲的文化遗产感到失望，因为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们早已能够合理地对付这种问题了。也许有人还会争论说，从家长统治方式过渡到兄弟部落这种转变并不真正存在。我想这是一个极有力的论点，不过我并不认为这将成为定论。我认为这种转变也许可能较为缓慢，但它多少可以从那些道德反应中观察出来。只要我们能感觉出最早期父亲的那种权威压力和儿子们的敌意，上述的情形就可能在较后期出现。我想任何认为能够从对父亲的矛盾情感所引起的禁忌与祭典仪式求得绝对正确答案的想法都是不合情理的。因为这些仪式和强迫性神经症病人的禁忌一样都是因为心理因素——就是出于其意向。我们不能用现代人或正常人的眼光和价值观来衡量它们，因为那将犯极大错误。
在此，我们必须再面对一个难题，即对于某些人的某些基本特征的解释，我们应避免因个人判断而影响到事物的本质。例如，在原始民族的心理中，希望和行动占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于以此为出发点来了解他们的行为，而不是用我们的标准来纠正他们。因此，让我们对神经症展开更为细致的检查，因为正是与这种病症的比较导致了我们目前的这一疑虑。不太准确地说，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过分的道德包袱的重压下，只是在防御心理的现实，并且因仅仅是感觉到了某些冲动而我惩罚。历史的现实在此也占有一席之地。早在孩提时代，他们就有了这些邪恶的冲动，纯粹而又简单，并且在童年尚欠阳刚之气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这些冲动转化成动作。这些过分贞洁的人们中的每一个人早在婴儿时代便都经历了一个邪恶时期，即性倒错阶段。这一阶段成了后来极度道德时期的先驱和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假设在前一种情况下，心理的现实（至于它的结构形式，我们不加怀疑）一开始就与事实的现实相符，原始人也真的是干了他们想干的一切，那么原始人与神经症患者间的相似性将因此得到更彻底的巩固。
最后，我要声明的是，我们不能因为神经症病人和原始民族在有些方面相似，而导致我们偏离了对原始民族的正确判断。我们必须牢记，这两种情形也存在着差异，他们对思想和行为的区分并不如正常人一般清楚。神经症病人常“压抑”其行为而以思想取而代之，原始民族则是“不受压抑”而把思想直接变成行为——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着重于以行为代替思想。基于此，没有任何理由能使我在最后做出一介完善的结论。